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之洞主政湖北谫论晚清士大夫的文化觉悟

作者 刘中才

晚清中国在传统秩序瓦解与西方文明冲击的双重困境下，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封建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文化博弈。其间，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政湖北十八载，以“中体西用”为思想纲领，兴教育、办实业、启民智，一场辐射工业、军事、市政诸领域的“湖北新政”蔚然成风。这段历史不仅标志着武汉从传统市镇向近代都会转型，也深刻揭示出在救亡图存的历史隘口，一位政治家如何将文化意识转化为变革动能，进而开辟出一条“旧邦新命”的独特道路。张之洞的文化实践也由此表明，士大夫的文化自觉绝非风雅点缀，而是关系文明存续与发展的战略基石。其以文化为轴心撬动社会转型的智慧，至今仍闪耀着启迪之光。

中体西用：文化纲领中的政治智慧

张之洞的文化意识集中凝练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纲领性命题。他在《劝学篇》中将“中学为体”阐释为，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而“西学为用”则是借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期挽回清王朝颓势。这一看似折衷的主张，实则蕴含着张之洞基于洞察中西文明特质后提出的创造性应对方案。它既抵御了全盘西化的文化自杀，又突破了顽固派拒斥变革的窠臼，为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型开辟了缓冲地带。

张之洞的文化自信在对外交涉中尤为鲜明。光绪初年，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张之洞围绕《里瓦几亚条约》的改约之争，上呈《熟权俄约利害折》，痛斥李鸿章的不义之举。他在奏折中指出：“高勋重寄，每年花几百万两银子造枪炮、养淮军，不正是为了今日一时之用么？如果不能一战，要这样的重臣何用？”此番铿锵之言，展现出张之洞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坚守。而且，即便是在推行新政最力之时，他仍坚持在汉阳铁厂大门镌刻“华夏钢源”的匾额，极力主张在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械上标注“汉阳造”。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符号，无不彰显着张之洞在文化主体意识与技术革新中的辩证统一思想。

更为可贵的是，张之洞的文化意识具有罕见的内在包容性与调适能力。当商人画家创作《三矮奇闻》水彩画揶揄其身材矮小时，他不仅未加惩处，反而“微微一笑，然后让人买下了那幅画”。从文化构建的自觉性来看，这种雅量恰是源于他对文化活力的深刻认知，也就是，一个自信的文明应当容得下幽默与批评，甚至是嘲弄与讥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依靠捕鱼为生的江夏渔民傅名洗等人以“湖涸失渔利”为由反对修建武青堤时，张之洞却“痛斥之”。面对此种关乎民生社稷的重大问题，张之洞展现出文化保守主义者少有的决断，体现着文化意识必须服务于国计民生的务实精神。

教育革新：文化薪传的制度化实践

进士出身的张之洞深谙“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的道理。因此在主政湖北的十八年里，他将教育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阵地，未曾一日偏废。张之洞早年任湖北学政时，率先创办经心书院，已彰显出教育革新之志。督鄂后，他更是将两湖书院改造为新式教育，废除科举制下的八股训练，设立经学、史学、舆地、算学四科，并聘请汪康年、华蘅芳等学贯中西的学者任教，逐渐构建起一套贯通启蒙教育、实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

武汉抱冰堂，张之洞像与其亲撰的“登临不觉米欧遥”的对联

1893年，张之洞将武昌原方言商务学堂加以改建，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设立外语、格致、商务、算学四门专业，一举打破八股取士中不合理的知识垄断，成为开近代专业教育之先河的集大成者。

与此同时，张之洞敏锐地把握到工业化时代对人才结构的革命性要求，他因此创办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前身），引进日本桑蚕良种与耕作技术；建成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前身），设立机械、化工等工学科目，聘德国工程师执教。尤为难得的是，1894年，张之洞以4万两白银作为经费在武昌成立湖北缫丝局，在其招募的工人中，妇女比例达到80%以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桎梏由此被颠覆。诸如此类，将文化启蒙与生计技能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在张之洞督鄂期间分外常见。

