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锳、张之洞父子的黔中情

作者 厐思纯

章开沅（1926—2021年），安徽芜湖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荣誉资深教授，长期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中国商会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多个研究领域均有开创性学术贡献。2021年5月，章开沅抱着对史学的热爱离世，享年95岁。他的一生历经世变、阅尽沧桑，有着不少传奇经历和动人故事，与贵州多有关联。可以说，这位史学大家与贵州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是黔籍学人的亲密师友。

永远难忘的月夜箫声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秋，章开沅的父亲应朋友之邀，前往赣南师管区担任军需工作。母亲将章开沅姐弟四人送到了四川江津。起初，作为流亡学生的章开沅在国立九中就读。随后他报考了重庆战区学生计政专修班。不久，因人嫁祸，被迫离校。迫于生计，他当过川江的纤夫、仓库的抄写员等，处境一度困顿不堪。

1944年11月，日军占领桂林、柳州、宜山等地后，开始进攻贵州。月底，日军兵分三路由南向北入侵贵州；12月初，素有“西南门户”之称的独山被日军侵占，重庆形势顿时严峻。这时，国民政府颁布《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发动青年应征抗战。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章开沅与弟弟章开永一同入伍，成为青年远征军的普通士兵。

1945年8月15日，抗战取得胜利。翌年6月，章开沅退伍，进入复员序列。虽然没有任何战绩，但毕竟有报国之志与服役之劳，所以他得到了保送升学的优待。8月，他从重庆出发，踏上东归旅程。途经贵州时，他一路饱尝艰辛：“西南公路大多是绕山盘旋，崎岖曲折且多悬崖峭壁，其险峻堪称国内公路之最。旅客挤成一团，暑热逼人，汗下如雨，加上尘土飞扬，一天下来就俨然成为泥人。”不过，年轻的他早已在底层生活中吃过苦、受过累，又在军营接受了一年多的训练，承受能力不算太差。因此，他不仅没有叫苦抱怨，反而苦中作乐，耳闻目睹的人事也成了日后“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在贵州玉屏车站时，大家一路风餐露宿，灰头土脸，非常疲惫。听说当地以箫笛生产著名，一群年轻人生性好动，将行李存放在村后，就成群结队前往集镇吃饭，并且争相购买箫笛。章开沅也随众买了一对。这对箫笛与他在重庆购买的楠木蟒皮二胡，成了他随身携带的两件“宝物”。

多年后，章开沅在自传《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中这样描绘在贵州度过的夜晚：“山村夜晚特别寂静，沐浴更衣上床后，月光似水洒进床边，只听得微风吹拂竹林簌簌作响，偶尔还传来略带乡愁的游子吹奏的箫笛之声，如同天籁一般沁人心肺。这是一个不眠之夜，箫声撩动多少浪迹天涯游子的心弦。”内忧外患的年代，山河破碎，百姓离乱，不知故园何在、家人何在，在外逃亡多年的人都不免思乡心切。章开沅也不例外。

“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这段话出自《清史稿·张之洞传》，形象地再现了清代洋务运动末期代表人物张之洞的仪容、才情及清廉的官风。

说到张之洞，从事文史的学者势必会谈及他的父亲张锳。嘉庆年间，张锳入黔做官，在贵州生活了四十余年，直至咸丰初年卒于贵阳。值得注意的是，张锳宦迹黔中的岁月，正值贵州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其人生经历，正好折射出嘉庆、道光、咸丰年间贵州的风云变幻。张之洞在贵州生活了十六年，这是其人生的美好岁月，是其积蓄学养、问鼎功名的重要时期。本文就张氏父子在贵州的活动，以及他们的黔中情结作一介绍，以飨读者。

张锳创建的兴义府试院

张锳，直隶（河北）南皮人，嘉庆癸酉（1813年）举人，大挑贵州知县。入黔后，张锳历任贵筑（贵阳府辖）、安化（今德江县）知县，古州（今榕江县）同知，威宁知州，兴义（治所在今安龙县）、黎平、遵义知府。咸丰四年（1854年），为响应太平天国运动，贵州各族人民掀起了反清大起义。出于封建思想及阶级立场，张锳“身历戎行，周知全黔要隘，一时龙里、贵定数十团服其恩信，莫不闻风响应，常以死士数百人破贼数万。及贼攻兴义，誓众死守，飞炮及身不稍动，遂安全境。历署贵西、贵东道，总督委以全省军务。年六十四，以积劳终于军”。

