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  裴/任  岭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贵州学政严修开设贵州官书局（资善堂书局），聘雷廷珍为董事并总理书局事务，首开贵州官府印行图书之例，成为贵州省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首个场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严修聘雷廷珍为贵阳学古书院山长，从全省招考了40名高才生开班教学，雷廷珍亲授经史。其间，他又在贵阳动议创办了“黔学会”，“约集同人以相讲肄，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雷到兴义笔山书院任山长，也造就了一大批经世人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迭请雷廷珍赴武汉执掌两湖书院，次年成行，不幸于途中病故，归葬绥阳。

严修誉雷廷珍为“黔中大儒”“当代通儒”“贵州俊才”。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和《中国书院辞典》《中华教育通史》等史书有传，民国著名藏书家凌惕安所著《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列48位清代贵州名贤画像和小传，雷廷珍“压轴出场”。

一、“贵州俊才”名之于世，必有可堪追溯之源

水有源而木有根，根深方能叶茂。雷廷珍能成为黔中大儒，可以天地人三才造化来说明。

一者“天道赋其异禀，勤奋立志奔大道”。雷廷珍“五六岁时受书家庭，寓目成诵”（《绥阳县志·列传·雷玉峰》），孟子的“立志”理念，于雷廷珍当是烂熟于心，“幼有异志，喜读书”（民国《贵州通史·人物志三·雷廷珍》），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并通过勤勉刻苦学习来实现其志向。同治三年（1864年），绥阳县令邵维新被吴元彪起义军杀死，雷廷珍写了两首《哭邑宰邵维新殉节》的诗，试举其一：“斜阳衰草吊忠贞，白骨抛荒有令名。我既不存何惜死，身虽残毁亦如生。迢遥望阙君知否？朝夕求援眼欲昏。一似睢阳当日惨，英雄今古总吞声。”这首诗不仅表达了对邵维新等他心目中的忠贞之士的深切悼念，也通过对当时困境的描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情感真挚，意境深远。“身虽残毁亦如生”，对忠贞不渝的追求跃然纸上，而创作此诗时，雷廷珍年方十一，表现出的“天生我材必成大业”之志，已令人刮目相看。

二者“地脉传其灵气，故土文化深根脉”。绥阳人杰地灵，有洋川大坝、蒲场大坝、郑场大坝和旺草大坝相连，山川秀美，土地平阔，溪流众多，雨热同期，系“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贵州在农耕时代最为肥沃富庶地之一。东汉尹珍在绥阳旺草大坝设馆讲学15年，开启文化先河，播下文学种子。明清以来，绥阳还出了108位举人和203位贡生，故绥阳之文化背景在贵州实属蔚为大观。这里是“中华诗词之乡”，雷廷珍浸润其中，诗意的丰富想象力中蕴含热情、激情甚至豪情，其“兴、观、群、怨”功能和“思无邪”的归旨显露无疑。可见雷廷珍在讲学时“敢于破格，敢于疑古”是有几分“诗人气质”的：我讲的是“学”，有何“不敢”？生于斯、长于斯，喝这里的水，吃这里的饭，走得再远，飞得再高，总有这最初生长地烙印铸就的基因。

三者“家风塑其良才，家庭家教美德传”。家庭家教家风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雷廷珍的家当然是其“第一教育场所”，为其成长为大儒有着耳濡目染的引导作用和深刻的影响。他的祖母张氏，说她曾做过一个梦，梦见家里房屋忽然变成一口巨井，巨井冒出无数古代竹简书，直至堆满后仍在源源不断地冒（详见《时学正衡》）。无独有偶，明代大儒王阳明出生前夜，其祖母岑氏曾梦见一位身着绯衣、佩玉的神人自云端而来，在鼓乐声中送下一名婴儿，岑氏惊醒后，恰逢王阳明降生（《阳明先生年谱》）。两个梦境虽行差路远，其意象却又异曲同工。雷廷珍的父亲雷锦帆在1864年、1865年时局动乱时，写下一首诗：“国计民生事事攒，水深火热赖谁安？闲来读罢龟山操，且把虞君仔细看。”其情志修为哲思毕现，诗中可见，其父熟知中国历史文化，痛恨官场腐败，表露出有心治国奈无权势的心绪。雷廷珍母亲郑氏“德比孟母”，她艰难抚孤，不惜节衣缩食，购书以供其阅读，并送雷廷珍入书院学习深造。雷廷珍也是争气，坚持寒窗苦读，久久为功，到1888年，34岁的雷廷珍中举（光绪十四年举人）。绥阳民间流传一副对联，传为雷廷珍中举后自撰：“八石余斗多，到而今天仓满了；三载两年苦，比从前地位高些。”可见雷廷珍家时年并不宽裕，而母亲自任家事，“惟教廷珍以读书学好人”，多么不易。

