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严昌洪

张之洞兴学育才述论

 

张之洞（1837—1909年），原籍河北，生于贵州，长于贵州，不仅是很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通晓学务的教育家。

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等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闰五月丙戌奏请特派张之洞会同商办京师大学堂事宜折称：“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湖北所办学堂颇有成效，此中利弊，阅历最深。” 

1937年，蔡冠洛编著的《清代七百名人传》将张之洞列为政治人物的教育类，而没有列入政事类，说明在蔡冠洛的心目中张之洞主要是教育家。

1996年，董宝良、熊贤君著《从湖北看中国教育近代化》称：张之洞为“湖北教育近代化的设计师、推动者和教育改革家”。

本文拟就张之洞办教育兴学育才的事迹略作述论。

 

一、张之洞的教育工作经历

1867年7月13日（同治六年六月十二日）奉旨充浙江乡试副考官。

1867年8月29日（同治六年八月初一日）奉旨简放湖北学政。1870年11月（同治九年十月）任满交卸。

1873年7月（同治十二年六月）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考试结束，奉旨简放四川学政，直至1876年（光绪二年）。

后来在担任封疆大吏（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兼署两江总督）时，也管理教育工作，并亲自到书院上“官课”，考核学生。

1903年6月（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钦派经济特科阅卷大臣。

会同管理学务大臣荣庆、张百熙商办京师大学堂事宜。

 

《奏定学堂章程》和《钦定学堂章程》

会同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共同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取代《钦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推行的学制。

  1907年9月（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奉旨以大学士管理学部事务。

张之洞不论是在主管一省教育工作的“学政”岗位上，还是在主持一省或数省全面工作的封疆大吏位置上，都很重视兴学育才。

 

二、张之洞为什么重视兴学育才

1.家学渊源的影响——“家世以儒学显”

张之洞原籍直隶（今河北）南皮张氏一门，四世为州县官，累世多有科举功名者。

其族兄张之万“状元及第”，官至东阁大学士，死后谥号“文达”。张之万对张之洞有双重影响：

张之洞准备参加己未年（1859年）的会试，因张之万为同考官，张之洞照例回避，未能参加；第二年（咸丰十年，1860年），为咸丰皇帝三旬万寿年，举行恩科会试，张之洞入京准备参加，仍因张之万为同考官，再次回避。同治二年（1863年）3月张之万出任河南巡抚，派人将张之洞迎入省署，成为幕僚。张之洞在署衙常常主动为张之万操理公务，还替他上疏言事。据说有一道关于请求厘定漕粮改折的奏疏，受到皇太后的嘉许，这道折子就是张之洞为兄长谋划写出的。但是有时张之洞为兄长设计一个巡抚应主动做些建设性的事业，或是向朝廷奏言国事之得失，不免碰上张之万的软钉子，说：“此议甚佳，待老弟任封疆行之未晚也。”在中国历史上，兄弟二人同为相当于“宰相”要职的只有张之万和张之洞。张之洞出任封疆大吏，治鄂十八年，推行洋务运动，张之万给予了各方面的支持。

游客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张之洞成长地拜读11岁张之洞在半山亭即席而作的《半山亭记》

对张之洞有直接而深刻影响的应该是其父亲张锳。张锳（1793—1856年）举人出身，1826年大挑到贵州任职，至1856年在贵州贵东道任上病逝，在贵州工作30年，很有政声，被人们认为有五大优点：为官清廉、善于断案、严治盗匪、开设义仓、兴办书院。张之洞从小在张锳身边，张锳的这些优点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1852年（咸丰二年），张锳写作《植桂轩记》，表达自己的志向：“愿郡士连翩掇高第，居清要，为栋梁材，异日经济事业更越景叔、文正而上之。”张锳在文章中还说：“夫景叔植槐，卜子孙贵；余植桂，卜郡士贵。郡士，吾子民也。郡士贵，犹吾子孙贵也。卜贵，何必定私吾子孙？愿斯桂也，早芳而多花，异日郡士科名之盛，有如此桂，是吾愿也。”说明张锳希望培养兴义莘莘学子早日成才。

