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京

杏坛名贤 刹那芳华——清末民初徐天叙（上篇）

徐天叙是我的外曾祖父。但在很长时间里，对我而言，他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存在。在我的童年时代，我常和外祖父在一起，外祖父几乎没有提到过他，家里也没有关于他的生活印记。

事实上，我的外祖父对他父亲的直观印象，也是模糊的。外祖父8岁的时候，父亲就英年早逝，父子俩相处的时间是极为短暂的。

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时常感到外曾祖父的影响深远，不仅枝蔓丛生的亲缘关系都会归结到他那里，在贵州近代教育史上，他也是绕不开的存在。我开始关注他在历史迷雾中星星点点的信息，力图拼接出这位先祖的大致轮廓。

但关于他的史料，极为稀少，使得对他的研究成为贵州史学界的一个难点。近年兴义重建笔山书院。笔山书院是贵州近代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徐天叙有重要贡献。文史天地杂志社约我以徐氏后人的身份写一篇文稿。我深感为难，但其责难辞，只得造访长辈亲友，求助贵州史学诸贤，汇集断断续续的资料信息，来描述历史天空下的徐天叙。

一、士绅阶层的佼佼者

徐天叙生于1876年。这一年，5岁的光绪皇帝刚登基一年，朝政由慈禧把持。关于徐天叙的童年，以及再往上的家族源流，已无可考。但他从年轻时候起，就在贵州士绅阶层里崭露头角，谋事有成。可以判断他是那个时代士绅阶层的佼佼者。这个判断来源于对他交友共事朋友圈的观察和他余荫几代的影响。

千余年来的中国社会，社会治理的三大力量，分别来源于官僚、宗族和士绅，分别代表了法统、血统和道统，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超稳定结构的三大支柱。其中的士绅阶层，主要由退休官僚、饱学之士和一方郡望构成。士绅阶层对地方的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

清末民初的贵州社会，士绅阶层是一个洞悉社会变迁、开变革先声、勇立时代潮头的进步群体，也是姻缘交织、师生共处、恩怨纠结的特殊群体。时代更替，风云变幻，主要就体现在这个阶层的潮起潮落。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态。从徐天叙短暂的生命历程，可以观察到这些时代特征。

徐天叙（后排左二）赴日期间与清末留学日本的贵州籍同乡合影。其中有熊继成、戴戡、陈廷策、张协陆等

徐天叙他们这一代是贵州历史分野中最后一代为封建王朝送终的士绅群体。他们上一代贵州士绅群体的代表人物，以出生先后顺序排名有：任四川总督的丁宝祯，任湖北布政使的黄彭年，任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的谭钧培，任云南巡抚的唐炯，在四川执掌盐政数年的富商华联辉，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任清政府驻日公使的黎庶昌，任江西布政使的刘春霖，任云南普洱知府的周范，题写“颐和园”牌匾的大书法家严寅亮，高中状元的赵以炯，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任成都知府兼署成绵道的何亮清（状元翁曾源的老师，笔者的曾祖父）等等。他们都是从贵州走向全国，或眷顾乡梓、或落叶归根的一代贤才。他们的特点是居官显赫，恪守儒家传统，学养深厚，勤勉忠君。此时的清王朝虽风雨飘摇，但尚未败像毕露，因此他们得以在宦海浮沉中追求封建士大夫的至善人格。遵循君为臣纲，彼此之间没有过多的政治联系和深厚交谊。

但徐天叙他们踏入历史舞台的时候，已是一幅天翻地覆的乱像。短短十余年间，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重大事件纷至沓来。时代巨变已在涌动之中，徐天叙人生的第一个圈层，是他的同学圈。这个圈层才华横溢，藏龙卧虎，后来成为贵州新一代士绅阶层的中坚力量。

1894年，在京城任翰林院编修的严修，经李端棻与张之洞举荐，奉旨抵贵州任学政。在离京赴黔的途中，他获悉了清军甲午海战中大败于日本的消息，深感学兼中西、“师夷长技”是救国之计，尤以改革教育为当务之急。到贵州后，他把教学改革的试点放在历史悠久的学古书院。1897年学古书院招生，从全省3000多名报名学子中遴选出46名优秀者，徐天叙是其中一员。这轮入圈，对于奠定徐天叙未来在贵州精英阶层的地位极为重要。因为这个同学圈未来对贵州乃至全国的影响深远。