二、“黔中大儒”躬身笃行，必有匡时济世之举

作为晚清贵州儒林典范，雷廷珍以其毕生实践诠释了儒家“三不朽”精神在近代的创造性转化。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为雷廷珍大展身手提供了平台，雷廷珍恰如鸟飞得高天，鱼游有阔海。雷廷珍与严修于1895年相逢相识相知，两人志同道合，联手合力大干一番事业，着力除弊士人皓首穷经只为科举虚名的虚浮作风。雷廷珍在拼搏前行中，对传统“三立”范畴有所创新突破，在时代裂变中重构道德境界、事功维度与学术体系，为贵州的近代化探索出一条独特的文化路径，大力推行新学，推进新式人才培养，其成果显而易见。

其一，醇儒风骨，践行士人担当

雷廷珍以儒者自持，“修齐治平”自然是深入骨髓，他对自己要求高、标准严，尤其在德行修养上，时刻以自身的形象带动和示范于世，焕然中华文化道统，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雷廷珍严谨于治学之德。他天资聪颖、勤学苦读，恪守“通经致用”理念，拒斥空谈，严修称其“内探经史之要秘，外观中外之事机”；凌惕安高度称赞其“天资之敏，近于陆象山；治学之严，类乎顾亭林”；他的学生董伯平（早年留学日本）评价其“章句追秦汉，学术探洙泗”。他的主张“学必求其有用，言必归于可行”，实为严谨通达之论。 

雷廷珍和合于处世之德。他淡泊名利，中举后不改书生意气、学者之风，返黔专心文教，洋川书院、学古书院、笔山书院留下其忙碌的身影。厐思纯在其著作《明清贵州6000举人》称赞他是“洞悉时代弊病又极为爱国的士人”；凌惕安盛赞其“黔人讲学，其敢于破格，敢于疑古者，珍一人而已”。在担任官书局董事期间，他经营管理书局刻印、进货、门市销售一应事宜；担任山长（堂长）时，他摒除门户之见，秉持有教无类。

雷廷珍坚毅于济世之德。他关注民生，心忧天下，尤其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后，在爱国先贤纷纷寻求救亡图存真理之际，作为晚清孜孜不倦谋求以朴学精神矫正虚浮学风之代表，他锐意改革，主张教育界和学术界“通经为体，匡时为用”“合炉而冶，以求致用于现代”。躬耕讲台，并非只为寻章摘句；坐老洙泗，实则力求救国图存。其学生多受其进步思想影响，在清末民初贵州政治、军事、经济特别是教育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利于近代，泽被后世。

其二，兴学育才，奠基黔中教育

雷廷珍身处清末新政与西学东渐之际，时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旨在通过引进西方科技和教育制度来增强国力，同时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雷廷珍于此心领神会。他在推行教育革新的实践中，巧妙地将东方古老的智慧与西方先进的理念相融合，试图为处于困境的中国探寻出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致力于以教育实践回应时代变局。 

