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汤涛

1944年，在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逝世的第二天，即12月21日，《时事新报》（重庆）发布了一则王伯群逝世的消息，让我们一窥王伯群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报人生涯。标题如是写道：《本报副董事长王伯群昨逝世 患十二指肠出血不治 遗嘱以文化事业为重》

这则新闻报道了王伯群逝世详情、历任职务和家庭遗属概况，但并未披露王伯群如何当上《时事新报》的副董事长之内幕。细考王伯群的一生，他有三段办报历程。

创办《大共和日报》和《黔锋报》

王伯群对报刊的喜爱和热忱，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就初有显露。

1909年10月，正在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留学的王伯群曾致函东亚同文会，表示欲申请加入该会支那（“支那”为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蔑称，源于梵语“Cīna ”，经佛经传播至东亚。该词在甲午战争后被赋予殖民色彩，1946年日本政府依同盟国最高司令部指令正式废止使用。本文保留原文用词仅为呈现历史语境）经济学调查部，并咨询如何购买《支那经济全书》。次日，东亚同文会职员石川启学前来面谈，细致介绍加入该会的手续流程和购买方法。“该书本月内买，则全部十二册，价二十四元；若下月买，则二十八元”。王伯群因“本日无钱，携本月缴六元，拟来取书二册”。十一月六日，王伯群收到石川寄来的《支那经济调查》丁之一部和会员证书，“自九月起至明年四月止，会员费三元”。次日，又收到《支那经济报告书》四册。

《时事新报》1944年12月21日报道王伯群逝世消息

王伯群加入支那经济学调查部会员和订购刊物后，让他有机会为该会刊撰写文章。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王伯群首次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新闻事业中。

次年1月中旬，王伯群应章太炎（名炳麟）社长之邀，自日本中央大学返抵上海，致力于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主共和建设事业。

中华民国成立后，章太炎见革命派、旧立宪派、旧官僚等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局面，决定组织成立全国最大的政治社团——中华民国联合会，以便联络各方，共谋统一，巩固新政权，共同对付窃国大盗袁世凯，建立南北统一的大共和民主国家。章太炎在当选会长后，随即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

《大共和日报》的办报方向和编辑方针，按照其在《民立报》刊登的启事所言，即“本会既集合各省宏硕之士共同研究共和进行之方，复附设《大共和日报》为发表之机关”。接着，章太炎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共和日报〉发刊辞》，阐明办报宗旨：“风听胪言，高位之所有事；直言无忌，国民之所自靖。《日报》刊发，大义在兹。箴当世之痛疣，谋未来之缮卫，能为诤友，不能为佞人也。”该报初期日出两大张，还附送画，社址设在上海老旗昌路。首任总编辑为马叙伦，王伯群与钱芥尘、张丹斧、余大雄、胡政之等担任编辑记者。半年后的6月14日，《日报》发布扩充公告，确定王伯群和钱芥尘为联系人。

由于时局多变，中华民国联合会不断演变。是年初，中华民国联合会和预备立宪工会联合成立统一党，推举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熊希龄为理事，王伯群推为干事，继续设《大共和日报》为机关报。受统一党委托，王伯群联络张协陆、符经甫，以原贵州的立宪派为骨干，成立统一党黔省支部，并筹谋在各府州县设立分部。 

4月23日，章太炎在北京设立统一党本部。次日，为对抗同盟会占临时政府参议院绝对多数席位的局面，统一党与国民协进会等合并成立共和党。5月9日，共和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举黎元洪为董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等为理事。章太炎见自己明显被边缘化，便“强烈反对，但已毫无用处”。无论是中华民国联合会，还有后来的统一党、共和党和进步党，《大共和日报》一直作为这几个党派的机关报，直到1915年6月终刊。

王伯群任职《大共和日报》的编辑记者期间，经常出席各大活动。6月8日，他赴江苏教育总会参加全国报界俱进会大会。会上，当广东代表报告粤都督以公文通告各报仍用清朝报律，取缔报纸报馆时，王伯群等与会记者联合以“全国报馆俱进会”名义电请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通饬取消清朝报律之要求。

1914年，王伯群（左二）与章太炎（右一）等人合影

《大共和日报》引进西方先进经验，党派报纸采用商业化经营，班子配备齐全，社长、总编辑、经理三驾马车各司其职。报馆办报经费主要来自捐款、津贴和广告。是年6月，王伯群出任《大共和日报》经理，为章太炎四处筹募办报经费。我们从章太炎给王伯群的一封信中能略窥一二。章在函中写道：　　