学古书院礼聘黔北大儒雷廷珍为书院山长，主经学讲席，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是必修的内容。又开设了时务、数学、格致、地理等自然科学课程，严修亲授数学课程，开贵州近现代教育先河。学古书院并不是进行基础教育的教学机构。这些学员年龄十八九岁到二十来岁，从蒙童阶段起已经打下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到此学习是开阔眼界，升华思想，接受新的知识体系洗礼，并树立了投身改造中国社会的人生理想。

学古书院经过全面改革，已以经世致用、经邦济世为宗旨，具备新式学堂性质，民间称之为“经世学堂”。1898年9月，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支持新学的朝廷重臣李端棻被革职流放，鼓吹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出走日本。教育变革一时噤若寒蝉，学古书院（经世学堂）停摆，老师学生星散，但学古书院的思想启蒙穿透时代。短短几年后，徐天叙的同窗好友就纷纷脱颖而出，海内海外，花开四处。又过几年，这些人在贵州乃至中国的社会舞台上已光芒四射，声名显赫。尽管贵州清末民初的世情错综复杂，但绵延千年的封建制度在贵州的终结，终究是在徐天叙他们这一代人手中完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有他们的重要贡献。在学古书院的同窗中，刘显世结业后返回兴义乡里，整备军武，辛亥革命后任贵州省督军、省长、川滇黔护国军副总司令。任可澄宦游京城，丁忧返乡，兴办教育，后出任云南省省长、贵州省省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熊范舆乡试中举后，任教兴义，又北上会试，进士及第，继而东渡，就学于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留京与梁启超、杨度、沈钧儒等倡导宪政，辛亥革命后任贵州省政府秘书长、贵州银行行长。张协陆同样留学东洋，辛亥革命后任贵州省财政厅厅长。姚华进士及第后亦负笈日本，就读法政大学，归国后滞留北京，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在书画金石方面成就斐然，成京华翘楚，与陈师曾齐名，为齐白石等仰慕。何麟书与姚华、熊范舆系同科进士考生，落榜不第，返回贵阳后参与贵州教育变革，辛亥革命后出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黔中道尹（当时贵州划分为黔中道和黔西道两个行政区域，下辖各县。黔中道尹一职基本相当于半个贵州的主要行政负责人）。

徐天叙在学古书院的学习生涯几无记载。在严修的日记里偶有提到他，有学习勤勉之意。但从徐天叙以后的经历看，他与那些杰出的同学们是同样优秀的，因为后来推动贵州教育变革、改变贵州面貌的许多重要事情，他们都是志同道合的同事。贵州早期的民国史，几乎就是这群士绅的命运浮沉史。

1984年，贵阳市委、市政府授予徐氏后人“教育世家”荣誉牌匾

这个士绅阶层或相互联姻，或结为世交，形成血缘交织、交谊深厚的人情社会，是这个历史时期贵州上层社会的一大特色。这些关系延续了几代人。比如徐天叙在1896年娶了熊范舆的二姐为妻。这使徐家与熊家结下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徐天叙的幼女是我的姑婆徐舆辉，姑婆本人嫁给贵阳著名学者向义。徐舆辉的女儿又嫁入熊家。我的母亲徐秀芳是徐天叙孙女，嫁入贵阳望族何家。我的祖父何麟书与徐天叙是世交，向义常取笑婚姻使我父亲从向义的兄弟辈降为子侄辈。我父亲的姐姐何士琳嫁给刘显世胞弟刘显治的儿子刘焯昌，刘显世的姐姐刘显屏是王伯群的母亲，何应钦又娶了王伯群的妹妹王文湘。我的伯伯何士璇娶了任可澄的女儿任兰仪，任可澄的儿子任恒又娶了我的另一位姑母何士瑈。我幼时见母亲与同事姚依阿姨情同闺蜜，后来才知道姚依是姚华的孙女，而姚华与徐天叙是有换帖之交的兄弟，姚华的妹妹姚兰又嫁给熊范舆的弟弟熊继成。熊范舆又把次女嫁给刘显世的侄儿刘公亮。于是熊家和我母亲徐家、我父亲何家、兴义刘家都成了姻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叙起旧来，贵阳高门大户的熊范舆家族、华之鸿家族、唐尔镛家族、高廷瑶家族、任可澄家族、刘显世家族、王伯群家族、何麟书家族等等，全是沾亲带故的世交。或远或近的姻亲交织，使贵州的士绅阶层连接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关系。到了1920年（民国九年）11月，贵州发生震惊全国的民九事变，事涉当时贵州激烈的政治纷争。以王文华（时任黔军总司令）、何应钦（时任警察厅厅长）为首的少壮派向以他们的长辈刘显世（王文华的舅舅，时任省长）为首的元老派发动政变。派兵留置了刘显世，捕杀当时刘显世政府的台柱熊范舆、郭重光、何麟书（我的祖父）。郭被拉到贵阳北门肉案斩首，士兵提头而去，幼子亦遇害。熊被射杀于自家宅院花台旁，士兵割头而去，子女逃散。何麟书跳窗翻墙逃脱，幼子二人被枪杀。事变结束后，我的外祖父徐幼彝兄弟找到何应钦，说我们是徐天叙的儿子，何应钦立刻肃然，问有什么事，兄弟二人要求领回舅舅熊范舆的首级，何应钦立刻传令照办。熊、徐二家得以讨回熊范舆头颅，请来皮匠将身首缝合后安葬。这段往事反映了民初贵州复杂的社会情状。

