兴义笔山书院与甘肃清水进士刘杭

作者  罗 倩/罗 松

        2025年3月25日，通过兴义刘氏庄园工作人员介绍，甘肃天水（职校）师范原副校长刘启昌先生联系上笔者。刘启昌先生赴兴义，目的是寻访其先祖（六世祖）刘杭的史迹。据其掌握的资料，刘杭曾任兴义知县。其时，笔者刚根据《笔山书院陈列馆陈列大纲》完成陈列馆的展陈布置工作，于查证中得知，在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重建历史上第四座笔山书院相关资料中，记有“得到兴义知县欧阳墀（湖南人，1889年到任）、刘沆（甘肃人，1890年到任）的大力支持”。此外，再无其他记述。之后，笔者于民国《兴义县志》里查到，清光绪一朝，曾任兴义知县的刘姓官员仅刘沆一人，其就职兴义知县关联时间及人物为：欧阳墀，湖南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任；刘沆，甘肃人，进士，光绪十六年（1890年）任；伍恩桂，江西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之后的数次对接，刘启昌先生坚称其祖上名为“刘杭”，而非民国《兴义县志》所载“刘沆”。“杭”与“沆”，其中必有一误。通过对刘启昌先生所提供的几件历史物品的深入研究，我们不但明确了“刘杭”之名正确，更揭开了兴义笔山书院一段重要的历史。

　　一、刘杭历史信息

　　刘杭（1825—1889年），字霞舫，甘肃秦州直隶州清水县（今甘肃天水清水）人。其历史信息虽然不是很多，但散见于史籍。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宋保炯、谢沛然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2838页，记录刘杭为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三甲第一百二十九名进士。

　　《甘肃新通志·人物志》有刘杭之父刘养锋一条记载：“刘养锋，字玉屏，清水人……少子杭，字霞舫，辛酉选拔，庚午副榜，乙亥举人，丁丑进士。历署贵州贵定县知县、都江厅同知、兴安州（注：贵州无‘兴安州’）知州、补授兴义县知县，屡充贵州乡试同考官，荐取多名士。刘氏一门贵盛，邑人荣之。”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三义在其《清水籍光绪朝进士刘杭的史料寻访琐记》一文中也有如下研究：

　　江庆柏编著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在表中第173页有一行信息：“刘杭（1825—？），字霞舫、贻屏，籍贯甘肃清水，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在《清德宗实录》卷五十一（光绪三年五月十日）能清晰地看到刘杭的名字。刘杭考中进士的题名录，在光绪《平远州续志》卷三《秩官志》和民国《清水县志》卷十《选举志》都能查到。

　　刘杭同科一甲状元王仁堪生前诗文，被其子王孝缉收入《王苏州遗书》，其中卷八《奉使纪程》提及，光绪十一年（1885年）王仁堪充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兴义县知县刘杭曾参与襄校。

　　在天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天水市志》下卷第2773页的表中，有刘杭基本信息：“刘杭，（籍贯）清水，（科年）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贵州兴义知县。”相对详细的还有清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清水县志》，第1050页的文字显示：刘杭（1825—？），字霞舫，号亦贻，男，汉族，养锋之子。清道光己酉（1849年）拔贡，同治庚午（1870年）副魁，光绪乙亥（1875年）举人，光绪丁丑（1877年）进士。历任贵州贵定县知县，都江厅同知，兴安（应为平远，今织金）州知州；补授兴义县知县，屡充贵州乡试同考官，推荐选拔者多为名士。这一段相对完整的信息来源于民国时期的《清水县志》。

兴义县属新进文生银盘

　　民国《兴义县志》编撰的原因是，1946年国民政府内务部要求各县必须着手县志编撰，兴义县即由县参议会牵头落实。起自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正月，迄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秋九月，历时近两年完成。将光绪时期的兴义知县“刘杭”记为“刘沆”，应为笔误。该志书还存在其他笔误，如《职官》部分记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就任兴义知县的吴县人为“陶堃”，但在《名宦》里又记为“陶坤”。

　　 二、相关历史遗物

　　刘启昌先生提供的主要有“兴义县属新进文生银盘”“李桂林书法折扇”“桂运烜条幅书画”三件珍贵历史遗物。

　　“兴义县属新进文生银盘”，平底无足，浅腹，葵口，口沿呈八出花瓣形，盘沿外口，盘底外圈饰回纹，盘底回纹内镌刻“兴义县属新进文生”八字，再内圈由盘底边向盘底中心竖向等距镌刻八名新进文生姓名：隆祖钧、宋光第、萧家炽、吕金鼎、朱占奎、赖年华、刘显慎、刘显世。知县是地方行政主官，兼管地方文教。这件历史遗物，明确指向刘杭曾任兴义知县。