张锳在贵州做官多年，遍历黔中山山水水，对贵州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据史册所载，张锳热心地方建设，所至必有兴作，培植风景，记述文物，振兴文教，保护乡邦文献，可谓竭尽所能。

张锳任兴义知府时，鉴于乾隆中期修纂的《南笼府志》陈旧过时，特设志局，筹款修纂《兴义府志》，后聘湖湘学者邹汉勋任总纂。历时十三年之久，该志终于完稿。之后，《兴义府志》因材料详实，考订审慎，成为贵州各府、州、县方志的上乘之作。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其列入清代“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的方志“可称者”中，可见其价值之高。

作为兴义的最高行政长官，张锳痛感到治地经济十分落后。为改变这种现状，他寄望于文教建设，并深信书院为“人材之薮，教化之源”，于是大力倡导兴学育人，动员所属州、县的官绅捐银修建学宫、书院和义学，拟订书院的管理制度，并亲临书院讲学。据史册所载，道光十六年（1836年），张锳在安南县（今晴隆县）修建“莲城书院”；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拨回普安（今盘州市）官绅捐款，在当地修建“盘水书院”；同年，他又拨回册亨官绅捐款，在当地修建“册亨书院”。以上文教建设，无疑对振兴地方文教、培育地方人才、激励士人向学，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兴义府城（今安龙县城）东北里许有石堤一道，名“招堤”，系清初游击招国遴捐资修筑，用以防旱防涝。张锳见招堤四周景色极佳，于是派人将原堤加高五尺，并在一侧开辟水池数亩，种以荷花。每年，当六月荷花盛开之时，沿堤柳丝低垂，满池荷花绽放，缕缕香气袭人，那田田的绿叶，那风姿绰约的红莲，吸引了无数游客与文人画士。张锳没想到招堤成了府城的一大胜景，欣喜之余，又在附近的金星山腰岩石处修筑小亭一座，名曰“半山亭”。半山亭落成之日，张锳大宴宾客，敬请在座文士诗文志庆。适逢幼子之洞在外读书返家，见此盛会，欣然提笔，作《半山亭记》。其文曰：

万山辐凑，一水环潆，雉堞云罗，鳞原星布者，兴郡也；城东北隅，云峰耸碧，烟柳迷青，秋水澄空，红桥倒影者，招堤也；缘是数里，蒹葭苍苍，有阁巍然，峙于岩畔者，魁阁也；穿绿荫，梯白石，禅房乍转，画槛微通，石壁一方，茅亭三面者，半山亭也。作亭者谁？吾家大人也。……

道光廿有八年七月既望， 南皮十一龄童子张之洞香涛撰

这篇《半山亭记》，犹如现代摄影中运用的全景、中景和近景镜头，以远山着笔，描绘了府城四周的形势。然后将镜头拉到城东北隅，于是景物为之一变，招堤上下天光的云峰、烟柳、秋水、红桥的灵秀风姿，以及掩映在绿荫之中魁阁朦胧的身影，一一映入人们眼帘。最后将镜头摇向金星山腰的半山亭，展现其超然物外的仙姿，给人美的享受。这篇即席而作的佳作，文惊四座，在座诸公若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此文竟出自年仅十一岁的童子之手。众人赞美之余，无不为之倾倒。之后，张锳派人将此文刻于石上，然后嵌于亭内石壁上。为培蓄半山亭四周的人气，张锳又在金星山上筑屋三楹，取名“省耕亭”。这样一来，招堤、半山亭、省耕亭相映成趣，浑然一体，成为府城的一大景观。

兴义府还有人文景观“明十八先生墓”及纪念他们的专祠。这是后人为追忆南明永历王朝被孙可望杀害的十八位大臣所建。张锳见墓、祠已残破，悯十八大臣之忠贞，悲墓、祠之失修，于是筹资重修墓、祠，又命之洞撰《吊十八先生墓文》，刻碑立墓左，以此弘扬忠君爱国思想。