伯群兄鉴：

前后两电已悉，并请揖唐、岱□汇四千金矣。苏浙军府之款，本捐助而非借贷。今之相逼，若以捐助为词耶？不能提款也。若以股本为词耶？股本业已尽，事后乃由统一党填补二万。彼二府股本已空，无可提取之理。语本不对付，不知何以弱至此。惟向他人所借之款，理应偿还四千金，必无不足也。书此，敬问起居。

　　麟白

　　七月四日（一九一二年）

在章太炎主持统一党时期，统一党党势隆盛，党员多达万人，且各省均设有分部。《大共和日报》的中前期，繁荣兴旺。但随着统一党内部的不断分裂与重新组合，蜕化成进步党。在章太炎和王伯群退出后，该报因接受袁世凯资助，堕落成拥护袁氏的报纸，逆历史潮流，拂逆民意，发表反动言论，报纸声誉一落千丈。

1913年夏，王伯群先后接舅舅刘显世和弟弟王文华密电，催促其回贵州任行政秘书一职。王伯群听从桑梓的召唤，中断《大共和日报》经理工作，回到故乡，辅佐刘显世执政。

回到贵州后，王伯群开始第二段办报生涯，担任《黔锋报》董事长。

1912年，刘显世成为贵州地方实力派后，为加强统一党的舆论宣传，于次年创办《黔锋报》，该报由贵州巨富华之鸿创办的文通书局承印。《黔锋报》每日出版对开一张的大报，经费每月500元，日销700多份。王伯群曾一度担任该报的董事长，并聘请张仲明为主笔。

京滇公路周览会贵州分会宣传部印的《贵州新闻事业概况》，曾对《黔锋报》有过这样的评价：“该报内容较为新颖，极力介绍国内外新思潮，为当时贵州舆论界之权威。”

1915年12月,王伯群与梁启超、蔡锷等在天津密会，策动推翻袁世凯。作为天津密会的七人之一，王伯群的主要任务是策动云南的唐继尧和贵州的刘显世、王文华反袁。为了不参与拥戴袁氏称帝的大合唱，也为了不使反袁意图外泄，王伯群将《黔锋报》于是年10月停刊。从创刊到关张，王伯群担任《黔锋报》董事长前后近两年。

投资参股《时事新报》和《晶报》

《黔锋报》结束20多年后，王伯群再次投资著名报人张竹平的“四社”中的《时事新报》，以及当年《大共和日报》的同事人钱芥尘等创办的《晶报》，开启了他第三段办报生涯。

王伯群为何要投资入股《时事新报》？细究缘由，盖有三条：一是，他曾经有二度报人经历，对办报有情感；二是，《时事新报》对他执掌的交通部部务时常出尔反尔，制造舆论，误导社会和公众；三是，他与保志宁的婚姻受到《大公报》和《生活周刊》无端诬陷，损害了个人声誉，但自己却无力抵抗。

基于诸上原因，他体会到投资媒体“预防发生问题时稍有作用”（《王伯群日记》，1932年4月22日）。

1930年3月，交通部邮政总局根据南洋各国政府的要求，取消南洋邮件总包。这本来是一桩符合联邮公约的措施，可是，《时事新报》在3月2日的报评坛栏目，违背事实，抨击交通部“假借外力，遂其营私”。王伯群见一项正常的措施被歪曲后，他只得借助《中央日报》记者采访之机，作出说明：“所谓营私，不知竟何所指而云然，实不胜遗憾。至前年增加邮费一事，实为全国交通会议所通过之议案，其原因系以频年战事，收入锐减，而改良员工待遇，及减轻报纸运费，致支出增加。且以我国邮费，原较他国为廉，乃不得已略予增加。国人凡周知邮政内容者，早已共谅，更无须本部词费也。”

1931年6月18日，王伯群与保志宁在上海完婚。就在当日，天津《大公报》以《王保之婚 蒋宋之婚无此旖旎》为题进行报道。标题火爆，直接拿王保婚姻与蒋宋婚姻对比，并披露王部长为娶新娘，不惜“赠保嫁妆费十万元，新屋瓷砖价值五十万”，震惊朝野。6月27日，上海《生活周刊》刊登一篇《久惹是非之王保婚礼》无署名文章，明文指出王伯群为讨美人欢，舍50万巨资建造别墅，实则暗指王伯群有贪腐行为。

《大公报》与《生活周刊》南北呼应，令王伯群大为郁闷。他先后致函《生活周刊》和《时事新报》进行解释，但不管如何澄清，也没能平息媒体舆论和社会关注，南北“各小报又毁誉频传”。对于《大公报》的无端夸大、攻击和污蔑，王伯群“最不解胡政之、张季鸾二人，素引以为友，且时往还，而反面无情若此，感人情凉薄之极”。

