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缔造江汉之教育兴革

作者 张继才/汪仕君

　　1889年，张之洞总督湖广，开始了他缔造江汉的历程。他锐意进取，踔厉奋发，修筑铁路，开办工厂，兴建市政，整军经武，昌明文教，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都有建树，是声名远播的改革家，尤以教育改革闻名于世，在清末被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一、改革教育制度

　　张之洞以创造多个第一彰显其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建立了第一个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厘定了第一个地方学制，主持制订了第一个正式颁行的全国性的学制，还直接参与推动科举制的废除，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设立机构，推动地方和中央教育行政改革。

　　张之洞开始兴办新式教育时，教育行政职能由铁政洋务局行使。但是，铁政洋务局职能过于繁杂，它既管理铁政、矿政等经济活动，又管理学堂等教育事业，职能不能以专责成。1899年，张之洞予以改革，在铁政洋务局下设铁路、交涉、学堂、制造四所，其中学堂所负责管理各新式学校，虽然，相比以前，管理有所专门化，但毕竟还不能做到事有专责。1901年8月，张之洞再次改革，设立学务处，直属于总督。1902年，学务处易名为湖北全省学务处。1904年，张之洞进一步改革，在湖北全省学务处下设六科：审定科、普通课、专门科、实业科、游学科、会计科，使其职责更为具体、清晰。学务处的设置说明新式教育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项，新式教育管理成为政府一项新的重要职能。张之洞设立学务处，是他对教育行政管理改革的一个探索，逐步做到了事有专责，适应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需要，也为全国范围内教育行政管理提供了经验。1904年，清政府向全国推广湖北的做法，下令各省设立学务处。

　　张之洞还奏请朝廷，专设总理全国学务的大臣职位，以取代设于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因为，管学大臣既是京师大学堂非责人，又兼管全国教育事务，难以做到事有专责。清政府采纳张之洞的主张，1903年，设置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执掌整饬各省学堂、编订规制、考察学务、审定专门普通教科书、任用教员、选录毕业生、综核各学堂经费等一切有关教育之事。1905年，清政府裁并礼部、国子监，设立学部，专管全国教育。学部的创建，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正式、独立和专门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制。

　　第二，厘定学制，为学校教育与管理提供法律遵循。

　　学制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张之洞是最早的探索者。1898年9月，张之洞致函总署，报告湖北探索学制改革的情况，特别是改书院为学堂、制定《通省学堂公共简要章程》的情况。《章程》对学校教育教学与管理作出了基本规范。不久，因戊戌政变发生，章程没有付诸实施。1901年，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再次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改革思想，其中学制的厘定，比《通省学堂公共简要章程》更加具体和明确，得到朝廷肯定。1902年10月，张之洞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报告了湖北新学制。学制规定：小学分为初等和高等，学制各为四年；中学分文、武普通中学，其中文普通中学学制四年，年龄在十五至二十四岁之间；中学之上则是文、武高等学堂，其中文高等学堂学制四年。与之平行的有师范学堂、方言（外语）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等专门学校。新学制对每一类型、每一层次的学校课程均有具体规定。在张之洞上奏之前，同年8月，管学大臣张百熙也上奏了一个学制，获得批准，即《钦定学堂章程》，也称“壬寅学制”，但也没有实施。

　　现存的经心书院建筑

　　张之洞对学制的探索卓有成效，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1903年，朝廷令他会同管学大臣张百熙，制定新学制，这就是著名的“癸卯学制”。经过几个月努力，张之洞、张百熙等制订了《奏定学堂章程》，由清政府颁行全国。该学制共分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共三级十三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一级共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共三级十一到十二年。与之并行的，还有高级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及优级师范学堂（高等教育性质）两等，修学年限共八年；实业教育除艺徒学堂和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外，分初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小学堂）、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堂）、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三等，修业年限合计十五年。此外，还设有译学馆及方言（外语）学堂，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修学年限约五年。还有进士馆和仕学馆，前者为新进士学习新知识而设立，后者为已仕的官员学习新知识而设立，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癸卯学制以壬寅学制为基础编定而成，但作了很大修改。《奏定学堂章程》共20册，包括《学务纲要》《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等。这是晚清推行的第一个近代化的学制。