二、去来日本的时空背景

1898年徐天叙离开学古书院后，就东渡日本留学去了。此去日本的机缘已不可考，但他此行在贵州近代教育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

中国近代第一波留洋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的失败中痛定思痛，把失败原因归结于西方的船坚炮利。于是派出一批学童到美国和德国，学习工业制造和军事指挥。

第二波留学高潮从1898年起。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社会精英阶层认识到中国社会需要制度性变革。而制度的变革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的历史经验。于是许多学子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前往英法、美国和日本，学习政治、经济、法律。日本当时已逐渐成为中国学子选择留洋时关注的重点。这一时期前往日本的著名人物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阎锡山、陈独秀、吴玉章、黄兴、廖仲恺、何香凝、陈天华、宋教仁、鲁迅、王国维、陈寅恪等。孙中山早在1896年即前往日本学医，1900年已开始筹备同盟会的工作。徐天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前往日本。他抵达日本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的经济系。徐天叙的嫡孙，我的舅舅徐用武在20世纪90年代任贵州省科委副主任，因公出访日本，在访问东京大学时，向接待他们的时任东京大学校长藤永太一郎谈起祖父留学的情形。藤永校长问清楚徐天叙留学时间和就读专业后，立刻吩咐工作人员查阅历史档案。很快徐天叙当时的成绩单打印件就被送到校长办公室，有近一米长。校长还对我舅舅说，看来你的这位长辈成绩不错啊。徐用武带着这份祖父的成绩单打印件回到贵阳，兴冲冲来到他的堂哥、时任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用度家里，谈了东京之行，拿出成绩单给徐用度看。徐用度很兴奋，说成绩单留给我仔细看两天再还给你。接着徐用度因病住院，出院后又搬家，徐用武到徐用度新居索要成绩单，结果徐用度很沮丧地告诉徐用武找不到了，搬家不知弄哪里去了。徐用武万分懊恼，后悔回来没有立刻复制一份。徐用武兄弟的这段轶事，印证了徐天叙是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

徐天叙东渡日本之前，贵州几乎没有学子留日的记载。他在1902年完成学业回到贵州。他带回的外部世界的信息，对贵州有深刻影响。从全国范围看，包括徐天叙在内的各地学子，把人种相近、文化相近、历史际遇相近的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以后变革图强成功的历史经验带回了国内，引起国内从朝廷大员到民间精英的深刻反思。

1906年，在日时敏同志会与清末革命志士秋瑾（前排左三）合影

第三波留日高潮从1903年起。1903年，清政府颁布《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清廷从1904年起开始拨出巨额经费，组织官派赴日留学。1905年，清政府终止科举考试，士子彻底失去了传统进阶途径，大量知识分子以出洋留学为重要出路。由于徐天叙他们这一代学人已经蹚出向日本学习的经验之路，清朝官民竞相安排青年负笈东渡。秋瑾、李叔同、唐继尧、蒋介石、沈钧濡、汪精卫、戴季陶、李四光、董必武、郭沫若、陈望道、郁达夫等一大批青年，都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到日本学习深造。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在这个时期借机在留日青年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后来在留日青年中形成以推翻清廷，建设科学、民主、法制的新中国为奋斗目标的青年进步群体。