张之洞原本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但他却极力倡导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是清末地方大吏中热衷于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的一面旗手。他主持制定、清政府颁行的《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凡是留学日本学成归国的学生均可授以举人、进士出身。因此，楚地留学之风甚为浓厚，至20世纪初，湖北留日学生达数千之众，长期稳居全国首位。学子归国以后不仅带回先进的技术，而且传播西方先进思想，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治策。张之洞的文化开放理念，客观上促成了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更具历史深意的是，新式学堂毕业生与留学生群体，日后成为辛亥首义的骨干力量。孙中山1912年考察武汉时慨叹，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孙中山的肺腑之言，正是对张之洞教育实践蕴含的文化变革作出的生动诠释。

工业文明：意识驱动下的现代转型

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张之洞的工业建设绝非简单的技术移植，而是承载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使命。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他选择武汉作为实践的舞台极具战略眼光和全局视野。这是因为武汉“上连川陕，下挽江浙，北接黄淮，南瞰湘粤”，既是传统水运枢纽，更是内地对接世界市场的门户。这种区位特质形成的文化优势，体现着张之洞对文明空间格局的深度思考。

张之洞当年主持修建的武泰闸，至今保存完好

作为钢铁文明的东方代表，1890年筹建的汉阳铁厂，可谓张之洞工业强国的巅峰之作。在选址过程中，张之洞力排众议，放弃毗邻铁矿的黄石港，最终定址在汉阳龟山北麓。这一决策看似毫无章法，实则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深意。因为将现代工业放置于省会视野之内，既有利于管控调节，更可以发挥“开风气”的示范效应。因此，当1894年6月高炉中流出第一炉铁水时，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自此诞生，美国领事惊叹其为“中国20世纪之雄厂”。张之洞在厂徽设计中更是将传统饕餮纹样融入其中，以此昭示东方智慧对工业文明的创造性接纳。

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张之洞将轻工业的本土化探索提上议程，以织布、纺纱、缫丝、制麻为代表的纺织四局在武昌长江边赫然出现，构筑起晚清完整的轻工业体系。1892年湖北织布局投产时，首次装备织布机就多达1000台，并且设有电灯照明、自来水系统。缫丝局更是打破男耕女织的传统，首开湖北产业女工先河。制麻局则充分利用本地苎麻资源，1906年投产后产品制作精美，被盛赞为“中国最新、最良之工厂”。

无独有偶，在钢铁工业的带动下，象征着军工文化的汉阳兵工厂也成势见效。1894年建成的湖北枪炮局，装备德国最新机械，所产“汉阳造”步枪成为近代中国军工的图腾。从辛亥革命首义到抗美援朝，“汉阳造”更是服役半个世纪，见证了中国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张之洞在枪身镌刻上“汉阳”标识，使冰冷的武器成为地域文化自信的载体。而这种将文化认同注入工业产品的意识，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价值。

而且，张之洞的工业实践创造了惊人的集聚效应。从汉阳龟山到赫山临江地带形成的“十里工业长廊”，在张之洞的统领下，各类工业厂房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武汉三镇的功能分区也初现雏形。这种基于文化地理学形成的产业布局，帮助武汉在20世纪初获得“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文化意识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塑造力在武汉彰显得淋漓尽致。

书法雅集：文化认同里的审美表达

张之洞的文化意识不仅体现于经世之业，还表现为心态放松下的艺术雅好。他常以总督之尊倡导文化自强，在武昌形成全国瞩目的书法艺术圈层，使其成为凝聚文化认同的审美纽带。

在艺术选择上，张之洞本人以追摹苏轼书法著称，其《题诸可宝画楚游十三图》册页（现藏于武汉博物馆），即是用苏体行书题咏湖北名胜的典型代表。在他的倡导下，宋代尚意书风复兴的现象在湖广地区赫然显现。1893年英国《环球》杂志的记者在鄂走访期间观察到，武昌督署书房悬挂的苏东坡《寒食帖》拓本已经泛黄，表明张之洞公务之余时常翻阅临摹。

由是，在张之洞幕府艺文的影响下，张裕钊、沈曾植、杨守敬、罗振玉等一大批学者型书家汇聚于此，成为学人书家的精神共同体。他们时常在闲暇之余，借助雅集酒会、题跋鉴藏活动交往，为书法与学术有机互动提供良好契机。被誉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的杨守敬任两湖书院地理教习时，其行书融合苏体与北碑，自成一派，颇受欢迎。辜鸿铭在翻译《论语》之余，手札亦带东坡遗韵。梁鼎芬执教武昌书院期间，书法兼具颜真卿骨力与黄庭坚奇崛。这些交融与碰撞，引导着“以碑补帖、融碑入帖”的书学新风，为传统艺术注入现代化因子。