1904年（光绪三十年），贵州绅民为张锳修建“遗爱祠”，树立“遗爱碑”——《原任兴义府知府南皮张公遗爱祠碑记》，称：张锳“少孤，贫苦，久处田间，故习知民间瘠苦事。三世为州县官，故习知吏事。……所称者，一廉，二善听讼，三治盗，四义仓，五兴书院……性好学，至老不倦。听政之暇，率危坐读书终日。在郡纂府志，创建试院于城中，增修珠泉书院，延名师以教士。又建十八先生祠，祀明季忠臣吴贞毓等，士气大昌。盖以文章节义相砥砺。公在吾郡既久，视士民如子弟，士民亦视公如父师，不以为府公也。……我郡处僻，难得师友图书者，自沐公教，鼓舞摩厉，才俊辈出，文化之兴，公之力也”。

三江师范学堂开学时，张之洞与有关人员合影（左六为张之洞）

半山亭石柱上有楹联：“携酒一壶，到此间畅谈风月；极目千里，问几辈能挽河山。”下联“极目千里，问几辈能挽河山”就是时任知府的张锳在当时环境下发出的对救国救民人才的呼唤，与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遥相呼应。

张锳也很重视子侄的教育，请最好的老师，买很多的书籍，教导他们“当力学，树功名”，要他们尊敬师长，勤奋学习，长大成才，好为家争光，为国效力。其言传身教，深刻地影响着幼年的张之洞，使他小小年纪就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

2.黔西南“加油文化”氛围的熏陶

黔西南地灵人杰，是个好地方，群山逶迤，盘江奔流，绿水青山，蓝天白云，真乃“万峰成林处，阳光黔西南”。安龙有不少风景优美的地方，招堤一带的自然景色和魁星阁等建筑给张之洞留下深刻印象，他还时常登临天香阁，眺望周围的山水，欣赏大自然的美妙。黔西南物产丰富，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是少年张之洞写诗的好题材。兴义府优美的自然环境陶冶了他，富有特色的物产养育了他，使他更加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诚如曾国藩在赞扬贵州大儒莫友芝时所言：“豪英不地囿，十九兴偏邦”，就是说杰出人才的出现不受地域的限制，十有八九是在偏远地区产生的。黔西南（兴义府）就是很偏远的地方，但历史悠久，人文底蕴丰厚。自夜郎入汉，贵州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后来改土归流，经济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末清初，抗清的南明永历帝驻跸安龙，不少精英人物追随他到了安龙，使得这里人文更盛。被内斗冤杀的十八位大臣的墓近在咫尺，张之洞不仅代父撰写了《十八先生祠堂记》，还专门写了篇《吊十八先生文》，他深受这些“忠臣义士”事迹的感染，爱国之情油然而生。到了近代，这里又出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教育家，地灵人杰，人才济济。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重视子侄教育的张锳，就能够礼聘十几位名士做塾师，其中不乏进士、举人、贡生。

本来就天资聪颖、勤奋向学的张之洞，得到各位名师多方指点，所以在科举仕途上青云直上。特别是张锳坚持十数年为民间读书士子添加灯油的事迹传为佳话，对张之洞影响很深。他重建的兴义府试院和其中的天香阁则是张之洞等子侄读书的好去处，所以张之洞9岁读毕四书五经，11岁撰写《半山亭记》等好诗文，12岁出版《天香阁十二龄课草》。“神童”张之洞就是这样练成的。后来他常跟自己的属下说：“一生学问文章，其基在此也。” 

张之洞就是在这种“加油”文化氛围熏陶下成长为青年才俊的，13岁中秀才，15岁中举成“解元”，26岁中进士成“探花”。

张之洞从自己在兴义成长的经历认识到兴学育才的重要性。

3.张之洞的人才观和教育观是他重视兴学育才的根本原因

张之洞的人才观：

张之洞洞察当时时局，认识到要挽救国弱民贫的危局，必须振兴教育，培养更多人才。

他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中强调：“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治国，非人无由。”

张之洞主张在兴学育才方面要向国外的先进经验学习：“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其制以大学造效文武之通材，以小学、蒙学启发国民之忠义，全国学堂多至十数万区。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所以他办教育，采用走出去（派遣留学生）、请进来（聘请洋教习）的办法。 

张之洞的教育观：

关于教育目的：德、智、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

关于教育制度：“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他与袁世凯等促成朝廷最终废除了科举制度。

关于教学：“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

关于师资建设：“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资；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他尊师重道，往往亲自延聘名士担任书院山长、监学和教习，并对他们礼敬有加。

关于学习内容：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强调以通读史经为学习的主要内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教育观的指导思想。

“旧学”，指四书五经及中国史事、政书、地图，即封建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和中国的经史之学、孔孟之道。也称“中学”。其中张之洞最注重的是纲常名教。