1905年，贵州巡抚林绍年根据朝廷的要求，积极组织官派留日，选派周恭寿、平刚、保衡等100余人，学习速成师范和专科。官费赴日学生每人发赴日旅费85两，每年学费300两，交驻日钦差大臣杨枢文按季分期发给。贵州系穷省，财政拮据。林绍年通令各州县设法筹款，并鼓励自费和绅商资助年轻学子赴日留学。贵州世家子弟及清末举子纷纷东渡求学，许多人成为贵州近代史的重要人物，比如李映雪、张协陆、刘燧昌、熊范舆、姚华、谷正伦、陈国祥、于德坤、夏同龢、张彭年等，都在这一时期前往日本学习。当时的留日热潮一直绵延至辛亥革命前夕。从1906年往后的几年里，徐天叙多次往返日本。徐天叙嫡孙徐用武的回忆文章提到两次，另有其他学者的著述还提到几次。准确的次数和起止时间已不可考。

徐天叙多次赴日的缘由有几个。其一，徐天叙由日本留学返回贵州经过短短几年，着力兴办教育，取得卓著成果，身边已聚集了一批门生。分别来自于他亲自执教的兴义笔山书院、贵阳时敏学堂和师范传习所。其中的佼佼者，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成为四川省省长的戴戡、成为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的王伯群、成为国民革党中将副军长的李毓华等人。当时他们都热衷到日本留学。徐天叙承担了帮助他们联系学校、安排行程和接洽在日生活等事宜。其二，他推动旅日门生组织了在日贵州籍学生社团时敏同学会，鼓励门生广泛接触在日的华人杰出人士诸如梁启超、秋瑾等，边学习边思考中国的变革图强之路。门生戴戡等人与秋瑾等革命志士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其三，他继续深入考察日本法政，和贵州籍老友张协陆、熊范舆、姚华、张彭年等相聚，与当时的华人领袖人物孙中山、梁启超等互动，探讨中国的前途和道路。随着思考的深入，徐天叙和熊范舆、张协陆等人的思想与梁启超等人的渐进式立宪救国主张更为接近，成为日后贵州清末重要政治团体宪政预备会的基础。

徐天叙（前排右一）在日期间与友人合影

这个历史阶段的徐天叙是极为繁忙的。他不仅牵系在日本的学生和在日本经手的事务，在贵州教育事业中的任务也极为繁重。往来于日本和贵州之间，艰辛旅途和繁重工作摧残了他的身体。1907年，他在旅途中在汉口染上肺病，卧病在床，愁困旅途。恰老友熊范舆同行，在其身边照料月余。后熊需赴任河南法政学堂教务长一职，写信招来徐天叙的门生戴戡在身边服伺。此时戴戡刚从日本回国，亦准备随熊范舆前往河南法政学堂任教员。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此病未得痊愈。绵缠日久，发展成肺结核，俗称“痨病”，徐天叙长时间咳嗽、低热、盗汗、咯血，在当时是疑难杂症。但他依然强撑病体，往返于中国、日本之间。到辛亥革命时期，进入清朝覆灭的时代巨变，他在学古书院的同学们，趁时代浪潮，纷纷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但他已几乎无力工作，在日本养病。1912年，他病入膏肓，被送回贵阳，几个月之后，一代英才，在36岁的壮年，溘然长逝，沉寂于岁月的烟尘。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12期」

「何 京，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贵州省文史馆特约研究员」

杏坛名贤 刹那芳华——清末民初徐天叙（下篇）

三、贵州近代教育的奠基者之一

徐天叙英年早逝，生命的旅程短暂，但他对贵州近现代教育的贡献早已载入史册。他和他的同伴们，在中国最积弱积贫、最迷茫沉沦的时候，以刹那芳华，践行教育救国理想，用思想的光芒寻找时代的方向。追思先贤，可启来者。