　　第三，废除科举，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近代以来，科举制度饱受诟病。甲午战后，废科举之声十分强烈，张之洞洞悉其弊，力主改革。他的《劝学篇》中，就有《变科举》。1898年6月，光绪皇帝发布谕旨，决定废除八股，改试策论。7月，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合上奏《妥议科举新章折》，提出改革科举具体的建议。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科举制又成为焦点问题之一。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了全面变法的主张，其中就包括科举制度的改革：逐渐减少传统科举中式的名额，增加学堂取士的名额。1903年，张之洞又与袁世凯、周馥、端方等上奏《请递减科举中式额专注学校折》，次年，再与张百熙、荣庆上奏《请试办递减科举折》，终于得到朝廷批准。张之洞等人进而提出废除科举制的建议，1905年8月，袁世凯领衔，张之洞、端方、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等人联名，奏请废除科举、推广学校。奏折切中时弊，得到批准。9月2日，清廷宣布，自次年起，停止科举取士。这样，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科举制便寿终正寝了。

　　二、发展新式教育

　　张之洞教育兴革大刀阔斧，全盘推进，措施包括改革书院、兴办学校、派遣留学等。教育改革的结果是：湖北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新式学校数量名列全国前茅，为湖北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第一，改革书院，推动湖北教育从传统向近代转型。

　　湖北书院改制起于1897年，张之洞的指导思想是：“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唯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经过改制后，传统书院与新式学堂已然没有了差别，成为新式教育的殿堂。湖北省城著名的三大书院是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江汉书院，三大书院在改制中都得到新生。以两湖书院为例。

　　两湖书院旧址新貌

　　两湖书院是张之洞所创。1890年，两湖书院在武昌莺坊口老天符庙都司湖开始建设，并入火星堂经心书院旧址（经心书院迁往武昌三道街），次年春落成。课程分为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每门课程设分教一人，另设帮教，以协助分教。1897年，张之洞按照西方近代学校模式对书院进行改章。他颁布《新定两湖书院学规章程》，对两湖书院大力改革：在办学目标上，注重培养实用人才。在课程上，增加西学课程，减少传统学科。开设课程为经学、史学、算学、地图四门，四门各设分教，选年龄在25岁以下诸生入院学习，以五年为肄业年限，四门兼习，每月总评其分数。1899年，课程改为经学、史学、天文、舆地、算学、兵法六门，并增加体操。改革后的两湖书院已与新式学堂无异了。张之洞还对湖北各地所有书院进行了改革，要求府、县各地书院分别改为新式中小学堂。这样，湖北的书院从传统走向了近代，实现了教育制度的全新变革。

　　第二，兴办学堂，湖北成为近代教育发源地。

　　张之洞督鄂不久就建立新式学校，培养新式人才。1891年，张之洞设立算学学堂，并设方言（外语）、商务两学附列，另有矿石学班。次年，矿石学班扩建为矿务学堂。这是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最早的新式学堂。

　　湖北教育改革大张旗鼓，成效显著。

　　一是层次多样的普通教育建立起来。

　　1903年，湖北幼稚园在武昌建立，这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幼儿园，幼稚园把日本的学前教育课程、理念引入中国，聘请3名日本人做保姆。湖北幼稚园的创办者是兼署湖广总督端方，张之洞此时署理两江总督，端方赓续了张之洞的政策。湖北幼稚园是当时全国的楷模，为各地所仿效。

　　1904年，张之洞下令在省城分设东、南、西、北四局，每局下设小学堂，共有60所，其中城内43所，城外17所。同年，在城内开办东、西、南、北、中五路高等小学堂，每所招生100人，年龄限定在11至14岁，四年毕业。课程设置为：修身、读经、中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图画、体操等，新学的比重较大。湖北各地也陆续建立起新式小学，每县至少一所。

　　1903年，湖北文普通中学堂在省城开班，定额240人，学生录取年龄在15岁到24岁之间，学习课目有12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体操。学制四年。这是湖北完全中学之始。湖北各府中学堂也逐步建立起来。