“新学”，指西政、西艺、西史，也称“西学”。

中西学的关系：“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他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不可改变；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用来为维护根本服务。这有其局限性，也有其进步性。

既然办教育是为国储才，那么他办学就很有针对性，国家需要哪方面的人才，他就办什么学校。如：

他看到中小学教员非由师范学堂毕业出身者，其于教授法、管理法必至茫然无所措手，于是以兴办师范为先务。

他知道“自强之策，经武为先。武备事宜，尤以设立学堂教育将材为首务”，于是在有关地方办了各种军事学堂。

他办洋务事业，急需洋务人才，认为兴办学堂需要大量新式教员，因此他热衷于派遣留学生。他编写的《学堂歌》唱道：“派出洋，学外邦，各省官费数不广。湖北省，采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而由于经费、路线、文化相近等原因，张之洞更倾向派遣学生去日本。

综合他在各地办的学校来看，他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立体的教育体系：

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留学，层次齐全。

从师范到外语（方言学堂），从文科、法政到农、工、商、测绘、医、军、警等，门类齐全。

从幼儿教育到女子教育、节妇教育，从青少年教育到成人教育，从国民教育到官员教育，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图书馆、报刊、出版），受教育人群齐全。

 

三、为官一任，办学一方

1.张之洞继承父亲衣钵，重视兴办教育事业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文襄行事本末，类赠公者十七八。录此以见渊源所自。”（“赠公”是古代对官员父亲的敬称，这里是指张之洞父亲张锳）

张锳在兴义府为人称道的五事之一是兴书院，张之洞所到之处，也是以创建书院著称。

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提倡文学，砥砺名节。办江汉书院，建经心书院，培养了一批人才。

他任四川学政，改良学风，振兴“蜀学”。办尊经书院，培养出“尊经五少年”（绵竹杨锐、井研廖平、汉州张祥龄、宜宾彭毓嵩、仁寿毛瀚丰五人）等优秀人才。蜀中学子虽有心向学，但苦于缺乏指导，无从下手。为解决这一问题，张之洞亲自主持编纂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前者是一本目录学和版本学著作，指导学子们在按图索骥地看书时，能够选择善本研习，避免误入歧途；后者主要讲治学的方法，由浅入深地劝导士子如何修德，如何读书，如何作文，影响很大。值得一提的是，张之洞在书中将德行放在首要地位，认为德行是士人治学前必备的前提条件，直至今天仍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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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召开的张之洞与广雅书院（局）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转型研讨会现场

他任山西巡抚，提出治晋要务二十事，其中第五就是：“重士以善俗，培学校”。他创办令德堂（书院），以为考课诸生经史古学之所。筹划推广兴学办法十条。

他在两广总督任上，主张“士习以廉谨厚重为主，上者效用国家，次者仪型乡里”。创办广雅书院，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开办广东水陆师学堂，首创“营学生”。

即使在短暂的署理两江总督任上，他也不忘办学，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一所专门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培训师资的新式学堂，后改为两江师范学堂）和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师学堂、水师学堂等。其中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就是鲁迅曾经学习的学校。

他在湖广总督任上18年，改革书院，兴办学堂，派遣留学，成就最大。他办两湖书院、师范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学堂、方言学堂、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

张锳在兴义修缮、扩充试院，对张之洞影响也很大。张锳主持建造的兴义府试院，有大小房屋209间，号舍可坐千余人，规模宏大，号称“甲于天下”，是贵州省现存的唯一保护较为完整的科举考试场所。

张之洞在山西大修贡院，举行乡试，入闱监临。扩修的贡院，建有两廊七十余间，备士子听点止息。他亲自撰写贡院楹联甚多，如：“秋色从西来，雁门紫塞；明月几时有，玉宇琼楼。”

张之洞在广东也展拓贡院。曾札司道筹议展拓广东贡院，略谓：“贡院为抡才重地，必应闳敞整齐，始足以惠士林而防弊端。”

2.亦官亦师

张之洞父亲张锳，在兴义，视士民如子弟，士民亦视其如父师，不认为他是知府大人。张锳经常到书院讲学，将优秀士子集于一堂，论学谈艺，亲自评定课卷。或者招到房间，热情接待慢慢教诲。加上他让衙役每晚给学子加灯油，莘莘学子受到鼓舞，发奋学习，所以那些年兴义府才俊辈出，文化繁兴。