作为精神建筑，张之洞对书法的推崇绝非附庸风雅。1907年他离鄂赴京之际，特意在蛇山南麓修建“抱冰堂”（取“冬抱冰夏握火”励志之意），并在堂内题写“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欧亚遥”的楹联。这副融合魏碑与苏体风格的作品，既是其书法成就的缩影，更寄托着中华文明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文化理想。

城市治理：文化伦理中的空间重构

张之洞的文化意识不仅将教育、实业融为一体，而且还深刻重塑了武汉的城市肌理。他将水利工程、市政建设视为“依堤为命”的民生根本，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彰显出士大夫治国理政的文化担当。

武汉素有“泽国之称”，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但是每到汛期，长江水患久治不绝，威胁民生。身为地方主官，张之洞以大禹治水的务实精神，亲临现场督察堤坝修筑工作。1899年修建武青堤时，张之洞“每旬必亲往查看工程一次”；1906年建武泰闸时，更是“每五日由藩、臬两司及武昌知府前往查看”。面对渔民“湖涸失渔利”的反对，张之洞力排众议，因为他深知“依堤为命者，数十县也”。堤闸建成后涸出良田十万亩，部分划为官办农场，部分租给农民，租金悉数转为堤防维护基金。这种以工程效益反哺民生的模式，体现的是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治理智慧，熔铸着治水安民的文化伦理。

游客参观汉阳“凝铁”。这是张之洞建汉阳铁厂的见证

在市政建设方面，针对武昌“街道狭窄，岁久未修，下雨渍水，泥淖难行”的状况，张之洞连续数年革新街道，翻修马路。1905年设立汉镇马路工程局之初，他规定新建临街房屋需自原线退后3尺，多出的空间用于拓宽街道以利交通与消防。最具开创性的是，1907年将汉口城堡基址改建为后城马路，这条大街由此成为汉口华界第一条近代马路。

道路修整不仅改善了市政功能，而且重构了市民的公共生活和出行空间。尤其是沿街商铺、茶馆、戏院的快速兴起，为城市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查阅相关史料不难发现，至20世纪初，武汉城区面积从开埠前的18平方公里扩展到162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突破百万规模。《海关十年报告》称赞，“（汉口）街道正在被拓宽，政府还在城市的街道上维持治安，并作出一定的努力来改进排水管道和维持环境卫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余论

张之洞督鄂十八载的文化实践，构筑成一部微缩的中国近代文明转型史。其中的深意远超洋务运动的技术层面，而直指文明存续发展的核心命题。即在文明冲突畛域下，如何在古今中西的激荡中守护文化的主体性。在此方面，身为父母官的张之洞，高瞻远瞩，担责于身，履责于心，以“中体西用”为纲，在教育、工业、艺术、市政领域展开系统性实践，创造出“旧邦新命”的生动范例。这位“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由此带给孙中山深刻而隽永的精神启示：真正的政治家必是文明传统的诠释者与现代转型的引航者。

在全球化浪潮漫卷的知识经济时代，反观张之洞的文化觉悟，意在提醒我们，唯有立足文化根脉，广纳八方精粹，方能在历史的洪流中驶向远方。蛇山抱冰堂前那副闪耀着智慧与光芒的楹联，不仅是一个士大夫雄心壮志的生动诠释，更是文明对话时代下不可或缺的文化箴言。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3期」

 

 

贵州兴义刘氏家族与近现代贵州教育

作者  陈应秋

翻开贵州近代教育史，兴义县教育的长足发展，与下五屯刘氏家族的重教兴学密不可分。自19世纪末刘官礼（1841—1910年，字统之）播下教育的种子，其子辈刘显世、刘显治接续薪火，再到孙辈刘燧昌、刘煊昌、孙刘悫昌深耕细作，以三代人的坚守，为贵州乃至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提供了鲜活样本。尤为特殊的是，刘官礼的教育实践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对清代名臣张锳“加油助学”的继承与发扬。