了解徐天叙教育实践的历史作用，首先需要先认识当时教育的社会状况和他的教育背景。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逐渐走向穷途末路的。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把中国古代教育中科学技术缺失的短板暴露无疑。为救亡起衰，清政府大量引进西方近代技术知识和生产装备，派遣留学生，建立兵工厂，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的破产，引起中国对整个体制特别是教育体制的反思。当时的封建教育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科举制度为导向，是整个大一统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精英阶层对国家落后的思考，已经延伸到对教育体系和思想体系的批判和变革，以至后来产生了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对传统教育和传统文化持激进批判态度的代表人物。批判锋芒几十年间横劈纵砍，起伏跌宕。但也有一大批文化领袖持“东西文明调和论”，主张在兼容西方文明的同时，要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代表人物有梁启超、梁漱溟、吴宓、梅光迪、杜亚泉等人。徐天叙以及他的朋友圈层，在文化立场上，显然属于后者。徐天叙是在旧式教育制度下，完成从启蒙到成为饱学之士的成长过程的。这个过程只有短暂的十余年，他就从一个蒙童成长为满腹经纶、博古通今、胸涌浩然之气的青年才俊。虽然查不到他留下的著述，但友人在描述中公认他是西南地区学养深厚的学者。后来他在黔中执掌名校，成就斐然，亦是明证。他引为挚友的一群人，也有类似的经历。梁启超17岁乡试中举，20多岁时在全国名声大噪，成为变法维新的领袖人物。任可澄、姚华、乐嘉藻、熊范舆亦如是，他们青年时代即成为时代先锋。而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青少年时代的教育经历，成就了非凡的学术功底。中年以后，退出时代潮头，凭借深厚学养，他们又在学术上作出杰出贡献。梁启超因著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被誉为清代学术史研究第一人。任可澄的《贵州通志》，是明代以来贵州文化史的里程碑。姚华因诗书画印成就被誉为京城一代通才。乐嘉藻的《中国建筑史》，集经、史、子、集中相关建筑论述于一体，并广泛收图片、印片、相片，是民国时期最早的建筑史论著。徐天叙、熊范舆英年早逝，学术抱负未得展开。但他们与左右挚友都是同道中人。

徐天叙饱受中华传统文化浸淫，又较早漂洋过海，接受西方教育的洗礼。中西融合的教育背景，使得他具有宏阔的视野，并掌握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教育方法。从日本学习结业回到贵州，他的主要事业就是践行教育救国理想，成为封建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变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中国封建教育向近现代教育的转变，绝非一夕之功，而是经历了极其艰难的探索过程。早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主要专注于语言、军事和技术教育，为现代教育提供了初步尝试，但未触动科举制根本。到19世纪末，社会潮流激变，在张之洞、李端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鼓吹下，清政府比较积极地参与到教育变革之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兴建了一批大学，如武汉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等，以欧美大学课程为蓝本开展教学。在基础教育方面，模仿日本学制，于1902年公布《奏定学堂章程》，首次尝试建立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三级体系现代学制，融入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课程。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旧式书院一律改为现代学堂。但基础教育的变革，面临巨大困难。没有教材和师资，教学目标难以实现。清政府颁文要求各地自编教材，仍然要求突出忠君思想，同时笼统要求纳入本地历史、舆地（地理）、格致（自然科学）等内容。但那时的政府力量极其薄弱，教育变革全靠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士绅阶层倾力推动。

1961年徐天叙子女徐绍彝（中）、徐幼彝（右）、徐舆辉（左）在贵阳合影

徐天叙他们一代贵州士绅，就是在封建政权摇摇欲坠、封建传统依然浓厚、社会思潮混乱不堪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了贵州教育变革的艰难探索，与贵州在外为官返乡或有留学背景的学者士绅们一起，承担起改革书院、学馆，建立现代学堂的时代使命。1902年，徐天叙邀约他当年在学古书院的老同学蔡衡武、张协陆创办了时敏学堂，徐天叙任堂长（校长）。校址选在大南门的潮音寺，亦叫永祥寺，毗邻今黔明寺。这里因清末社会动荡，僧人离散，已被空置。当时徐天叙居住的宅院在大马槽，即今博爱路附近的复兴巷，距时敏学堂仅步行5分钟的路程。民国后期这里是南明小学校址。到1958年，这一带景观大变，开建了遵义路、朝阳桥和邮电大楼。现在雄踞城南的喜来登酒店，就建在贵州早期教育发祥地时敏学堂的旧址之上。有史料记载：“1905年，徐天叙、陈廷策、陈廷棻、鲁秀阶、张协陆、陈筑山、顾以明、张彭年、刘铭斋等创办时敏小学堂。其实这是徐天叙1905年从兴义笔山书院去职回到贵阳后，与以上同仁重振时敏学堂，而非初创。时敏学堂是贵阳近代教育变革的先行者。