雷廷珍以图书的印制、刊发、广泛阅读为重要抓手，为革新之举储备和充实“子弹”，推动新学。1895年，参与创建贵州官书局，担任官书局董事后，与严修联合草拟了书局章程，汇编图书的目录，明确图书价格，并规定：“凡筹公款兴善举，由绅士经理者，应荐请地方官稽核实数，妥议章程。”为了建立遍及各府、厅、州、县的图书发行网络，书局将现存可销售的图书和即将刊刻的书目印刷出来，每州、县各寄一本，要求各地书院、学宫以公款或其他款项，结合本地需求，拟出订书单寄至书局，约定日期前来书局提书，书局没有的书可由书局向外省运购，代运费用由各地公款内开支。由于交通不便，运费昂贵，图书的实际售价已按原书定价增收了三成。为补贴寒士购书，书局规定，凡是各地读书人亲自到书局购书者，只照原价增收一成，其亏损以各州、县购书的盈余补贴。为发挥有限藏书的作用，书局规定，凡是到书院、学宫借阅图书的，把名字、借阅次数登记下来，以便考察士子和教官的勤绩。

该书局除翻刻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外，还购进西方学术书籍。流通的书籍中有自然科学类，如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天文、医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也有人文科学类，如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览要》《时事新论》，魏源的《海国图志》，马建忠的《适可斋纪行》，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以及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等。凡书34种，为册9000有余。这些图书开阔了贵州士子的眼界，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将知识文化深入到贵州的各边远地区，对启迪民智和扩大士人的视野贡献甚大，并且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贵州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雷廷珍以改革旧式书院、创办学堂学会、倡导和推行新式教学为重要阵地，推动新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严修到贵州任学政，深感贵州书院既少，教学方法和内容又较为落后，其改革贵州旧式书院的设想日臻成熟。他首先倡议变通书院，然山长人选，久不能决。严修屡次劝说雷廷珍主持改革后的学古书院，但雷廷珍一再推辞。后来严修再次恳切劝说：“细数黔中人才，山长之职非先生莫属。”鉴于严修一片诚心，雷廷珍走马上任，为贵州新学展开序幕。

雷廷珍出任山长后，积极配合严修，拟以“辩志”“明师”“评文”“匡时”为主题策论。随即，他与严修等人草拟了招生文告和学堂章程，发往各府，在全省考核选拔，录取40人。经世学堂成了贵州历史破天荒之创举，比维新派在长沙设立的时务学堂和北京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分别早了半年和一年多，开了风气之先。为了加强管理，雷廷珍拟订了《学古书院肄业条约》，经严修反复修改后发布施行。雷廷珍除了主持书院工作外，还主讲经学，严修教数学课，书院时务、英文、格致、地理等课都聘著名学者任教。

经世学堂的创办，开创了贵州新学，培养了一批粗通代数、微积分、英文、物理、化学等学科的人才，畅通了西方科学文化在贵州的传播道路，培养了贵州一批致力于维新变法的先行之士。同时，雷廷珍发起以引进西学、振兴贵州文化为宗旨的黔学会，倡导入会者研究传统经学、历史、文学和新近传入的数学、格致等新科学。学会订阅《时务报》《日知报》等新学杂志，集中贵州士子共同讨论天下大事，相互学习，相互砥砺，与强学会、苏学会、南学会等遥相呼应，使贵州闭塞风气为之一变。桃李成蹊自无言，他担任山长期间，培养出姚华、刘显潜、周恭寿、华之鸿、任可澄、戴戡、周素园等上百位黔中名士，为贵州近代转型储备了治世人才。  

黔西南声名显赫的刘官礼（云南候补道）为谋求家族更大发展，先是让子侄到贵阳经世学堂学习，后来重修兴义笔山书院。1899年，刘官礼诚请雷廷珍及其学生姚华、熊继先、徐天叙等名师到兴义执教，雷廷珍为首任山长。雷廷珍有一项工作是订购《时务报》供学生阅览，规定学生每月两次呈送笔记批改，发还时当堂讲评发奖，这一项扎实的举措，成效立显。

雷廷珍在笔山书院3年，成就突出，湖广总督张之洞同气相求，邀其前往武汉执掌两湖书院，惜于途中病逝于重庆。后继有人，他的学生姚华、熊继先、徐天叙先后出任笔山书院山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原山长徐天叙带领魏正楷等13人投考贵州省公立通考中学，并且以前13名入选，名震全省教育界。后来，笔山书院培养了许多学生到日本留学，有进入日本中央大学的、早稻田大学的、明治大学的，有进师范专科学校的，也有进振武堂和士官学校的，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医学，何应钦、王伯群（师从姚华）、李儒清、刘若遗等军界、政界、教育界、商界知名人士，都是从笔山书院走出来的学生。民国《兴义县志》称，“留学生之多，声誉兴隆，甲于全省”。无疑，这与雷廷珍等一批名师的执教是分不开的。