一、破壁者刘官礼：从“加油”到“建学”，对知府添油的传承

清光绪九年（1883年），一位身着长衫、目光坚毅的中年人站在因战乱而残破的城垣上，发出了“兴邦必先兴学”的慨叹。他就是刚放下军功，被任命为兴义县培文局局董的刘官礼，此刻，他望着脚下崎岖的山路和遍野的荒芜，回想着前任名知府张锳“兴邦必先兴学”的实践，思索着以另一种方式发展家业。

图片
1910年，刘悫昌（二排左三）与贵州同学留学日本时合影（刘树一供图）

未承想，此后三十年他对推动教育的执着，让这座西南小城成为清末民初贵州人才的摇篮。而这一切的精神源头，正是由张锳在兴义府播下的“加油”火种。

（一）张锳“午夜加油”精神内核：兴学助教的黔地传统

提及兴义府的教育传统，绕不开清代名臣张锳的“午夜加油”。其核心在于对家国前途的深深忧患，以及通过实际行动破除贫寒对求知的阻碍。

张锳在任期间，重修了安龙珠泉书院，增设学田，为贫困学子提供膳食补助，构建了从“午夜加灯油”的个体关怀到“建院兴学”的系统工程。其“官不修衙，先修学堂”的理念，深刻影响了兴义府的教育发展。张锳就任兴义知府之年，正是刘官礼出生之年。此后，张锳于兴义知府、贵西兵备道任上，留居府城安龙14年。刘官礼的童年、少年时期，耳濡目染了盘江大地知府添油的重教兴学。成年后，他更是将张锳“兴学为治世第一要务”的名言奉为圭臬。“午夜加油”为他的教育实践提供了最早的精神范本。

（二）“科举梦”的执念：树立地方教育发展风向标

据刘燧昌于1948年编撰的《刘氏族谱》记载，早在先祖刘泰和定居兴义泥凼时，其家境尚不富裕，却仍创办私塾，可见“耕读传家”的理念早已植根。至刘官礼父辈刘明扬一代，父子五人皆“工于辞赋”，志在科举功名，却因战乱未果。

从兴义置县的1798年至刘官礼就任县培文局局董的1883年，全县仅胡尔昌一人中举。刘官礼在与乡贤的交谈中，常“引以为耻”，也成为其推动地方教育改革的原始动力。在此背景之下，刘官礼积极推动，于1889年兴建兴义县历史上第四座笔山书院。《民国兴义县志》载：“清光绪初，（刘显慎）从父统之倡修笔山书院。落成，所聘山长主请苦无书参考。于是，筹款命显慎赴长沙、武昌，分购《皇清经解正续编》《学海堂丛刻》《湖北丛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诸书而返，邑中学子始有读书资粮。”

纵观刘官礼一生，对从兴义府走出去的“加油”二代张之洞极为关注。1875年春，四川学政张之洞为尊经书院制订了章程18条，对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1889年，又创办“广雅书院”。时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在武汉大举洋务运动。刘官礼命刘显慎外出购书，目的地指向长沙、武昌，似有意为之。

（三）从“科举梦”到“办新学”：历史选择中的贵州教育改革试验田

1897年2月，张之洞、李端棻推荐的贵州学政严修集中精力改革贵阳学古书院，参考张之洞在四川的《尊经书院章程》撰写《学古书院肄业条约》，聘请贵州绥阳大儒雷廷珍任山长，于1897年3月30日开学，比黄遵宪、谭嗣同等在长沙办的时务学堂还早半年。除经史外，开设数学课程，学生可选学英文、物理、化学、农学等。此次变革贵阳学古书院，首期在贵州全省招生40人，而兴义笔山书院学子就有刘显世、刘显潜、刘显治、李映雪、吕声文5人入选，占全省学子一成有余。

1925年拍摄的兴义女子小学教室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李端棻因“保荐匪人”获罪革职，流放新疆；严修在学部侍郎任上辞职返乡，贵阳学古书院更名为经世学堂。但贵州当政者对新学态度转变为噤若寒蝉，经世学堂难以为继，雷廷珍苦苦支撑至次年，连同学生在偌大省城竟无立锥之地，师生星散。正当此时，雷廷珍收到了刘官礼的聘书，遂欣然西游入主兴义笔山书院，将刚刚发端的贵州教育变革，由省城贵阳转移至西南兴义县。《民国兴义县志》记载：“今书院系光绪十六年邑人刘官礼倡修……向习八股诗赋。自戊戌绥阳雷廷珍（字玉峰）提倡经学小学，住院生月呈笔记，亦当堂课给奖。广置时务书报及经史子集，以供涉猎，学风为之一变。甲辰徐天叙主讲时，指阅经史，分呈笔记，每月会邑中人士举行讲演，风习又一变。”由此，兴义笔山书院已名副其实地成为贵州教育改革的试验田。