除了时敏学堂徐天叙等人，贵阳的其他名绅，如黄齐生、凌秋鹗、张忞、彭述文、平刚、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张百麟、白铁肩等，在1904年实施癸卯学制以后，也纷纷举资出力，投身教育事业，创办新式学堂。与时敏学堂几乎同时兴办的有乐群、达德、正谊等男子初等学堂，后来又有广益、自奋、崇德、光懿、蕴真、培德等男女兼收或只收女子的学堂出现。为节省办学经费，当时的官绅乡贤，多借助城区里闲置的会馆、祠堂、庙宇办学，这是当时贵阳办学的一大特色。如时敏办在潮音寺，达德办在忠烈宫，崇德女子学堂办在光华庙，官立第二初小办在药王庙，等等。对这些祠堂、庙宇的利用，促成了贵阳近代史上教育的兴盛。

时敏学堂办学成就不凡，许多学子走向全国，在日本留学生中还成立了时敏同学会，回国后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当时贵州新学的办学实践，开了贵州近现代教育先河，殊为不易。新学规制发端于清末重臣军机大臣张之洞、管学大臣张百熙、刑部尚书荣庆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章程借助日本经验，构架了从幼稚园、初级学校、中级学校、大学，历时21年的国民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基本沿袭至今。这个大框架是在清代旧式教育的废墟上搭建的。而中国教育体制现代化进程的真正推动，从全国层面是靠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等，在贵州则是靠徐天叙等一批杰出的士绅，沉浸到基础教育的第一线，亲力亲为，而成就斐然的。事实上，全国亦是如此。谭嗣同、黄遵宪、张澜、何子渊、刘绍宽、李德清等一大批政治人物和教育名家，当时都有在原籍投身基础教育的经历。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础教育师资层次极高的时期。这些学养深厚、风雅洒脱的一代学人，为即将到来的民国时代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后来社会弥漫数十年融合传统与现代、兼具复古与时尚的所谓民国风，或许与这拨人的风骨意趣不无关系。

1904年，徐天叙又受邀前往兴义，执掌笔山书院。

兴义笔山书院历史悠久，其时由当地名绅刘官礼重建。1899年，他请到贵阳学古书院山长、黔中巨儒、徐天叙恩师雷廷珍督导书院。此后，雷廷珍应两江总督张之洞之邀，赴任武汉两湖书院山长，北上途中病逝。

刘官礼又请到与徐天叙学古书院时期的同学姚华、熊范舆、张协陆等主理笔山书院。后遇广西会党袭扰兴义，姚华等人避难撤回贵阳。到1904年前后，姚、熊、张等人都要北上参加进士科考，姚华向刘官礼极力推荐徐天叙前来执掌笔山书院。徐天叙安顿好时敏书院的教务，束装就道，前往兴义。

到兴义后的1905年，适逢笔山书院按政府要求改制为新式学堂——兴义高等小学堂。徐天叙坚持“德育为先、知行合一”的办学理念，注重经世致用，课程设置涵盖国文、算学、博物、地理等新学科，兼设体操、音乐课程，教学方法亦由灌输式转为启发式。他既管理校务，又兼任老师，还在书院后山新建教室、图书室、仪器室、仓房等。他从日本购来博物样本、生理标本、物理仪器、化学仪器等，大大提升办了学条件。他开放办学，每月一次邀地方名贤和学生一起开演讲会，很受社会好评。兴义县史记载，徐天叙“不囿于一派一学之门户，很了不起。正所谓名师也”。

在徐天叙和他的恩师、老友前赴后继的努力下，笔山书院（兴义高等小学堂）学生学业精进，走在了时代前列，是书院作为传统教育机构向近代学堂转型的典型成功案例。培养出了一批兼具传统修养与现代知识的人才，为社会变革注入了持续动力。

1905年，贵州省第一所高级中学——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面向全省统一招考。徐天叙带领13名学生，负囊行走13天，来到省城参加统考。考试结果张榜公布，第一到第十三名，全部被徐天叙带领的兴义学子囊括，轰动全省。稍后，徐天叙的另一批笔山书院弟子何应钦、李毓华、刘若愚、李培藩、刘开汉、李儒清等6人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末贵州军事专门学校贵州陆军小学堂。何应钦的军事生涯由此开端，后被国民政府授予一级陆军上将。

