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东瓯国、永嘉大师、永嘉学派、温州模式等名闻天下、古称永嘉郡的温州，与两晋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堪舆学鼻祖郭璞有着1700年的不解之缘。郭璞（276—324年），字景纯，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两晋时期文学家、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堪舆学家。《晋书·郭璞传》记载：“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他为古籍《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所作的注解成为传统语言学和训诂学里程碑式的经典。郭璞精通易学与堪舆学，著有《洞林》《葬经》等，后世尊其为中国堪舆学鼻祖。郭璞传为温州古城的规划者，从堪舆学角度来看，郭璞1700年前对永嘉郡城的选址和布局，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整体思想和“尚象制器”相地方法的典型实例，而温州独特的山水斗城格局也被视为中国古代堪舆学运用的典范。
温州古为东瓯国，有2215年建城史和1700年建郡史。东晋太宁元年（323），原永宁县置永嘉郡，郡城选址初拟在瓯江北岸的今贤宰乡一带。建城之重，不仅为军需，更承载了地方的发展运势。据传，在永嘉郡的地方官冥思苦想之际，郭璞避乱客居到此，遂慕名拜聘之，谋定永嘉郡城地址与修建布局。
永嘉学派众学者
明嘉靖《温州府志》载：“初谋城于江北，郭璞取土称之，土轻，乃过江登西北一峰（即今郭公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华盖山锁斗口，……五行水谓东则伏龟潭、西则蜃川浣纱潭、南则雁池、北则潦波潭、中则水壶潭，因凿小河以通贯之。”明弘治《温州府志》记载永嘉郡城布局“街巷沟渠大小布列如井田状”。据载，当时郭璞见江北土轻，于是弃瓯江北岸而赴瓯江南岸，登上西郭山（今郭公山）查看地形，见周围群山错立，恰如北斗星排列，依据地理与天象的布局，取“依江、负山、通水”之则，为永嘉郡城建造定下“连五斗之山、通五行之水、凿二十八宿井”的规制蓝图，演化出“东庙、西居、南市、北埠、中子城”的郡城功能性布局。
唐张又新《郭公山》诗云：“昔贤登步立神州，气象千年始一浮。南望群州如列宿，北观江水似虬龙。”诗中的“昔贤”即郭璞。温州人从此视郭璞为开城鼻祖，并将西廓山命名为郭公山，在郭公山下修建郭公祠纪念郭璞开城功绩。
根据古先民的世界观念，天文星象与地理山川是理则暗合、感应相通的。《易传·系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古人认为人间世事的吉凶泰否皆与“北斗七星”等天文星象有关。“二十八宿”又名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是中国天文学的传统星系。古人为了天文观测的需要，把太阳和月亮经过的天区称作“黄道”，并把黄道中的星宿分成东、南、西、北四宫，每宫统辖七个星座。郭璞为永嘉郡城布局时，将松台山、海坛山、郭公山、积谷山、黄土山、巽吉山、仁王山布以“北斗七星”，可使“寇不入斗，长保安逸”。华盖山、海坛山、郭公山、松台山连成斗口；积谷山、巽山、仁王山连作斗柄；加上巽山侧的灵官山和黄土山，不仅有北斗七星之势，更构成了张弛有度的九星格局。另有一种说法，斗勺是郭公、松台、海坦、积谷四山，华盖锁斗口，黄土、巽吉、仁王为斗柄，灵官辅弼。另在城内开凿了二十八口水井，来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以表示“天长地久，水源不断”。郭璞通过北斗七星、二十八宿、阴阳五行等的安排城市规制与功能布局，体现了“天人合一”“法天象地”的哲学思想，是古代学术运用于人居与生态环境协调、福祐人民安居乐业的城市建设规划杰构。