因为雷廷珍，刘官礼再次与张之洞有所交集。1902年8月，中国第一个由政府正式颁布的学制系统《钦定学堂章程》出台，亦称“壬寅学制”，是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的学堂章程。因制定仓促，不足甚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未能实行。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却对学制深以为然，仔细研究后提出较为系统的建议，以他两年前创办的两湖书院付诸实践，最重之事乃懂新学、有实践之管理者，严修向他介绍的雷廷珍成为最佳人选。张之洞多次修书兴义，力邀雷廷珍出任两湖书院山长。雷廷珍离别兴义时，推荐其学古书院弟子姚华、熊范舆等入主笔山书院、教授西学。贵州教育变革试验田的进程因之未有改变。

1929年拍摄的笔山书院大礼堂

1904年1月，清政府公布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拟定的学制系统文件《奏定学堂章程》，废科举，改新学。对于此举，刘官礼积极响应，于次年将笔山书院改为“兴义县公立高等小学堂”，当年招生30余人，严格按照《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办学，以普及平民教育为教学宗旨，不再以科举应试为终极目标。

为推动乡村教育，刘官礼走遍兴义各乡，劝导办学。兴义则戎镇平寨村老安章寨吴氏宗祠内，留存一通镌刻于1937年的碑刻，碑文记：“迄光绪末，变革学制，老统领刘公（注：刘官礼）遵令，下乡见安平两村人烟稠密，宜办一武备小学……择吉于光绪卅三年六月初八日鸠工建筑……厥后，莘莘学子遂渐增加。我乡文化之进步，皆公之力也。”

笔山书院更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不久，贵州教育变革试验田结出了硕果。1905底，李端棻联合士绅唐尔镛、于德楷、华之鸿等，将贵阳府中学堂改设为贵阳中学堂。次年，贵阳中学堂改称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面向全省招生。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魏正楷、王文华、窦居仁等13人前往报考。发榜时，名列前13名，轰动全省。

除了教育成就，兴义刘氏家族还因此与戊戌变法代表性人物李端棻、贵州维新派领袖唐尔镛等人物发生密切交集，如刘官礼长子刘显世之女刘从正，嫁与唐尔镛的长子唐行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联姻戚友、同窗、门生故旧等关系，兴义刘氏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核心人物结识，并结下深厚友谊。如1920年，刘显世在贵阳修建的刘氏祠堂落成时，康有为亲自题写《刘统之先生祠》。据《刘氏族谱》记载，早在唐、刘联姻的前几年，刘官礼便认识了唐尔镛，两人关系和睦，相处甚欢。他们在一起频繁探讨教育问题，唐尔镛向刘官礼详细介绍了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建议兴义“废科举之残余，兴实用之学问。”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唐尔镛每期都寄给刘官礼，刘官礼则组织笔山书院师生“逐字研读，辨析得失”。这种思想上的呼应，让兴义的教育改革不再是孤立的地方实践，而成为全国“新学浪潮”的组成部分。

（四）传承“加油”：系统性助学体系的构建

兴义教育名家岑明英《刘统之与兴义教育》一文记载，在经费保障上，刘官礼动用团防总局历年库存的十万两白银作为启动资金，设立学田；划拨屠宰税附加、斗息捐等作为常规经费；甚至亲赴各乡劝导富户捐资助学，规定“凡捐资百两以上者，勒石记功”。

在入学机制上，刘官礼规定“凡兴义子弟，无论贫富、男女，皆可入学”。

在升学通道上，刘官礼目光长远，积极向省城乃至国外输送人才。《笔山书院》一书中的《清末留学：时代浪潮中的笔山书院》一文记载，从1905年开始，刘官礼陆续派遣20名学生赴日本留学，并从地方经费中划拨专款作为学费，还与清政府驻日公使联系，为学生安排住宿和学校。

对于张锳重教兴学的传承，从个体性的“加油”到系统性的助学体系构建，是刘官礼对这一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继承。