张锳一生，清正廉洁，勤于政事，所至之处，皆有建树。他不仅是一位好官员，而且是一位好父亲。他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常教导他们勤学刻苦，勿沾恶习。子女们亦敬仰父亲的清名、清誉，于是勤奋苦读，志在功名。在张锳的谆谆教导下，五个儿子后来均有建树。其子之洞跻身于清王朝最高权力中心。

张之洞，字香涛，道光十七年（1837年）生于贵阳六洞桥附近家宅。《清史稿·张之洞传》谓其“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张之洞自幼聪慧好学，曾师从安顺知府胡林翼和胡的部属韩超（官至贵州巡抚）。提起胡林翼，这位与曾国藩齐名的人物，无人不知其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风云人物。然而胡林翼还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其治学严谨，才识宏通；韩超亦是文武兼资的不寻常人物。胡林翼对其有如下评价：“韩超腹有十万甲兵，胸罗二十一史，沉勇慷慨，雄心远略，可为名将，可为良吏。”正是在这两位名师的教导下，张之洞学业精进，识见超人，十三岁时就以《半山亭记》与《吊十八先生墓文》蜚声士林。

张之洞自幼聪慧，涉猎经史，年十三，中秀才，并刻印自己的第一部文集。十六岁的他离开贵阳，赴顺天（今北京市）乡试，荣膺解元（第一名举人）。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六岁的张之洞再试文场，以一甲三名（探花）的好成绩题名金榜。从此其官运亨通，仕途顺利，历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

张之洞是清代洋务运动末期的代表人物。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清王朝内外交困的非常时期，他创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织、缫丝、制麻四局，并筹办卢汉铁路，为中国的民族工业竭尽心力，贡献甚大。中法战争时，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使清军取得了镇南关、谅山的胜利。张之洞寻求救亡图存良策之时，苦苦思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既能保持中国特色又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道路，这就是受人争议却又影响深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平之策。

张之洞生于贵阳，长于安龙，十六岁时离开贵州，可说其气质、人格的铸就，得之于黔中大地雄直清刚之气的孕育；其学识、修养亦得之于家风、家学的熏染，以及名师的造就。难能可贵的是，张之洞一生显达，身居高位，然而不忘生于斯、长于斯的贵州，不忘黔中父老，始终关心贵州文教、经济的发展，尽其所能地帮助贵州士人。

张之洞少年时代是在父亲的任所安龙度过的。这里的山光水色、古迹文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的民风、民俗以及丰饶的物产常使他怀想难忘。为了报答安龙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张之洞在晚年担任体仁阁大学士时，痛感安龙文教落后，于是提议兴义府将所属书院改为中学堂，附设小学堂，并捐银一千两作为修缮学堂及购置教具课桌之用。之后，其捐银三千两，派人远赴日本购买图书、仪器，运回国后，又运至安龙，赠与当地的高等中小学，用以培育人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托幕宾宋绍锡寄往安龙一封《为开办学堂派人来鄂留学敬告父老书》，表示因念“先人旧治地”，愿在武昌开办一所中等学堂和一所高等小学堂以招收贵州学子，并请兴义府先选送学生入学，学费每人一百元由其支付。之后，安龙有九人被选入高等师范学堂，他们由此得习“西学”。学成返里后，他们服务桑梓，为贵州的政治变革及文教振兴贡献着力量。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外侮日深、不变法无以图存的严峻现实下，其所高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观念，成为了清末中国教育的指导方针。其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张之洞非常关心贵州的文教，他的教育理念是通过贵州学政严修来实现的。张之洞与严修是世交，两人思想接近，感情深厚。严修改革贵阳学古书院、创办经世学堂时，就借鉴了张之洞在四川创办尊经书院的经验。严修还把张之洞的《劝学篇》《尊经书院记》《书目答问》刊印成册，送给官员及生员学习。在经世学堂缺少算学教师时，严修曾电请张之洞代为物色。张之洞不负所望，为其在两湖书院聘请到一位精通微积分的教师。

张锳编撰的《兴义府志》

张之洞视贵州为第二故乡，对贵州的士人及乡邦文化十分关爱。在其少年时代，时值遵义沙滩文化崛起，因此他对郑珍、莫友芝两位“西南巨儒”的学术成就极为钦仰。然而他在贵州时与郑珍无缘相见，却与莫友芝相识在咸丰九年（1859年），时张之洞二十二岁，风华正茂，而莫友芝已年近半百，学养淳厚。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从此成为忘年交。