　　“李桂林书法折扇”，内容为楷书《文心雕龙·史传》之语：“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存亡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为谁所书记？“节书为霞舫仁兄同年大人雅正”，落款为“弟李桂林”。

　　桂运烜条幅山水书画共四幅，尽显贵州喀斯特地形地貌风韵。其中最后一幅题诗：“疏林寂寂水澌澌，四野凝寒酿雪时。对此吟情闲不得，摊笺慢咏梅花诗。”落款：“丙戌夏日并题，霞舫夫子大人命画，桂运烜。”

　　这三件相关历史遗物中的兴义县属新进文生，有五名文生明确为兴义历史上第四座笔山书院学子，桂运烜则为这座书院的教习，其历史信息直指笔山书院。

　　 三、兴义历史上的第四座笔山书院

　　笔山书院是贵州省兴义市的历史文脉，第一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坐落于县城水井坡南麓，因面对笔架山而得名，毁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的南笼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年），新任知县杜友李倡议重建于县城东门外江西吉安会馆旧址，因地方人士对县域首座书院念念不忘，书院名沿用原名，毁于咸同年间波及贵州全省的农民大起义；同治十一年（1872年），署兴义知府、代理兴义县事吴佐于县文庙旁重建书院，原书院斋长李辉垣将其位于书院北侧的地基捐出，拓展书院，至光绪元年（1875年）建成文昌宫，民间依然称之为笔山书院；文昌宫书院建成后，学子不断增多，校舍逐渐不足，且院址地势狭窄，缺乏扩建条件。绅商刘官礼、赵天如等聚众商议后，决定择址新建书院，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新城东老鹳坟建成书院，继名笔山书院，为与文昌宫书院相区别，兴义城乡称之为“新书院”。

　　民国《兴义县志》记载：“今书院系光绪十五年邑人刘统之（注：刘官礼，字统之）倡修，地址在土城北之老鹳坟，历时三年建成。”

　　大约光绪三年（1877年）之后，刘杭到任兴义知县，十年（1884年）离任。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陈应秋、王仕学、高雪编著的地方历史专著《笔山书院》记载：“关于修建的具体过程如下，1889年地方士绅刘官礼等择址于县城东北隅老鹳坟（原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老校址处）建新院，由刘官礼、赵天如、林子亨、吕阁卿等主持建院，得到兴义知县欧阳墀（湖南人，1889年到任）、刘沆（甘肃人，1877年到任）的大力支持，动用团防总局历年库存白银十万两，加上地方百姓捐工献料，开工建设。经过大约三年的建设，书院建成。新建书院气势宏阔，共建院舍二十六楹，分三进院落，设礼堂、山斗堂、讲堂、膳堂、斋房、教员憩息室、山长室、庶务室、教员室等。”

　　第四座笔山书院在充裕办学经费和良好院舍设备的基础上，尤重师资选择、延聘，设山长一人，年俸白银三四百两；外请教习也俸资充足；设斋长二人，由廪生轮流选任，年得“友学谷”四石。《笔山书院》及其他史料记载：1889—1894年，书院管理工作及教师聘用由刘官礼负责，先后聘请云南师宗举人程光祖、周辅宸，贵州兴义举人庄南华、铜仁举人兼本邑学官孙家瑶，江西进士吴成熙，山东曲阜进士桂馥等人来书院掌院、教学。而在书院教习当中，明确记录桂运烜任职多年。

　　 四、历史遗物反映的信息

　　简略的史料记载，或许还不足以说明刘杭与笔山书院的关系。但刘启昌先生提供的历史遗物，则清晰地折射出刘杭与笔山书院乃至贵州教育史上的一段往事。

　　“新进文生”是清代刚入官学的新科生员，称为附生，即民间所称秀才的最低一级。“兴义县属新进文生”，指刚由兴义县试录取入学的附生，是还没有赴府城参加府试、院试等岁考、科考，未取得增生、廪生资格的新秀才。

　　历史遗物“兴义县属新进文生银盘”是标准的贽见礼盘。在官方仪式中，录取为文生后，知县主持送学礼，内容包括簪花、谒孔庙、拜教官等。而新生，除了银盘，还要在盘内放贽银、花红、酒礼，是新生对地方官的谢恩与拜门。现在看来，这属于官场陋规，但在当时，送此类银盘，是士绅入门的仪式内容，相当于正式入泮（泮：古代学宫前的水池），进入了士大夫阶层，可见官不跪，还可按规定免除一定的差徭。一般来说，考试放榜后，由知县定送学日。新进文生则集资制作银盘，内放贽银、酒礼，在送学当天进行参拜知县、谒拜孔庙、敬拜教官等活动。礼毕，知县一般要回赠花红、匾额，文生正式入县学。这就是“兴义县属新进文生银盘”的由来。