张之洞对门生也是爱护有加，很多人都得到他的提携和关爱。

他的门生何其多，他到浙江和四川两次担任乡试副考官，拔擢的人才都是他的门生。他在湖北和四川担任过两届学政，要到全省各府州县讲学、考试，发现出色的学生就送到经心书院、尊经书院深造。他在太原、广州、南京和武汉办了那么多书院和学堂，亦官亦师，那些书院和学堂的学生都是他的门生。

张之洞在任官时也是充当宗师：亲自讲授官课；评阅试卷；从两广移督湖广之后，广雅书院学生课卷仍然须调派驿差按时送到武昌经其手批；离开湖广移督两江之日，则两湖书院学生课卷同样要从武昌一路送到南京由其过目定甲乙。

他担任学政不辞劳苦，不论路途遥远还是山高水长，坚持到各个府县按试，选拔优秀学子送到省城书院深造。经他选拔的士子，后来不少人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每逢乡试，他亦坚持监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从前“山西科场支应，向由阳曲县承办。科派追呼，官民交困，士子食物至不堪下咽”，张之洞任巡抚后，“先期筹公款，设科场支应所，将民间应派各项一律永远裁免。百物务求丰洁，惟严禁浮华糜费及书吏借端勒索”。

他每到一地，总是亲自筹措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问题上，张之洞多方设法筹措，不仅亲自写文章规劝当地富绅捐款捐田，还亲自带头捐献。在张之洞的不懈努力下，优秀的贫民子弟上学所需学费得到了切实保障，当时尊经书院的学生“通常每月有膏火银三两，按月有堂课、官课考试。其中，堂课由书院主考，第一名可得奖金三两；官课由总督藩司和成都府轮番主考，第一名可得奖金十余两”。在基本补助之上，还加大了对特别优秀人才的资源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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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工商学院“张之洞与‘加油文化’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他重视教育设施的硬件建设，校舍、图书、仪器设备等都要求最好的。四川地处偏远，图书典籍难以购入，因此在张之洞主持尊经书院之初，便面临着缺乏书籍的难题，为保证尊经书院的学生能够大量阅读经典文献典籍，张之洞首先带头捐款，筹措买书资金，资金到位后，他立即派专人赴省外购进了一千余卷的经史子集图书。为放置这些图书，他还在尊经书院建立了尊经阁，此后还陆续购入了许多中西事务书报、教学挂图、仪器和标本，馆藏得到了极大的充实。他自己捐置二百余部图书。

他重视学风建设，整饬士习文风，奖优惩劣。

川省科场考试风气败坏，当时“成都士子向有攻讦、冒籍、枪替诸弊，往往纠党持械相斩杀”，并且“川省枪替之风，内通经承，外结廪保，不易究诘”。面对如此局势，张之洞秉持着公开公正的原则，首先贴出布告，晓谕民众，然后亲自审讯相关案件，对于武装械斗者，直接抓捕，再行审讯。武斗者中以参加武举的武童最为猖獗，张之洞经过调查发现，武童滋事多半是因教习指使，于是下令武童参加考试必须由教习具结担保，承担连带责任。张之洞的做法公开公正，使得蜀中士子心服口服，于是参加科举的士子大都有所收敛。为从根本上杜绝后患，张之洞还根据前期整顿川省科考积弊工作的经验，总结出了八条川省试场积弊整顿办法，即：惩鬻贩，禁讹诈，禁拉搕，拿包揽，责廪保，禁滋事，杜规避，防乡试顶替，并请求清廷将其确立为成文法律，推广全省，严饬执行。法律不会因人员的变动及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它将始终警示蜀中学子严守法规，诚信考试。此时，张之洞才感到松了一口气，感慨道：“四川督学署积尘盈屋，我次第扫除过半耳。”

其他学堂学生滋事，张之洞也常常是通过“注劣”，以示“薄惩”。

下面仅以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期间的工作为例，说明他是怎样亦官亦师的：

1867年8月张之洞奉旨简放湖北学政， 11月从浙江乡试副考官任上直接来湖北，12月7日到达湖北省城武昌。他在报告上任的奏疏中写道：“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他将试院命名为“衡鉴堂”，堂前楹联云：“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衡文只是一节,愿诸生步趋圣贤,不仅登科。”