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得知郑珍病故的消息后，十分伤感，于是将其子郑知同延聘入幕。时张之洞在川倡导文字训诂之学，见郑知同不仅家学深厚，而且精于小学（即文字训诂学），于是深为器重。之后，在张之洞的推荐下，郑珍《说文新附考》《郑学录》《巢经巢遗文》《巢经巢诗钞后集》《凫氏为钟图说》等书在川刊行，从而使郑氏父子的小学在川广为传播。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改任两广总督，在广州开设广雅书局，又聘郑知同任主纂。之后，郑珍的《汗简笺正》《亲属记》《仪礼私笺》等书，以及郑知同的《说文本经答问》《六书浅说》能在广雅书局刊印，亦得益于张之洞的鼎力相助。

在张之洞的幕宾中有一些贵州人。这些人追随其左右，受其影响，并吸收了时代的先进思想。回乡后，他们活跃于贵州的政坛及文教事业中，对家乡的前途命运及文教发挥着作用。

张之洞书联

光绪十一年（1885年），贵州巡抚潘霨基于国家创建海军、制造铁船、修建铁路急需煤铁之考量，上疏清廷，明确提出：“黔省矿产甚多，煤铁尤甚。如能开采合法，运销各省，可免购于外洋。”光绪帝对其奏折有如下批谕：“即着该署抚详细体察，认真开办，无得徒托空言。”就这样，青溪铁厂在贵州镇远诞生了。潘霨在办厂期间，遇到了不少困难，如机器设备的运输、青溪一带缺煤、资金不足及刚建好的厂房被洪水冲垮等。正当其一筹莫展时，张之洞向其伸出援手。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在给潘霨的电文中这么写道：“黔购煤铁机器早到，安设何县何村？距大河几里？现已开炼否？铁佳否？能炼钢否？日出生铁若干？熟铁若干？运至鄂价脚各若干？若铁佳而价廉，当为黔广谋销路。速示复切盼！”之后，尽管李鸿章反对青溪铁厂继续办下去，然而张之洞据理力争，坚决支持潘霨。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经济及政治等原因，最终青溪铁厂夭折。然而在其创办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张之洞的关注与支持。

张之洞是清末洋务运动后受人争议最多的名人之一，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亦是客观的，凡是为国家振兴及为人民福祉有过贡献的人，将青史留名，被人缅怀。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元月《上南皮张尚书书》中，对张之洞兴学育才、救乱扶危的爱国情怀，以及对西学、中学精研博综的深刻了解及得其精髓，有以下评价，值得后人深思：“吾师眷焉世变，默验时局，以培养人才为当务之急。因加意两湖书院、武备学堂，以观厥成。诚救乱扶危第一义也。”“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源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

张锳、张之洞父子的黔中情怀，亦将永远铭记在黔人心间。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4期」

 

 

张之洞与汉阳近代工业及“汉阳造”

作者  顾必阶

1889年，张之洞尚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即奏明朝廷筹设炼铁厂。他指出：“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火车……以及民间日用……无不取资于铁。”说的是兴办钢铁工业的重要性。在筹办铁厂过程中，他又强调：“铁之兴废，国之贫富强弱系焉。”进一步指出钢铁工业的有无，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命运。

不久，张之洞因奏修贯穿中国南北的腹省干线卢汉（京汉）铁路获准而调任湖广总督。他以督办卢汉铁路为契机，以兴办汉阳铁厂为起点，“造轨制械，次第展开”，拉开了湖北武汉近代工业化建设的序幕。

毛泽东主席1958年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曾与湖北省委领导王任重、陈再道等人谈话时提到：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这是你们湖北人的骄傲，你们要后来居上。

据《武汉市志·工业志》记载：截至1910年武汉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有21家。其中张之洞主持兴建的达17家，占80.9%。武汉的官办企业占全国官办企业总数的17%。

张之洞开创的武汉近代工业，是在汉阳兴办铁厂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包括近代军工、机械、建材以及近代纺织、市政和商业等），进而“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武汉迅速崛起，仅次于上海，被称为“东方芝加哥”。