 

二、接力：刘显世、刘显治与新学的深化

1910秋，刘官礼病逝于家中，李经羲为其题联：“数万户生民再造，赖先生永固如长城，今名犹著，真似刘越石（注：西晋名将，以刚毅不屈、坚守气节闻名）之刚毅；三十年天道更迭，愿后昆磨淬为国器，昔闻先贤，恰如范希文（注：北宋范仲淹，字希文，早年为秀才时便心怀天下，有‘先忧后乐’之志）之初心。”

康有为题刘统之先生祠

巧合的是，接过家族教育事业接力棒的长子刘显世，也是秀才身份。在他和弟弟刘显治的推动下，兴义的教育改革从“地方实践”走向“全省影响”，而与梁启超等维新派的直接交往，更让刘氏家族的教育视野扩展至全国乃至世界，也让张锳的“加油助学”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一）刘显世：从教育总董到省长的“新学推手”

刘显世（1870—1927年），1905年专任兴义劝学所总董。这位日后的贵州督军兼省长，在教育上完全继承了父亲的理念，甚至更为激进。为推动乡村教育，刘显世的马蹄踏遍兴义山山水水，劝导各乡办学。《兴义县志》教育篇记载，1902至1910年间，兴义各乡创办初等小学70所，平均每乡3所，数量上在当时的贵州堪称奇迹。

刘显世的远见，更体现在对女子教育和师范教育的重视上。1907年，他创办兴义女子小学堂，开学当天仅有5人入学，刘显世亲自四处劝学，到1911年，学生达120人，不少毕业生成为兴义乡村女子师范的首批学员。

为解决兴义各地师资短缺问题，刘显世创办了兴义师范传习所，学制一年，专门培养初等小学教师。他规定：“凡入传习所者，免学费，供食宿，毕业后需在兴义任教三年。”这一政策吸引了大批秀才及贫寒学子，第一期便招收了50名学员。传习所的课程完全效仿日本师范学校，开设教育学、心理学、算术、体操等科目，由留日归国的李映雪担任教师。这些学员毕业后，成为兴义乡村小学的“火种”，极大缓解了师资压力，也让“加油助学”有了专业的传承者。

1913年，刘显世主政贵州后，将兴义教育经验推广至全省。他支持唐尔镛等创办贵州教育会，推动全省中小学课程改革；拨款修建贵阳师范学校，培养合格师资。他延续了父亲派遣留学生的传统，且规模更大、范围更广。1912至1920年间，出国留学的贵州学子达80余人，其中留日50人，留欧美30人。从兴义到全省，刘氏家族的“加油”版图不断扩大。

（二）刘显治与梁启超的交往：思想碰撞的火花

刘显世是教育实践的推动者，其胞弟刘显治（1876—1923年）则是思想理念的传播者。刘显治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在北京担任国会议员期间，与梁启超结下了深厚友谊，其交往直接影响了贵州的教育走向。

永康女子师范学校遗址

1920年，梁启超考察欧洲归来，在上海与刘显治彻夜长谈，向他详细介绍了欧洲的教育制度，特别提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刘显治之子刘燏昌（字斐章）在《岁月》一书中记述：“1920年的一天，父亲要我换上新做的小马褂，到前厅去见当时闻名海内外的梁启超先生。我不知道梁先生为什么闻名，见到梁先生时一鞠躬，低头时见梁先生穿的是一对双梁鞋，绸裤脚用带子系着。我站在一旁听他们说话，才知道梁先生刚从欧洲回来，谈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勤工俭学之事。他们都对留法学生自食其力的精神大加赞赏。”

回北京后，刘显治给刘显世写信。刘显世接信后，当即拨款作为留法经费，资助贵州24名学子加入留法勤工俭学队伍。其中便有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王若飞，他不仅学到了先进技术，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对贵州乃至全国的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无疑是“加油”现象新的延伸——从资助学业到塑造理想，刘氏家族的助学内涵不断丰富。

（三）从兴义到贵阳：教育网络的全省辐射

刘显世主政贵州期间，兴义的教育经验也开始向贵州全省辐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全省教育发展，将“加油”的种子撒向更广阔的土地：