　　二是讲求实务的实业教育普遍设立。

　　农务学堂与工艺学堂是实业教育的典范，1898年，由张之洞开设。这两所学堂均设于湖北省城。

　　农务学堂开设农、桑两科，学习外语、算学、电学、化学、种植、畜牧、茶务、蚕务等实学课程。学堂聘有美国教习。1906年，学校升格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辛亥革命后，学校易名为湖北高等农林学校。工艺学堂初设于铁政洋务局，长期聘用日本教习。学生分别学习汽机、车床、绘图、翻砂、打铁、打铜、木作、漆器、竹器、洋蜡、玻璃等11门工艺。学堂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规定学生每日学习4小时，实际操作4小时。1907年，易名为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此外，湖北还建立了湖北中等蚕业学堂、湖北中等商业学堂、武昌府初等工业学堂等实业学堂。清末，湖北开设的中、初等实业学堂有近百所。

　　三是培育师资的师范教育领先全国。

　　张之洞重视师范教育，开办有湖北师范学堂（1902年）、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年）、湖北师范传习所（1904年）、初级师范学堂或速成师范讲习所（1905年）、支郡师范学堂（1906年）和湖北女子师范学堂（1909年）等蜚声中外的近代师范学校。其中，女子师范学堂开中国女子师范教育之先河，湖北师范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师范学校。

　　湖北师范学堂是张之洞与湖北巡抚端方创建的，位于武昌宾阳门以南、老关庙以东青草坡，“所教师范学生预备将来为本省各府州县小学堂教习之用”，学额120名，生源暂时来自廪生、增生、附生，年龄在24至30岁之间。其选拔条件也很严格：“必须性情纯谨、文理清通、身体强健者，方准投考。”学生除学习普通课程外，还须学习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教育类课程，每日学习8小时。由于新式教育师资缺乏，张之洞特别重视师范教育，他下令，湖北其他各地的中学堂一律改为师范学堂，所以，湖北师范学校数量很大。

　　四是富有特色的专门教育独树一帜。

　　湖北自强学堂具有代表性。1893年，张之洞在省城武昌创办自强学堂，地址位于铁政局附近，以学习方言（外语）为主，兼学其他西学，如格致、算学、商务，每科招收20名学生。1896年，算学科并入两湖书院，格致、商务两科停办，方言（外语）则分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4科，每科招生30名，实际上，自强学堂演变为外国语学校。所以，1903年，自强学堂更名为方言（外语）学堂，教授英、法、俄、德、日五国语言，学生五年毕业。1911年，该校有职员5人、教员26人，其中，日本教员2人，分别教授理化和东文（日语）课程。学堂有讲堂13间、操场1个、学生憩息室3间、寝室40间、食堂1间、浴室1间、教员室10间，另有理化器械室、操装室等。学生总计228名。分为英文四班、法文三班、俄文三班、德文三班、东文一班。富有特色的专门教育还有存古学堂、算学堂等，其中，存古学堂首开先例。张之洞建立存古学堂的目的，一是为了保存国粹，这也是中学为体思想的具体运用；二是为了消弭“乱源”，即消除清末革命思想的影响和冲击。存古学堂开设经学、史学、词章、博贤四门课程，倡导尊古读经。不久，就被全国各地纷纷仿效。

　　五是储材振气的军事教育体系完备。

　　张之洞是湖北军事近代化的推动者，在建立湖北新军的同时，张之洞开办军事教育，培养军事人才。1896年，张之洞筹备办理武备学堂，在省城武昌购地修造房舍，包括讲舍住房、操场打靶处所。建成之前，以保安门大街大公馆为学生住所，以铁政局为授课之所。次年正式招生，招收120人，聘请德国都司法勒根汉、千总根次为教习，委任蔡锡勇为总办。办学地点在武昌黄土坡（今首义路）。1904年，武备学堂归并入武高等学堂，至此时，已毕业153人，“成就人材最多，现在分布各省充当武官、讲求武学者大半皆自该堂培植而成”。著名的人物有吴禄贞、蓝天蔚、孙武、钮永建、陈宦、夏斗寅等。武备学堂的建立，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进而推动了全国军事教育的发展。