从当年张之洞在武汉（三镇）的工业布局和规模来看，汉阳成为以近代钢铁、军工为主的重工业基地，武昌成为以近代纺织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基地，汉口则成为商业贸易重镇。

肇始于汉阳的武汉近代工业特别是钢铁、军事工业在中国（武汉）早期现代化建设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其产品“汉阳造”在国内外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一、关于汉阳近代工业

汉阳近代工业可用16个字来概括：五厂一所，十里长廊。举世闻名，举国无双。

当年张之洞为建设炼铁厂曾派人沿长江上下百里勘寻厂址，皆不适宜。他认定“除汉阳，别无善地”。最后勘定汉阳大别山（龟山）北麓，认为此处南枕山，北滨汉，东临大江，气势开阔，运载合宜。同时将枪炮厂（后改称兵工厂）紧邻铁厂而建，“以就煤铁之便”。不久，又先后建成钢药厂（后改称火药厂）、针钉厂、官砖厂以及轮驳转运处（后改称运输所）。是为“五厂一所”。

“五厂”以汉阳铁厂为龙头，沿汉江一线展开，经龟山、梅子山直至赫山。“一所”则设在两江交汇处的长江边（兴仁里）。

五厂一所，蜿蜒十里，是为“十里长廊”。时人誉为“东方匹兹堡”，后人称为“十里工业长廊”，亦称“十里钢城”。这便是汉阳，亦即武汉近代工业的主脉，并由此推动相关产业和民营企业的大发展。

汉阳近代工业，特别是钢铁、兵工二厂，起点高，规模大，一开始便处于世界前沿、国内领先地位。

关于汉阳近代工业（五厂一所），本人仅对其历史地位和影响作一概述。

①关于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是中国第一家也是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创办，“开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世界为之震惊。1897年，美国驻汉领事参观汉阳铁厂时，惊呼：“登高下瞩，使人胆裂，斯奚翅美国制造之乡耶？……是为中国二十世纪之雄厂也！”1901年，上海《东方杂志》刊登外国记者文章称：“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呜呼：中国醒矣！”

汉阳铁厂的创办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亦被视为武汉崛起的象征。

汉阳铁厂以生产钢轨和枪炮钢料为主，同时生产部分民用建筑和机械用钢材。曾是国内唯一能够生产钢轨和钢铁产品（生铁、钢料）出口的企业。其机器设备主要引进自英国、比利时、德国以及卢森堡等国。引进外国专家前后达40余人。

汉阳铁厂在其生产期间，共产钢60余万吨，铁220余万吨，出口生铁（钢料）90余万吨。并为中国京汉、粤汉、津浦等11条铁路提供钢轨27.8万吨，铺设里程达3300余公里（辛亥革命前全国铁路里程为9980公里），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②关于汉阳兵工厂

汉阳兵工厂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兵工制造企业。在辛亥革命前是国内唯一称为兵工厂的企业（各省皆称机器局或制造局），是当时国内生产时间最长、制造武器装备（军火）最多的军工企业。累计制造“汉阳造”步枪达110万支以上。

汉阳兵工厂的机器设备主要采自德国力佛厂。主要生产仿德1888式（及1898式）采用无烟火药弹的最新式步枪，以及仿德、英、日、美等国新式枪炮。包括仿马克沁、伯格曼、大正11式等轻重机枪，毛瑟96式手枪（驳壳枪），以及过山炮、平射枪、炸弹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仿德1888式（后仿1898式）五响毛瑟枪，口径7.92毫米，称“七·九式”步枪，俗称“汉阳造”。

老照片中的汉阳铁厂

1895年，汉阳兵工厂正式投产，“汉阳造”一登场亮相，便呈鹤立鸡群之势。在与“沪造”（上海造）的二次校试演练中，取得完胜。十项指标均优于“沪造”。七·九式步枪因此成为清廷指定的制式步枪。

③关于汉阳火药厂

汉阳火药厂（初名钢药厂，主要生产枪炮管所需精钢和各类火药及原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完备、最先进的军工火药（化工）制造企业，其机器设备主要采自德国格鲁森厂。

汉阳钢药厂最早试制成功无烟火药，改变了国内军工企业外购无烟火药而受制于人的被动历史。虽然江南（上海）制造局早于汉阳生产黑色火药，但无烟火药并未成功。1917年曾奉命停办。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上海制造局（兵工厂）奉命撤销，其龙华火药局（含炮局）并入汉阳。汉阳钢药厂更名汉阳火药厂。其时，东北兵工厂（九一八事变后）已陷日寇之手。汉阳兵工、火药二厂成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兵工制造单位。