在永嘉郡城选址规划时，以山为门面，以水为经络。《葬书》云：“夫土者，气之体，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经曰：土形气行，物因以生。”
山，是斗城的门面。郡城跨山而筑，墙体用的是坚固无比的蛮石，高三丈五尺、宽二尺，总长2977丈，将郡城围成了一方面积约3.8平方公里的生活空间，并根据五行设置东庙、西居、南市和北埠。城门共有七处：东称镇海门，初名宜春，俗称东门；东南有瑞安门，俗称大南门；南有永宁门，俗称小南门；西南有来福门，在松台山麓，俗称山脚门；西北有迎恩门，俗称西郭门；东北有永清门，俗称麻行门；北有拱宸门，旧名望京门，唐时有朔门，俗称双门。七座门上还有重楼高台，为俯瞰全城提供开阔角度。
清光绪八年《永嘉县志》城池坊巷图
水，是斗城的经络。城内池潭错列，与开凿的河渠连在一起，形成纵横交错的水网。瑞安门、永宁门旁各有水门一座，引会昌湖水，经护城河进入内河渠，汇至奉恩水门注入瓯江。据明嘉靖《温州府志》记载，城内有三重护城河：第一重是从小南门河进到雁池（今五马街西入口与府前街交会处西南角），第二重是“径其支河，方过雁池未至城西……径为南濠”，第三重为五马河。温州人熟悉的商业步行街——五马街，在历史上最初是一条护卫子城的五马河。这样最终形成河网，在斗城纵横了千载，更形成了一街一河、一巷一小河的布局。
现代水文地质学告诉我们，水、土、岩石等物质中含有着各种有机和无机的化学元素，这些化学元素的含量、结构与变化时刻影响着生物的“气场”。“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水土的不同，却能够引起生物的变异。明嘉靖《永嘉县志》：“始城初，郭璞卜城于永宁江北，嫌其土轻，乃置于江之南。”这说明郭璞开始是在江北选址的，但是在“较阅水土”的过程中，他发现江北的土壤比重偏轻，含水率高，担心承载力低，基础不够稳定，后来才渡江选址于南岸的。近年来的地质勘探数据表明，瓯江北岸的土壤为流水冲刷沉积下来的涂泥，而南岸的土壤则是山区冲刷沉积的沙砾土，承载力比江北要强，可以印证1700年前郭璞的远见灼识。
在永嘉郡城的规划设计中，郭璞用阴阳、五行思想指导水系的规划设计。据光绪《永嘉县志》记载：“（旧志）又云：郭璞卜城时，谓城内五水配乎五行，遇潦不溢。东则伏龟潭，南则雁池，中则冰壶潭，北则潦波潭，西则浣纱潭。”由于分布于城内东西南北中的五潭均有较好的蓄水调洪容量，在此基础上规划建设城市水系，可保城内五方平安，遇潦不溢，是合乎科学规律的规划。嘉靖《温州府志》记载：“（温州城门）北曰拱辰（唐时有双门，取北阴偶之义。钱氏筑城，只存其一）。”唐以前城池无大变，此北门用双之数，乃郭璞设计无疑。当然，郭璞在规划设计中，也用了一些巫术镇魇之法。如“旧志谓立郡时，因西城修水负虚，立平水王祠以镇之”，古人用此法，或许会在人文心理上产生平安之感。
首先，寇不入斗，长保安逸。“若城绕山外，当骤富盛，然不免兵戈水火，城于山则寇不入斗，可长保安逸。”这是郭璞当初为永嘉郡城设计的两套方案。而永嘉的百姓“不求富贵求平安”，选择了后者。如果在山外建城可马上富裕繁盛，但军事防御方面就弱了，城池不够坚固、难免毁于兵火。如果跨山建城，则能占据显要地形，贼寇无法进入斗城内，自然可以安逸长守。因此与一般建城市的“方正规矩”不同，温州“城于山”，城墙绕山而建，是一座跨山筑城的城市。