　　1899年，张之洞在省城武昌建立绿营公所。1901年，绿营公所易名为将弁学堂。学堂分为防营将弁学堂和绿营将弁学堂，为防营将弁和绿营将弁传授新式军事知识和技术。防营将弁学堂设于绿营公所，聘日本武官为教习；绿营将弁学堂附设于武备学堂，洋教习来自德国。学额100名，学生生源来自各军队官长，如各营管带、帮带、哨官等，三年毕业。学生每日到堂听课，此种方式属于在职培训。由于学员军务繁忙，难以专心致志，后来改为全日制，学生通过考试进入学堂学习。课程有军制、战法、地形、筑城、测算、绘图等。学员毕业后充当各营下级军官，湖北新军中队官（连长）多出自将弁学堂。1903年，该校改为武高等学堂。次年，将弁学堂归并其中。1905年，武高等学堂拟改为武师范学堂，仿照日本士官学校科目，学制一年半。但尚未开办，即归并入武普通中学堂。此外，张之洞还创办了陆军特别小学堂、湖北军医学堂等。

　　通过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湖北不仅产生了许多新式学校，而且形成近代教育体系，湖北教育特色鲜明，卓然而立于近代中国。

　　三、举办留学教育

　　近代官派留学首创于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容闳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自费留学美国的学生，也是有名的改良主义者。1872年，在容闳的积极推动下，清政府委派他和陈兰彬带领幼童30人赴美留学，开始了官派留学的历程。截至19世纪90年代初，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200余人赴欧、美。这是中国留学教育的第一阶段。甲午战败，中国朝野不少人士为了寻找民族出路，纷纷主张派遣留学生，特别是主张向日本派遣，学习日本自强之道，清政府也开始重视留学教育。在此背景下，留学运动迅速发展，形成潮流。张之洞非常重视留学教育，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蛇山南腰首义公园内的抱冰堂，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生祠，一直是纪念张之洞的重要地点

　　1896年，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在国内招收日文翻译练习生，湖北籍戢元丞考取，成为清政府首次派遣的13名留日学生之一。1898年，清政府拟派200人赴日，但因风气未开，效果并不理想，仅56人成行，其中来自湖北的就有20人。不久，张之洞又从湖北派4名秀才赴日本。1899年，湖北派出吴禄贞等20人赴日本学习军事，另有多人学习实业、农业。当年所派留日学生不少于70人。张之洞认为，派遣留学以派往日本为宜：“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多可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指日本）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当然，张之洞之所以提倡留学日本，并不仅仅是因为便利，更主要的还是他对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的认同，即日本通过引进西学而崛起，值得中国借鉴。

　　清末，湖北留学人数居全国首位。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有274人，其中湖北47人；翌年，留日学生达500余人，其中湖北百余人；又次年，湖北留日学生达150余人。人数之多，以至于时人形容壬寅、癸卯年间（1902—1903年），“湖北学生在东瀛者，其多于鲫”。1904年之后，湖北留日学生更是成倍增长，1904年达341人，次年达430人。1906年为全国留日学生数量最大的年份，总数在1.3万至2万人之间，而湖北就有1300人，为全国之冠。1908年至1911年，留日学生人数居全国前六位的是：湖北410人，江苏331人，浙江318人，四川302人，湖南239人，广东213人，湖北仍然列为全国首位。在晚清时期，湖北留日学生有5000人之多。与此同时，湖北也选派留学生赴欧美。1903年3月，湖广总督端方选派刘庆云等10人赴美留学，锦全等8人赴德留学；6月，再派萧安国等3人赴德留学；7月，又派24人赴比利时留学。截至1904年，湖北派往欧美的留学生数量分别为：德国25人，法国10人，英国23人，美国11人，比利时24人。在清末，留学欧美的湖北学子达200余人。湖北各地留学生生源分布很广，60余州县及驻防八旗都有，说明湖北风气普遍较为开放，这是张之洞治理湖北的结果。