其三，经世致用，熔铸黔学精魂

雷廷珍著述立足地域，贯通古今，形成独特的学术体系。著有《时学正衡》《经义正衡》《文字旁通》《诗意旁通》《声韵旁通》等著作。其中“正衡”的意思是匡正、衡量、评判，“旁通”有广泛通晓之义。从这些著述可见，雷廷珍之学，广泛而深入，饱含疑古和创新的精神，其学术既接续乾嘉朴学传统，又暗含近代转型意识，堪称“黔学从传统向近代过渡的里程碑”，雷廷珍有此根柢，实不愧为推动新学、培养新式人才的优秀学者。

雷廷珍对晚清学风作出深刻的评判，希望匡正时人只为走科举之路皓首穷经而不图实用于治国理政、不吸收西方学术为中国注入新鲜血液的落后学风。其著述《时学正衡》，开头的概说部分，分析时局和落后学风，提出“今人之为学必综天下之学术”，以及“志与道合，学与志合，业与学合，体与用合，用与道合”的学术观点；主体部分提出高等学校肄业的十项条例，即原学、端本、探源、辩体、考文、征事、数典、通义、炼才、游艺。最后总结：无论古今人才有何奇异，使国家富裕的都是农、工，而真正使国家富裕的又不是表面的农、工；使国家强大的是船、炮，而真正使国家强大的又不是表面见到的船、炮。综览五大洲农、工、船、炮的技艺之中，有一些奇异而能使危险局势或即将倾覆的国家转为稳定的人才，并不稀奇。无论时间怎么变，必须有学人坚定意志，集中精力，开启智慧，增长才识，不要在富贵、贫贱、屈伸、强弱之中醉生梦死，而不能自立，无所建树，而辱其所生。所以学习经术的人，就应该辅助处理时政，而不是仅仅提出指责和批评。

雷廷珍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是深入而深刻的，通过对经典的阐释和注解，体现出了其对儒家思想的独到见解，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他的著述《经义正衡叙录》，重点就是匡正经学。他将经学分为四个部分。他说《易经》《书经》《礼经》《诗经》《春秋》，如天空一样没有不能覆盖的地方，如大地一样没有不能承载的物体。参照天地运行规律，帮助天地展示出化育万物的力量，就是合乎时宜而无过与不及的圣学。《孝经》《中庸》《大学》《论语》《孟子》《荀子》，传导了五经的深刻内涵，可以定为贤学。《礼经》的《大戴记》《小戴记》和《周官》，《春秋》的《公羊传》《榖梁传》《左氏传》，与《易经》《尚书》《诗经》的今古传注，都是在解释经传章句的意思和思想，可以定义为士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及其形、声、义，用以解释经传的文字，可以定义为士学中的小学。这种对经典的重新解读，对后世的文化研究和文化传承具有积极作用，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晚清时期贵州推行“新学”，雷廷珍与严修合作，创办新式学堂、编写教材、推广新式教育理念，取得了明显成效，也为张之洞试图通过教育振兴国家的努力提供了实践支持。其中，雷廷珍的生平事迹、工作实践和学术思想留下的优秀文化精神，可资我们借鉴。

雷廷珍以“三立”为标杆，践行儒家理想，在传统崩解之际坚守士人精神，树立了区域文化典范而立德；突破地理封闭，推动了贵州近代教育文化转型而立功；构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体系，使黔学跻身近代学术版图而立言。

雷廷珍所折射的光芒，同张锳、张之洞父子的“加油文化”一脉相承，是坚强的传承和接力，不愧为学者型教育改革实干家。事实一再证明，只有坚守兼容并蓄的文化根基，文脉才能传承，才能长出文人巨木、丰茂文学森林，支撑文化天地。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