此后三百年，即唐武德六年（623）八月，辅公祏在丹阳起兵反唐，攻占江浙等地，台州、衢州等地相继失陷，而温州的老百姓固守城池，未遭兵刃之灾。又约过五百年，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方腊在浙江淳安县揭竿起义，势不可挡，先后攻克了建德、杭州、嘉兴、金华、衢州、丽水，后沿瓯江东下，兵临“斗城”，温州军民据险抵抗，城池未陷。再过四百多年，至明嘉靖时期，倭寇屡屡侵犯我国沿海地区，攻破城池几十处。自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二年间，温州受到倭寇侵犯高达六次，但城池从未被攻破。一千多年来，永嘉郡城历经无数次兵戈灾变，城府依然，民亦无恙，应验了郭璞的“寇不入斗，长保安逸”的预言。南宋状元王十朋《驾幸温州次僧宗觉韵》云：“北斗城池增王气，东瓯山水发清辉。”北宋杨蟠《华盖山》云：“七山如北斗，城锁几重重。斗口在何处，正当华盖峰。”都咏赞“斗城”固若金汤的军事防御功能。
山水斗城
其次，因地制宜，繁荣兴盛。永嘉郡城的规划具有交通、运输、排水、防水、防卫、防疫、调节气候、美化环境等多种功能。滨海地区的造田、修兴水利活动，多开凿河渠将各自入海的河流连接起来，形成四通八达的水网，浙南的瓯江、飞云江、鳌江三条大河很早就相通了，为这一地区的人们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光绪《永嘉县志》云：“昔人谓一渠一坊，舟楫毕达，居者有澡洁之利，行者无负载之劳。”温州的地下水位高、湿气重，直到今天，还存在水土热，容易“上火”的缺点，城市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浚河活动，就包含了这一目的，南宋叶适在《永嘉开河记》里记载此功能：“永嘉非水之汇而河之聚者，不特以便运输、达舟楫也，而以节地性防火灾，安居、利用之大意也。”
又有蓄洪、调洪、防潮的作用。“瓯居海中。”（《山海经》）郡城位于永瑞平原北端，温端平原史前是海峡，由地壳活动慢慢形成。为造地和改良土质，人们便在潟湖基础上将其改造成状如棋枰的河网。河网一方面起到土地减碱作用，另一方面储存或排泄平原西部大面积山地的地面水。假如当初的建设者没有这种区域泄洪观念而将城内河道都填塞的话，无异于以身挡水，每年受洪水威胁。城内五潭及纵横河道很好地配合了平原河网，起到了旧志上所说的“遇潦不溢”的作用，确保城内平安。
郭璞的一生从事过大量的相宅、择城池等风水活动，史书记载不少。但是国内至今尚存的有关郭璞堪舆相地的“遗址”唯有永嘉古郡城。其“北斗七星”“二十八宿”布局距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了，如今遗留下来的十多口古井已成为弥足珍贵的“郭璞堪舆学”之实践见证。
永嘉郡城千年山水斗城的格局经过历史的考验与验证，成为温州各地城乡城市规划的典范。据方志记载，郭璞还通过观测风水，勘察地势，还为永嘉郡下辖的瑞安、平阳、乐清和永嘉等地城镇和聚落的选址、规划。
相传郭璞也就安固（瑞安）县城的迁址提出建议。新编《瑞安市志·大事记》记载：“东晋太宁元年（323），县治由鲁岙迁至邵公屿。”早在三国孙吴赤乌二年（239），罗阳县从永宁县中分离出来，境今瑞安市、平阳、苍南、泰顺三县的全部、文成县的大部及瓯海、龙湾两区的部分，县治在今瑞安市安阳镇锦湖办事处的集云山南麓鲁岙。至东晋太宁元年，采纳郭璞占卜，迁往新址邵公屿原蔡敬则的公署。明弘治《温州府志》引旧志称：“瑞安为邑……晋郭景纯迁县治。”并称他选址是新县治依靠邵公屿像巨鳖一样蜷伏在海湾之中，西边的岘山似金龟在水中沉浮，其后面的栖隐山犹如凤凰展翅欲飞，左侧的白岩山文峰如苍龙之角，细水长流，右方秀丽的岘山上有二十八口水井，常有仙石掩盖。因而可以捍御风涛，防范火灾。屿中间有一条街道，道边是条河流，形状如同棋枰，使全屿纵横贯通。清嘉庆《瑞安县志》还提到郭璞曾说：“蔡侯（蔡敬则）肇创公署私第，已有正偏前后之分，今以署为治，以私第为祠，则善矣。”