　　张之洞教育改革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在新式学堂，学生接受新式教育，吸收先进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成为知识结构优于旧式士大夫、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的新式知识分子，不少学生还是国家栋梁之材，如地质学家李四光，法学家张知本，国学大师黄侃，教育家张继煦，外交家郭泰祺，政治家黄兴、宋教仁、董必武，等等，可谓群星闪耀，璀璨无比。

　　张之洞教育改革为推翻清政府统治培养了革命人才。接受新式教育的学子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熏陶下，纷纷走上背离清政府的革命道路，成为清政府的掘墓人和帝制的终结者。湖北新式学校学生或湖北派出国外留学者，如黄兴、宋教仁、吴禄贞、蓝天蔚、董必武、李书城等都是著名的辛亥革命领导或骨干，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之洞教育改革为湖北教育转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式教育无论是教育理念、教育目的，还是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均与传统教育大相径庭，推动了教育领域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张之洞无疑是湖北教育近代化的推手，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张之洞教育兴革是他缔造江汉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为黔西南州2025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社科专项课题第10号“张之洞缔造江汉与‘加油’文化关系研究”研究成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5期」

　　「作者：张继才，武汉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之洞与加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汪仕君，湖北省图书馆馆员」

　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中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作者 张玉平

　　在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中，张之洞（1837—1909年）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闻名于世，并大力推行新政，以兴学育才为要务，成为那个变革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其幕府中的“文化奇杰”辜鸿铭（1856—1928年）发挥了独特作用。一方面辜鸿铭在实践中形成的教育理念，揭示了晚清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一条往往被忽视的线索：即在引进西学的同时，试图从传统文化内部开掘精神资源，以维系变革中的文化连续性与主体性。另一方面，辜鸿铭极端的文化保守姿态与卓越的西学素养形成的反差，构成了一个深刻的文化象征。他迫使时人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学习西方是否意味着全盘否定自我？文化的根脉究竟有何价值？这种思考本身就激励人们超越简单的模仿，反思文化主体。他助力张之洞，为新式教育注入了一种注重精神气质与文化认同的原生基因，或多或少保留着那种调和中西、强调文化本位的印记。

　　辜鸿铭

　　辜鸿铭通过课程规划、精神训育、人格示范和文化阐释等多重途径，将中国古典人文精神与应对近代挑战所需的奋进意识相结合，试图为转型中的中国教育导入深沉而坚韧的文化内核。其努力既体现了晚清教育改革中保守与开新的复杂张力，也为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碰撞中，探寻文化主体性的艰难历程提供了鲜活的个案。

　　一、进入幕府：教育使命与角色定位的展开

　　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其“中体西用”思想成为指导洋务与新政的纲领，而教育被视为培养“体用兼备”新式人才和实现国家自强的根本途径。1884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积极备战，支持冯子材等将领在镇南关取得胜利，为清政府在不利形势下争取到较为体面的和谈结果。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他在湖北等地创建了包括汉阳铁厂（中国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在内的一系列近代工业企业；兴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等新式学校；修筑铁路，编练新军，使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工业中心。其旨在“求才”与“育人”并行。然而，新式教育在引入西学、西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传统学术与价值体系，如何在此过程中维系文化主体性、避免精神层面的“失魂”，是张之洞将面临的深层焦虑。

　　辜鸿铭于1885年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自此追随张之洞二十余年。其人生经历独特，生于南洋，留学欧洲，精通多国语言与西方学术，却又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有虔诚的归附感与深湛的造诣。这种“中西合璧”的学识背景，使他成为张之洞形成“中体西用”思想，特别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极为倚重的高参和智囊。在张之洞的教育改革蓝图中，辜鸿铭的角色远超一般翻译或外交顾问，他实质上是张之洞在文化教育领域，尤其是处理中西学问关系、塑造新式教育精神气质方面的重要倡议者与执行者。