通过这次考试，十三名兴义学生全部被通省公立中学录取。并且，该校还一定要礼聘徐天叙留校任教。该校的创办者李端棻、任可澄、华之鸿、于德楷、何麟书等，都是徐天叙的前辈或同学老友，他只得向刘官礼请辞笔山书院教职，又返回贵阳继续教育事业。

刘官礼家族延请名师，兴办教育的义举，泽被地方，余荫绵延百年。清末笔山书院留日学子达30余人。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王伯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等都是徐天叙的亲授弟子。民主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兴义籍学生达117人，其中数十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成长为高级将领，为民族救亡图存作出重要贡献。时至今日，每年高考兴义优秀考生在全省依然名列前茅。历数百年，可见“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的古训与“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的现代表述，何其相通。

徐天叙回到贵阳，任职通省公立中学，并继续打理时敏学堂，教书育人，工作繁忙。但他阔别省城一两年间，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有一件关乎贵州教育长远发展的事，萦绕在他的心头。《奏定学堂章程》推行几年后，贵州新学发展很快，初级学堂和高级学堂有了几百所之多。但大多数州府乡镇学校换个牌子，仍以原来的学堂和私塾的师爷充任教师，教育思想、教学方式跟不上时代。长此以往，新学有名无实。正逢清廷下文要求各地加快推行新政，需有政绩上报。巡抚林绍年苦于无从下手。徐天叙听闻此事，正合他思虑的心事。于是他拜谒林绍年，提出以办师范培训入手。他建言：“各府、厅、州、县的举贡生员，讲文章德通是精道的，只是不懂教授法和管理法以及数学和自然科学。最好举办师范传习所，由抚署命全省各府、厅、州、县各资送数名优秀人员来省传习，毕业后回到学校。他们既来省学过，办法和教法也比较一致。”林绍年对此建议大加赞赏，拍板在贵阳成立师范传习所。他立刻奏请朝廷，将省城的贡院改为师范传习所办学地点，并将此事交徐天叙从速筹备。

筹备过程中，徐天叙感到自己的科考资历只是个举人，要号令全省教师恐声望不够。他与时敏学堂的同人商议，认为可请返乡在籍、曾任广西学政的丙戌科（1886年）状元赵以炯出任监督，以服众望。他约了赵以炯到时敏学堂宴会，结果发现赵状元对新学不甚了解，且思想陈腐，失之于陋，只得放弃。不得已又找名绅于德楷座谈，大家又觉于德楷言谈失之于俗，与几位发起人的举止为人有差异。正为难间，恰值唐尔镛由京归来。唐在京曾任内阁中书，在京城颇有人脉。其家族世代为官，在贵州根基深厚。徐与唐商议，唐欣然同意。于是传习所筹建迅速推进，于1905年10月开班。原内阁中书唐尔镛任传习所监督，徐天叙任监学，原内阁中书任可澄担任文史学长。招收120人，多数为原省内各地私塾教师，他们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批正式的师范生。因贡院场地狭小，传习所一度迁到贵山书院。1907年，时任贵州巡抚庞鸿书将传习所迁往雪崖洞。民国成立后改称“贵州省立师范学校”，1935年又易名为“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后来这里是贵州教育学院院址。任可澄、唐尔镛、徐天叙、乐嘉藻等人开创的贵州师范教育，百余年来，薪火相传，德馨数代，造福乡梓，功在千秋。

经过十年的教育生涯，徐天叙的学生迅速成长。笔山书院、通省公立中学的弟子，以及省内慕名投奔的一些学子，逐渐完成学业，纷纷跨海留学。徐天叙身兼数职，公务繁忙，还数次赴日本帮助学生拓展事业，极度透支耗尽了他的精气神，终英年早逝。他36岁的生命历程虽然短暂，但刹那芳华的一抹光亮，永远留存在贵州教育史上，让后辈追忆怀想。

在贵州教育史上，徐天叙等人是最早接触西方社会、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传授给社会年轻人群、把西方教育方法运用到最基础的教学机构的一代教育家。他们殚精竭虑的奋斗精神、敦厚文雅的风骨和对这片土地深切的爱，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熏陶。他的三个子女徐绍彝、徐幼彝、徐舆辉，早年都以教育为业。到了我母亲这一辈和我们这一代，亦有多人长期在教育领域教书育人。1984年，中共贵阳市委和贵阳市政府授予徐氏后人“教育世家”匾牌，以彰既往。面向未来，四代相传的教育世家，有责任守住先辈传承的历史根脉。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