普及基础教育：下令各县设立劝学所，要求每县至少创办2所高等小学、10所初等小学，经费从地方税收中划拨，不足部分由省政府补贴。到1920年，贵州小学数量较1912年增长了3倍，入学率从不足5%提升至15%。

发展职业教育：在贵阳创办甲种农业学校、工业学校、商业学校，培养实用技术人才。

支持社会教育：创办贵州通俗教育馆，设立阅览室、演讲厅、展览室，免费向市民开放。

这些措施的推行，离不开刘氏家族的人脉网络。刘显世重用唐尔镛、姚华等维新派人士，让他们主导教育改革；通过刘显治与梁启超等全国知名学者保持联系，及时引入新思想；甚至通过婚姻关系，将兴义与贵阳等地的教育力量联结起来。岑明英《刘统之与兴义教育》一文记载：“贵阳熊范舆以其女楚芳为其（刘官礼）孙媳，即刘公亮之妇也。”这种“以家族为纽带，以新学为核心”的网络，让贵州教育在短短十余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三、深耕者的坚守：孙辈与“新学”的本土化实践

至刘官礼的孙辈，家族权势逐渐消退，但对教育的坚守却愈发纯粹。刘燧昌、刘煊昌、刘悫昌等人，选择深耕教育一线，将“新学”理念与本土实际结合，让兴义教育枝繁叶茂。

（一）刘燧昌：拒绝做官的教育理想主义者

刘显世长子刘燧昌（1890—1950年），字刚吾，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学系。完全可以凭借父亲权势进入官场的他，却选择了投身教育。张镜影在《刘显世传》结语中写道：“1925年，其子刘刚吾自日本留学归国，并未畀以省政要职，命其主持贵州法政专门学校，显见其不私于其子也。实为当时各省督军兼省长用人唯才之罕见者。”

投身教育的刘燧昌，曾担任留日学生监督。其堂弟刘燏昌的《岁月》一书记述：“1930年，堂兄刘燧昌调任国民政府留日学生监督。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留日学生因‘官费未到’‘中日冲突’等问题多次爆发风潮。刘燧昌到任后，一方面积极与国内交涉，确保官费按时发放；另一方面多次召集学生开会，晓以大义，组织留日学生成立‘抗日救国会’，既表达爱国立场，又避免过激行为影响学业。在他任内，留日学生的秩序最为稳定，学成归国者也最多，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政界、学界的中坚力量。”

刘燧昌的工作，无疑是对“加油”行动的延伸，在异国他乡为学子们保驾护航，让他们安心向学。

（二）刘煊昌：基础教育的“铺路石”

刘显治长子刘煊昌（1901—1951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贵州省省长公署秘书长，但他最看重的身份，却是省立兴义中学教师、纳碧小学校董。这位从大城市归来的知识分子，深知基础教育对家乡的重要性，将毕生精力投入其中。为解决农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刘煊昌在纳碧村创办了私立纳碧小学校（今兴义市盘江路小学）。这所学校不收学费，还为贫困学生提供书本和午餐。这种扎根乡村、服务乡童的情怀，与张锳“午夜加油”的赤诚一脉相承。

刘煊昌胞弟刘焯昌，北京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工作，回到兴义任教。在乡村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他鼓励女学生“打破封建束缚，追求人格独立”，培养了一批贵州早期的女教师。

（三）刘悫昌：女子教育的“破冰者”

刘显慎之子刘悫昌（1891—1960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32年，他受叔父刘显潜之命，担任兴义永康乡村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成为兴义女子教育的“破冰者”。

由于封建礼教所致，刘悫昌上任时，全校仅有12名学生。他没有气馁，而是挨家挨户劝学。为了让家长放心，他承诺“包教包会，毕业后推荐工作”。1935年，黄景惠等第一届10名毕业生全部被乡村小学聘为教师，月薪虽不高，但足以自立，让更多家长送女儿入学。毕业生何应相（何应钦之妹），1941年曾在贵阳女子师范学校任教。至1940年，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已达80人。

从张锳在兴义府“午夜加油”，到刘官礼创办笔山书院，再到刘氏后人深耕教育数十载，祖孙三代以“加油”二代、三代、四代的自觉担当与文化传承，让兴义府的“加油”文化现象经历了从个体善举到系统工程、从地方传统到时代潮流的华丽转变，不仅改变了兴义的文化面貌，更深刻影响了贵州的教育进程。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