④关于汉阳针钉厂

汉阳针钉厂于1907年（张之洞离鄂前）创办。是当时中国最早采用进口（法国）机器制造的官办民用针钉企业（此后上海、济南等地开始创办）。改变了湖北民间所用针钉（缝纫用钢针及竹木建筑用铁钉）依赖进口的局面。

1911年5月由华商梁炳龙承租接办。产品除满足本省，还销往长江沿岸城镇（长沙、芜湖、镇江等地）。

⑤关于汉阳（湖北）官砖厂

汉阳（湖北）官砖厂于1907年与针钉厂同时创办。加上1892年创办的汉阳铁厂制砖厂和民国初“汉冶萍”公司在汉阳设立的制砖处，汉阳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采用进口机器生产建筑砖瓦（特别是耐火砖）的官办民用产品生产基地。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用耐火砖和“纺织四局”等建筑砖瓦依靠进口和土窑砖瓦难以达标亦不敷使用的局面。

汉阳枪炮厂生产车间

由于汉阳土质好，运输方便，至武汉解放前夕，全市14家砖瓦厂全部集中于汉阳，产有国内享有盛名的“汉阳瓦”。“汉阳瓦”色泽鲜艳、平整光滑，畅销长江沿岸和京汉铁路沿线城市，特别是受到上海、南京等地用户的青睐。近年除长沙发现汉阳瓦，在鄂豫两省交界的鸡公山上，外国传教士、税务司、国内军阀修建的200多栋（总数约为500栋）别墅中发现大量“汉阳瓦”。

⑥关于汉阳运输所

汉阳运输所是当时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联运物流企业。拥有三条运输线：一是汉冶线（大冶至汉阳）——转运铁矿；二是汉湘线——转运煤矿（早期主要是收购，后又开采萍乡煤矿）；三是汉沪线——装运铁厂产品到上海，并由上海销往东南亚、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返程带回维修材料和机件。

1919年，粤汉铁路湘鄂段通车后，即开始实行铁路联运。

汉阳运输所在长江沿岸设有19座码头，其中一座即为汉阳铁厂东码头（现已列入武汉市工业遗产名录），在汉江边各厂均设有码头。

此外，汉阳铁厂从长江边至赫山建有24公里铁路（含厂内铁路），将“五厂一所”连为一体，十里工业长廊大放异彩。张之洞曾规划在赫山边建设一条铁路，穿过汉江直达对岸硚口玉带门车站，将来各厂产品直接通过铁路，运往各地。

二、关于“汉阳造”

提起“汉阳造”，大家都知道赫赫有名的“七·九式”步枪，或称“仿88式（毛瑟）”步枪。所谓“七·九式”是指该枪口径7.9毫米；“仿88式”是指汉阳兵工厂仿制1888年德国步枪测试委员会监制改进的一款新型步枪，亦称“委员会式”。因其采用毛瑟“71式”旋转闭锁枪机，故称“毛瑟”步枪。

其实这只是狭义上的“汉阳造”，或者说是汉阳造的一个著名品牌。而广义上的“汉阳造”，是包括汉阳“五厂”所生产的各类产品，如枪炮、火药、钢轨、生铁、各式建筑钢材、砖瓦等。

“汉阳造”除最负盛名的“七·九式”步枪外，“汉阳造”钢轨、“汉阳造”砖瓦亦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1911年，在意大利举办的“世博会”上，“汉阳造”钢轨获得最优等奖，“汉阳造”砖瓦获得金牌奖，耐火砖获银牌奖。（武汉参展的“纺织四局”的产品亦多有获奖）

由于“汉阳造”产量高、质量好、使用时间长、地域广，因而存世量大。近年来，国内不少地区先后发现有“汉阳轨”“汉阳瓦”仍在使用，发挥余热。它们见诸报端后，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汉阳造”步枪多为博物馆和军迷爱好者收藏。