根据惯例，学政到任，例有观风试之举。张之洞于1868年1月札行各属发题观风，希望能与本地人士研究实学,共相磋切，以发现通经学古之士、经世致用之才。考试办法是听生童量能自占，各尽所长，引用隐僻典实，许自注书名出处，平日具有著作，可随卷送呈。各地收到发去题目限三日内召集诸生依法课试。限二月内各地将收到的考卷汇齐并姓名清册，一并封送来辕，听候校阅，以评其高下。凡词义精美、列在高等者，将优予奖赏，抄发传观，汇编成册，刊板流播。将来到各地巡视时，仍当量加甄拔。如能全局统作，并皆通博雅赡，尤当从重奖励。看似宽松的“开卷考试”，实际有很大难度。所写诗赋，要用“禁体”。所谓“禁体”，是一种遵守特定禁例写作的诗。限定某些字不能入诗，或者是限定某些字必须入诗。张之洞援此成例考试士子，乃是为了避窗下宿构（即对文章进行“模板”式类似“套作”）及抄袭。

从1868年开始，张之洞出省按试各府。他认为湖北文风以下游各属为最，虽然由于兵燹灾害，人民转徙，书籍散亡，但读书力学者犹不乏人。他每按行一处，以根柢之学砥砺诸生，奖优罚劣，将已试各府诸生才学优秀者，送入江汉书院肄业，筹给膏火，并捐购经史书籍，庋置其中，俾得诵习擘摩，专务实学。

1869年，因湖北原有江汉书院狭窄不能容多士，张之洞乃与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李鸿章商议，别建精舍，选拔各地成绩优异者读书其中。初名文昌书院，后更名经心书院。

经心书院有高才生贺人驹、陈作辅、傅廷浩、范昌埭先后病故，张之洞作《四生哀》诗哀悼，对他们英年早逝惋惜不已。

晚清很有名的一位诗人樊增祥就是当时培养的高材生。

1870年，湖北岁、科两试已竣，乃择其文章尤雅驯者，刊为《江汉炳灵集》（相当于今天的优秀作文选）。樊增祥做具体的选编工作。入选的“时文必以闲发义理、华实俱备者为尚；诗古文辞必以有法度、不徇俗为工,无陈无剽,殆斐然焉”。

张之洞在四川做学政，川省学政素号腴缺，该大学士廉介自矢，于例得参费银二万，两辞而不受。其他恩优岁贡及录遗诸费，皆定为常额，不许婪索。及去任，无钱治装，出售其所刻万氏拾书经版，始克成行以去。

张之洞饱尝做学政的艰难困苦，写诗给他妹妹亚芬说：“人言为官乐，哪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

 

四、张之洞兴学育才的影响

1.其教育改革具有全国性意义，奠定了中国教育近现代化的基础

1971年，美国学者威廉·艾尔斯在《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中称：“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91年，黄新宪在《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教育》中说：张之洞不愧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

2.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

从张之洞所办各类新学堂及所派遣的留学生里，更涌现出一大批对近现代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革命者和文化人。张之洞办教育，意在培养既懂近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又不违背“圣道”的人才，他所制订的教育宗旨，总是反复强调忠君、尊孔，但这些新学堂所引进的西方政治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必然造就出与“三纲五常”等封建政治伦理信条相对抗的新人物来。

尊经书院从1875年建立到1902年改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总计办学二十八年，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戊戌变法先驱刘光第，清代四川唯一一名状元骆成骧，经学大师廖平，革命先驱吴玉章、宋育仁、张澜，等等。这些人个个思想进步，不仅对近代四川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亦有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宋育仁担任尊经书院山长，开办《蜀学报》，宣传维新思想，可以说是完全符合张之洞所期望的川人治川，学成一人，教化百人，反哺教育的目标。

湖北两湖书院、武备学堂、文普通学堂等校的学生黄兴、宋教仁、吴禄贞、董必武、李四光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3.“种豆得瓜”

张难先《武昌首义与张之洞督鄂去鄂及其死》：“张氏竭忠尽智本为满清，其一生得意史莫过在鄂作督。岂知十七年之惨淡经营皆不啻为革命党设计，其办理文武学堂也，若为革命党培养人才；……以及作《劝学篇》《学堂歌》等等，若为革命党放烟幕弹。……天下事相反相成其机如此，可笑亦可骇哉！”

其门生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领导革命者，又多（张之洞）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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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后人在贵阳市南明区博爱路六洞街张之洞出生地合影

孙中山说：“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张之洞在湖北举办洋务，推行新政所取得的成就，为辛亥革命在武昌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基础。

 

五、张之洞兴学育才故事对我们的启迪

必须充分认识兴学育才、为国储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必须同时重视教育设施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现在特别要注意人工智能教学设施的建设。必须同时重视师资建设和学风建设。各级官员要像张之洞那样亦官亦师，到学校讲课，做学生的人生导师。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