　　张之洞的教育理念，在《劝学篇》中系统阐发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所谓“体”，是中华圣道、人伦秩序与心性修养，是立国之本、为人之基；所谓“用”，是西政、西艺、西史，是应变之术和富强之器。这一框架旨在调和新旧，其内在张力巨大：新学之“用”的扩展，客观上会挤压旧学之“体”的空间。单纯的知识技能灌输，若无强大的精神内核支撑，就会造就“无魂之才”。张之洞也认识到，新式教育不能仅是知识的搬运，更须是精神的涵养与人格的锻造。他需要一种能贯穿于新式学堂之中，既能激励学子奋发学习西学以图自强，又能牢牢锚定中国文化根基的力量或文化基因。

　　二、构建理念：“精神加油”与文化自信的融合

　　辜鸿铭所倡导的是一套融合了儒家修身传统、士大夫责任伦理与应对近代化挑战所需的奋斗精神的复杂文化建构。其核心在于，为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子，提供持续不懈的精神内驱力和明确的文化方向感。

　　辜鸿铭虽深谙西方文明，却以犀利的笔触与雄辩的口才，激烈批判西方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弊端，同时竭力为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道德文明辩护。他将中国人的“温良”“礼义”与西方人的“蛮横”“自私”相对比，认为中国文明在精神层面更具有优越性。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等著作中，塑造了一个道德完满、和平智慧的中国人形象。这种辩护虽有理想化与选择性叙述之嫌，但在当时西方中心主义盛行、国内自卑思潮萌发的背景下，无疑是一种极具震撼力的“文化加油”。他向学生和社会传达的信息是：学习西方，是迫于时势的“用”，而非心悦诚服的“体”；中华文明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学习西方时不可妄自菲薄，丧失文化本位。这种自信，是激励学子不沦为西方知识奴隶的精神底气。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书影

　　辜鸿铭坚信，一切真正的力量源于内在的道德修养。他服膺宋明理学，注重“慎独”“诚意”“居敬穷理”。在他看来，新学堂学生若只追求西学技艺，而忽略儒家修身功夫，便是舍本逐末，即便学成，也可能成为无德之才，甚至会加剧社会混乱。因此，他在参与学务时，极力主张在课程中保留并强化经学和伦理等内容，要求学生每日诵读经典，反省言行。他将学习西学的过程，也视为一种“格物穷理”的延伸，是磨炼心性、实践“知行合一”的场域。只有具备“君子”或“士人”的品格，所学知识才能用于正道，为国为民效力。这种将知识追求内嵌于道德人格成长框架中的思路，是其“加油文化”的深层内核。

　　辜鸿铭并非迂腐的固守传统者。他清楚中国面临的生存危机，主张学习西方的法律、行政、军事、科技等实用知识以求自强。他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励学生，将个人学业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掌握西学，不再仅是个人进身之阶，更是救国保种之必需。

　　他言行特立独行，留辫子，穿旧服，好为惊人之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举国趋新、鄙弃传统的潮流中，他以一种极端自信的方式展示着对中国文化身份的坚持，仿佛在告诉世人：真正的力量来自内心的确信，而非外表的顺随。他对西方权贵的讥讽、对国内崇洋媚外风气的鞭挞，在令人愕然之余，也催人反省。这种人格化的“文化表演”，使其倡导的理念更具感染力和争议性，也更能引发关注与思考。

　　三、推行策略：课程训育与人格教化的实践

　　在张之洞的授权与支持下，辜鸿铭将理念渗透于具体的教育实践之中，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课程设置与教材编订中的“体用”平衡。张之洞规划的各学堂课程，均要求“中西并重”。辜鸿铭在其中具体负责或深度参与了西学课程的规划、外文教习的遴选与管理，以及部分教材的编译审定工作。他的作用在于确保西学知识的引进是审慎的、有选择的，并尽可能将其置于“中学”价值体系之下。例如，在负责自强学堂（后发展为方言学堂）事务时，他强调外语学习不仅要掌握语言工具，更要通过语言深入了解西方各国政教、法律、历史背后的“精神”，以资比较与借鉴。同时，他坚决主张所有学生必须花费相当时间学习经史之学，认为这是培养“明理之心”和“爱国之忱”的基石。他通过课程结构的安排，确保了教育过程始终伴随着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强调和对学习现实意义的提示。