　　清代，还未取得秀才资格的读书人称为童生，每府、州、县均有固定名额。嘉庆三年（1798年），兴义置县，文童名额从普安州学拨出两名，另设六名，合计八名，定为小学，对应岁试、科试各取文生八名，即新进文生八名。

　　“兴义县属新进文生银盘”镌刻文生人数正好八名，符合规制。其中，由于资料缺乏，未找到隆祖钧、萧家炽、赖年华三人的任何历史信息。但在《兴义府科贡名录》中能查到兴义县东坝人赖年丰为清光绪年间岁贡生，似能证实赖氏有科举传统。另外的宋光第、吕金鼎、朱占奎、刘显慎、刘显世五人，则确定为第四座笔山书院学子。其中，刘显世民国时期任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慎历任笔山书院斋长、县立初级师范监督、高等小学堂堂长等职；吕金鼎民国时期任县议员、贵州省议员；宋光第历年任教于兴义、安龙。

李桂林书法折扇

　　“李桂林书法折扇”，作者李桂林，字月农，直隶临榆（今河北秦皇岛山海关）人，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科进士。其赠刘杭书法折扇，落款“节书为霞舫仁兄同年大人雅正”。因刘杭为次年丁丑科进士，“同年”二字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其实，是符合道理的。

　　清代科举“同年”有两种。一是殿试同年，即同一年参加会试、殿试，同榜取进士，称殿试同年；二是散馆同年，即取进士之后，还要进翰林院庶常馆学习，叫庶吉士，学习期满考试叫散馆，同一年散馆的人，互称馆选同年，即散馆同年。两人既然不是殿试同年，就应该是散馆同年。由于在一起生活、学习，同受翰林院教习、同出一师，因此散馆同年往往比殿试同年关系更加亲密。

　　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桂林任贵州乡试正考官，八月入秋闱主持乙酉科贵州乡试；而其副考官，则为刘杭同科殿试同年、一甲状元王仁堪；从王仁堪《奉使纪程》提及刘杭曾参与襄校可知，刘杭担任当科贵州乡试同考官。清代秋闱科考，一共需考三场，每场三天两夜，三场连考，仅考试时间就需九天六夜，再加上考前筹备、考后一系列后续工作，三人在贵州又有了一次亲密合作。

　　对于兴义笔山书院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此科贵州乡试，桂运烜中举人。桂运烜是贵州省城人，善丹青、古琴，是贵州近代著名画家桂百铸之伯父与业师。他中举之后，隐居不仕，以古琴、丹青、著书自娱，然有志于地方教育。桂运烜在京、沪等地，均有画名。其赠予刘杭的山水条幅，落款时间“丙戌夏日”，正好是在中举后次年，即1886年。而书“霞舫夫子大人命画”，绝不仅仅是谦恭，因为其中举之时，刘杭担任同考官，在清代科举及官场潜规则中，等同于老师。由此也可看出，刘杭不仅认识桂运烜，平时还多有交往。

桂运烜条幅山水画

　　四年之后，第四座笔山书院如火如荼地重建。传承道光年间兴义知府张锳“加油”助学之风，志在培养地方英杰的刘官礼、赵天如等绅贤对高素质书院山长、教习正好求贤若渴，因此开出异常优渥的年俸。此等情况之下，掌管一县文教重任，而又对桂运烜十分了解的知县刘杭，为正在兴建的新笔山书院请来省城举人，也就合情合理了。

　　而桂运烜之后的人生，则以书院主讲为业。据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研究权威工具书《中国书院辞典》载：“桂运烜，字光廷，清贵州贵阳人，少好学，性孤洁，博学多通，尤精书画。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人，淡于仕进，于乡里主掌教职。主讲兴义笔山书院多年，谆谆教导，声名大振。又移主讲清镇凤梧书院，远近士子多负笈从学，及门弟子多有成就。”

　　 五、对笔山书院的影响

　　由于刘杭长期在贵州为官，远隔家乡数千里，加之时间久远，各种史料记载欠缺，刘杭后人对其贵州宦迹知之甚少。据家族先辈口传，其1889年9月任平远州（今贵州织金）知州，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病逝于知州任上，灵柩由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一路抬回祖籍。这显然与民国《兴义县志》明确记载其1890年就任兴义知县，1892年离任不符。