王伯群作为曾经的报人，应当深谙当时媒体的习惯是以偏概全，用极端典型来吸引眼球，制造流量的狂欢和盛筵。1932年4月，当张竹平来拜访王伯群，敦请其入股《时事新报》时，王伯群觉得时机到了。“不出山则已，果再作冯妇则非大报以资宣传不可，与其临时抱佛脚，固不如绸缪于未雨，拟以数千或万元加入。”4月11日，王伯群决先承担每月400元，令该报恢复。与此同时，他还劝说何应钦“以数千元股份加入《时事新报》，预防发生问题时稍有作用”。次日，何夫人王文湘以5000元嘱为用“永康堂”名义加入《时事新报》股份。

在王伯群入股《时事新报》之后，不料又出现了一个乌龙事件。5月5日，交通部秘书双清携《时事新报》来，告该报刊登交通部邮政储汇局招聘名单中有保志宁的同学，斥责王伯群任人唯亲。王伯群阅后，为之愤极，一是托双清诘问张竹平，屡加攻讦是何理由？二是特作一书致张竹平，就招聘事件作相关声明。他写道：

邮政储汇局女职系得由考试而来，位置甚低，无一推荐者，一查即知。……贵报竟扩发电报载之要栏，公诸社会，不特伤弱者情感，抑有价值之大，报似不应远于事实，攻击个人。如此，我公主持舆论，久负重望，对于时事正力求改进之际，而伯群又重承不弃，引以知交，忍而不望，恐非处知己之道，言之近于悻悻。先生高明，常谅而教之。

张竹平得函后，匆忙赶来解释，连连道歉说由于编辑疏漏，此等谬误，实为抱歉，日后定当谨慎。

是年6月至9月，王伯群以“川滇黔视察专使”身份视察西南。10月1日，《时事新报》率先以《王伯群抵沪后谈话：川省地大物博人民勤苦耐劳目前最要之图当为建设铁道》进行大篇幅报道。其中，因为“永年号”爆出烟土案，全国媒体议论纷纷，暗指王伯群有涉。《时事新报》及时作了报道，为王伯群撇清与烟土案的瓜葛，发挥了正面的舆论引导作用。后来事实证明，此案与王伯群无涉。

《晶报》创刊于1919年3月，为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小报之一。主编余大雄将上海《晶报》的办报宗旨确定为“凡是大报不敢登、不便登、不屑登的，上海《晶报》均可登之”。1930年5月24日，《晶报》载《某部长之齐家治国》一文，“详述苏沪两话局对调，而涉及近日所遭家运不顺之私”。暗射王伯群为安排二妹夫赵守恒为苏州电话局局长，大动干戈，对苏沪局长进行重组。

1932年10月，在《晶报》主编和主笔余大雄、张丹斧的邀请下，王伯群爽然入股《晶报》，请秘书许修直代“为《晶报》收股款五百元”。加入股款后，效果果然显著。翌月，许修直携来一份署名包天笑的作者文章，该文依据《中央日报》关于永年烟土案的社评对王伯群加以攻讦。《晶报》主编发现后，直接抽出该文，未以刊登，并把文章转交王伯群，以示合作好意。

1935年2月，王伯群闻张竹平的“四社”因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国民党错误政策的社论和文章，以及连续报道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令蒋介石大为光火，遂下令租界以外禁止张竹平的“四社”报纸发行及其他活动。

张竹平办报活动被限制，令王伯群吃惊不小。5月2日，他亲访张竹平，张夫人在旁边愁容满面道：“畅言受胁，不能离‘四社’之苦衷，对不起股东。”王伯群连忙安慰道：“政治朝夕万变，劝其勿太感伤，机会甚多，少少休息，得体力培养健壮以待机而大活动也。”5月5日，交通部原电政司司长庄智焕前来转告，孔祥熙“以七万五千元与张竹平将‘四社’收买而去，并令张永远不得办报”（《王伯群日记》，1935年5月5日）。王伯群闻罢，一声叹息。

张竹平的“四社”虽然被收购，但王伯群作为股东，一直保持《时事新报》股份和理事地位，他经常赴重庆参加报馆的股东大会。在抗战后期，王伯群担任该报副董事长。

王伯群的三次办报活动，目标和意义各有不同：第一次参与创办《大共和日报》，是出于政治热情、新闻理想和寻找民主共和出路；第二次担任《黔锋报》董事长，基于推介域外先进思潮，推进贵州文化思想的现代化建设；第三次投资《时事新报》，虽带有明哲保身之意味，但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推动了国人的普遍觉醒，助力中国知识界乃至社会掀起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