　　精神训育与校园文化的营造。辜鸿铭深谙“教化”在于熏陶。他利用其学监、教务主管或总教习（曾短期担任）的身份，通过训话、文章、个别交谈等方式，直接向学生灌输其理念。他善于引经据典，将古典中的忠义、勤勉、坚韧故事与当前国家困境、学业要求相结合，进行生动阐释。他告诫学生，真正的“新学”并非抛弃旧道德，而是以旧道德之“体”，驾驭新知识之“用”。在学风上，他反对浮夸与功利，鼓励沉潜扎实和学以致用。张之洞所办学堂普遍注重礼仪规矩和尊师重道，这种氛围的营造亦有辜鸿铭一类重视传统礼教之人物的影响。校园内悬挂的楹联、匾额，其内容多由张之洞、辜鸿铭等拟定或审定，往往融合了激励向学、砥砺气节、心怀天下之意，如“志在四方”“匡时济世”“厚德载物”等。

　　以自身为示范的人格教育。辜鸿铭本身就是学堂师生观察与议论的对象。他对中西学术的精通，使他能在讲授西学课程（如英文、拉丁文或西洋史）时，随手拈来中国经典进行比较，展现中国文化的深度，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豪感。他坚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校园中犹如一个“活着的传统符号”，不断提醒学生文化根脉的存在。尽管其行为常被视为怪异，但其背后蕴含的对文化信念的执着，对于部分敏感而困惑的青年学子而言，未尝不是一种另类的激励。在全面西化的声浪中，坚持自我需要莫大的勇气与自信，这种身教，是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爱国方式。

　　对外文化阐释与对内思潮辩驳。辜鸿铭用英文撰写大量文章、书籍，向西方世界阐释中国文明的价值，纠正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在论证方法上，辜鸿铭善于“以西证中”，即用西方的理论和事例来证明中国文化的价值。他在《春秋大义》中引用歌德、卡莱尔、爱默生等西方思想家的言论，来说明中国儒家思想的“普世”意义。比如，他将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人类精神的伟大导师；他用康德“道德律令”的概念来解释儒家的“天命”观。这种方法在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同时，在国内思想界，他对康有为、梁启超等激进维新派，以及后来革命派的某些主张进行批评，认为其过于激进，破坏文化传统，可能导致社会失序混乱。这些论战，虽然立场保守，但在客观上强调了变革中延续性的重要，警示了全盘西化的风险，对于教育领域思考如何在“新”与“旧”之间取得平衡，具有刺激反思的作用。

　　辜鸿铭手迹

　　辜鸿铭文化建构的终极目标是“以中化西”。他深信，面临精神危机的西方文明需要儒家思想的滋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辜鸿铭的观点在西方引起了广泛共鸣，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缺陷，并到东方智慧中寻找解药。德国作家凯泽林在《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写道：“辜鸿铭让我看到了另一种文明的可能性，一种不那么物质主义、不那么功利主义的生存方式。”这些并不直接面向学堂学生，但其影响反馈回国内，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尊，间接为国内的教育革新营造了一种“文化自信”的心理氛围。

　　结语

　　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协助办理学务的二十年，是其将自身文化理念付诸教育实践的关键时期。在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总体方针下，辜鸿铭实施了以坚守中国文化精神主体性（自信之基）、强化传统道德修养（动力之本）、激发学生家国的责任担当（实践之向）为核心内容的复杂教化策略。他通过课程规划、精神训育、人格示范和文化论辩等多重方式，试图为新式学堂的学生在如饥似渴学习西学知识的同时，注入深沉的文化自信与持续的精神内驱力，以防止教育转型中的“文化失魂”。

　　这一实践是张之洞调和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晚清一部分开明官僚与知识精英在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既认识到学习西方的紧迫性，又对传统文化价值依依不舍、试图从中寻觅应变精神资源的复杂心态。辜鸿铭的努力，为新式教育烙上了一层注重精神气质与文化认同的底色，培养了一批具有特定知识结构与文化倾向的人才，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也构成了时代思潮辩论中尖锐的一极。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5期」

　　「作者：张之洞与“加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工商学院政治与历史学教授，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