　　任平远州知州的浙江会稽人黄绍先主修、当地举人申云根总纂的《平远州续志·职官》记载：“刘杭，号霞舫，甘肃秦州清水县人，进士。光绪十一年十月初六日任。宗韶，号晓峰。直隶河间府任印县人，举人。光绪十二年十月初一任。”说明刘杭于1885年底至1886年底，任平远知州一年时间，还在任兴义知县之前。

　　2026年3月2日下午，在查找资料后，刘启昌先生根据与笔者交流的情况，再次亲至老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红堡镇崔刘村，向刘杭当年赴贵州任职时的张姓书童之四世孙、现年83岁的老中医张增安进行调查。张增安是中医世家，对本村及周边村落的历史事件、人物极为熟悉，被当地人称为“活字典”“当地喜来乐”。他口述，其祖辈常讲述，刘杭老爷当年去世后，棺木由两匹骡子驮回家乡，送行至崔刘村的，还有刘杭任职地许多少数民族群众。

　　之后的笔山书院，更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迎来又一次辉煌。当地有刘杭灵柩由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一路护送回祖籍一说，证明刘杭深受任职地民众爱戴，应是为官廉明公正、政绩卓著、弘扬教化、爱民如子之人。

　　刘杭任职兴义知县及离任后的情况，笔者虽经多方查找，但均未有所发现，实为遗憾。但远隔千里的甘肃清水进士，任职兴义知县三年，地方文脉笔山书院的过往已经融入他的身影。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贵州提督学政严修在贵州推行新学，变革贵阳学古书院，面向贵州全省招生四十名。兴义笔山书院刘显潜、刘显世、刘显治、李映雪、吕声文共五人入选，人数占全省一成有余，名动全省。此一事件，正是兴义笔山书院名动贵州，与贵阳贵山书院、遵义湘川书院同列贵州三大书院的直接原因。而这五名学子中，刘显世即为当年送银盘给知县刘杭的兴义新进文生之一。五人中刘显世胞弟刘显治最年轻，他在刘杭赴任兴义知县时十四岁，也是第四座笔山书院学子，同样对刘杭敬师礼。

　　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首期面向全省招生，笔山书院魏正楷、王文华、高志强等十三人前往报考，成绩均名列前茅，兴义教育再次轰动全省。

　　可以说，第四座笔山书院的重建，培养出清末至民国时期一大批贵州军民两政骨干人才，并且刘显世、刘显治、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等的影响力达及全国，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诚如北宋教育家胡瑗语：“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职教化之任者在师儒，宏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第四座笔山书院的重建与后续维持，首功当推有“加油二代”之誉的刘官礼，以及从小成长于“知府添加灯油”重教兴学氛围中，之后长期推动地方文教的赵天如、林子亨、吕阁卿等贤达。刘杭到任兴义知县，正是书院重建、目标定位、确章定制、教学方法制定之时。从《笔山书院》一书“得到兴义知县欧阳墀、刘沆的大力支持”之记录来看，任知县三年的刘杭，对笔山书院，是有其“郡邑之任”影响的。

　　黔西南史志学者、黔西南州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徐燕女士在《严修与兴义府》一文中写道：“严修与兴义府的首次‘神交’，是兴义县笔山书院；与兴义府的首次交集，是兴义府知府石廷栋（字小峰）。”严修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就任贵州提督学政，此时距兴义县第四座笔山书院的重建时间正好五年，说明笔山书院之名已经传播到省城。自重建笔山书院起，兴义地方就不惜重金延聘名士担任书院山长，如1890年有云南师宗举人周辅宸、四川巴县举人曾沛霖，1891年有兴义府城举人庄南华，1892年有贵州铜仁举人孙家璠，1893年有江西抚州进士吴成煦，1894年有山东曲阜进士桂馥。此种重教兴学，必然是书院扬名的重要举措。此外，刘杭为笔山书院邀请的教习桂运烜，不但是省城举人，其文名、画名更是名动一时。他长期在兴义笔山书院、省城贵阳及周边其他书院担任教职，对笔山书院的名声传扬，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兴义第四座笔山书院，是对道光年间一代兴义名知府张锳“加油”助学最好的地方传承，从建成至民国时期，可谓硕果累累。刘杭与书院相互影响，想必他也在兴义感受到了兴学重教的“加油文化”魅力。

　　〔作者：罗倩，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罗松，黔西南州文学艺术创作中心负责人，文博副研究馆员〕

〔本文刊于2026年文史天地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