“汉阳造”当年在国内代表着“武汉造”，在国际上则代表着“中国造”。享誉百年，惠及后世。这在近代中国工业史上（特别是兵工、钢铁、建材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可以说，“汉阳造”是中欧技术合作的结晶，是中国引进先进科技的成果，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下面，重点谈谈大家最熟悉，也是最容易发生混淆的“汉阳造（步枪）”的曲折历史和传奇故事。

关于“汉阳造步枪”亦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军不用，无役不与。

说起汉阳造的诞生历史，应追溯到1889年张之洞尚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创办的广东枪炮厂。当年，张之洞痛感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胜签败约，痛定思痛，决心自造枪炮以图自强（外购枪炮，屡遭外商勒索）。于是电请驻德公使代购制造枪炮设备和代雇工师（技术人员），准备仿制当时最先进的71/84式毛瑟步枪。

1889年8月，张之洞因奏修卢汉（京汉）铁路获准，调任湖广总督（督建京汉铁路南段）。接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力争将枪炮厂（包括炼铁厂）机器设备移置湖北建厂，以就煤铁之便。

到达湖北的第二年（1891年），张之洞获知原订制造71/84式步枪机器已成旧式，于是又决定改订更为新式的1888式采用无烟火药的小口径快枪、快炮设备。

正是这一改变，决定了“汉阳造”在技术上从一开始便处于世界前沿、国内领先地位。

“汉阳造”仿德88式步枪为发射无烟火药圆头弹（后仿98式尖头弹）、五响毛瑟枪，口径7.92毫米（亦称“七·九式”步枪）。

汉阳兵工厂1895年5月投产，月产“汉阳造”毛瑟枪1500支、弹80万发。为检验“汉阳造”的性能，1896年2月28日，张之洞咨呈督办军务处（甲午战争后期清廷设置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会校沪（上海江南制造局）、鄂（湖北枪炮厂）枪式。上海制造局委派候补知县刘毓湘、候选知县苏晋携沪造快枪二支到鄂，会同湖北枪炮厂总办蔡锡勇、提调沈锡周在省城校场（阅马场）实弹演试。二天后，又会同刚到鄂厂的洋匠克本在枪炮厂空地演放。沪枪连放50发，鄂枪连放105发，均命中170码（约160米，注：1码=3英尺，约0.9144米）外击穿3分（毫米）厚的钢板。随后令克本将沪、鄂二枪分别拆卸，“悉心考校，绘图列说”。

克本本着“以枪论枪、平心审量”之原则，列出枪式、枪管、来复线、坐力点、准头等10项指标。结果证明，“汉阳造”10项指标均优于“上海造”。

第二年（1897年），张之洞又委派鄂厂提调汪洪霆携“汉阳造”快枪快炮到京（江南制造局也携沪造枪炮到京），给神机营官员演放试验。在发给张之洞的电文中，汪洪霆说：炮距靶六百弓（约1000米，注：1弓=5市尺）放二十九出，中十九。枪距靶四百八十弓（约800米），每放二、三十出，中九成。

汉阳枪炮厂近影

演放结果，神机营将领颇为满意：鄂枪“合法适用，胜于沪枪”“产品精美，远胜各省”。神机营将试验结果禀呈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荣禄。荣禄亲自召见汪洪霆，并破格奖励工匠。（沪局因“枪并弹均疵病甚多”而未获奖）

不久，清廷下令全国统一使用7.92毫米毛瑟枪。荣禄决定“扩充鄂厂为要务，各省无须添设厂，各处经费亦拨归鄂”。

“汉阳造”闪亮登场，外媒誉其为“帝国龙爪”，后世则誉其为“中华枪王”。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山东巡抚李秉衡奏称：“湖北省所造者较为合用。”清廷多次下令调拨鄂厂枪炮供应前线。

10年后的辛亥革命，汉阳造成为起义军手中利器，从而最终葬送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留下一段佳话。

在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青年毛泽东立即投笔从戎，参加了湖南新军，他领到的便是一支编号为“8341”的“汉阳造”。又留下一段佳话。

毛泽东曾说，我们依靠人民和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这个步枪就包括“汉阳造”以及根据地仿制的“汉阳造”。

“汉阳造”已经载入共和国的史册。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中，就记录了革命战士手持“汉阳造”在辛亥革命、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英雄形象。

今天，“汉阳造”已经成为武汉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城市的“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精神的见证者和代言人。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