平阳于西晋太康四年（283）建县，今平阳县治所在地据说是郭璞所选。这种说法早在南宋就已出现，宋末诗人林景熙在《州内河记》文中写道：“平阳为浙东巨邑，河为邑巨利，晋太康中，郭景纯所定也。”清乾隆《平阳县志》也称：“郭璞……尝至瓯相土，扦白鹿城；又至平阳，太康间邑城亦其所扦。”不过晋太康（280—289）时郭璞年纪尚幼，后人猜测“太康”可能是“太宁”之误。明隆庆《平阳县志》则对郭璞的选址有更深入的解读：“自晋郭景纯定县治，以仙坛、昆山对峙于前，鸣山、石塘拥障于后，故宋令陈容有‘前分凤翅，后叠蛾眉’之句。俗传左右二山为斗牛，鸣山为伏虎，言其形势也。”
乐清县城传说也是由郭璞卜迁。明弘治《温州府志》引宋《绍熙旧谱》云：“（乐清县治）俗传郭璞初欲于白石黄塘建县治，后以土轻，不果。”黄塘（今属淡溪乡）流传郭璞称土的传说。黄塘山，在县东四十五里，群山左右环合，林木荫翳，两溪潆洄，号佳山水。相传因为土轻，郭璞选择了乐成作为县治所在地。因此明永乐《乐清县志》云：“县治，自晋郭璞卜迁后，历代皆因之。”乐清有地名为郭路村。相传郭璞赴永嘉视察地形和建郡事宜时，曾路过乐成。郭路村位于乐清永康乡三都，在旧驿路上，为旧时官员往来必经之路。宋末曾任乐清知县的郑滁孙在《朝阳阁记》中提道：“东越芳林，将入雁荡，有聚落曰郭路。父老云：昔晋郭景纯奠瓯治时所经而盘桓也。”郭路村早在南宋中叶便已见于记载，何镗《王忠文公祠记》云：“自宋乾道（1165—1173）中奉敕建祠郭路里第。”除此之外，乐清还有一处竹屿古井。据光绪《乐清县志》所载：“竹屿大井，相传晋郭璞所开，大旱不涸。”郭璞在乐清一带进行地形勘察、县城选址等相关堪舆实践，对乐清城建规划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温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林锋认为，郭璞“天人合一、尚象制器”营城理念不仅影响温州古城和下辖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对温州其他地域的古村聚落也有着重大影响，以楠溪江古村落为典型代表。如苍坡村，整个村落的建筑布局乃是一套传统文人必备的“文房四宝”；芙蓉村是以“七星八斗”来布局的，“星”指道路交汇处的方形平台，“斗”即水渠交汇处的方形水池，七星呈翼轸形分布，八斗为八卦形分布；屿北村则是以村周边五座山体做“五行莲花”布局。
郭璞在文学上有深厚的造诣，被后世尊为文学大师和语言学巨匠，在诗歌史上，郭璞更是发展游仙诗的功臣元勋。其游仙诗一改内容空洞、形式呆板的玄言诗风，变为富有慷慨之气和艳逸之彩，《诗品》赞其游仙诗为“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其一生的诗文著作多达百卷以上，数十万言，其作品虽多涉及玄理，然词采绚丽，境界扩大，坎壈咏怀，与当时玄言诗绝不相同，通过对神仙境界的追求，表现忧生避祸的心情。他也是第一个将隐逸横祸作为游仙诗的题材来创作，给“游仙诗”的概念添入新的元素，扩大游仙诗的形态机制，赋予游仙诗新的内涵。郭璞的游仙诗有慕仙的主题，即求仙长生之意、愤世嫉俗之言。他借游仙诗的形式来抒发自身坎壈情怀，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游仙诗的形态机制，加强了游仙诗反应现实的力度与深度，使游仙诗更富有生机活力。
旧时的温州东门浦
谢灵运（385—433年），名公义，字灵运，陈郡阳夏县（今河南省太康县）人，是东晋至刘宋时期大臣、佛学家、旅行家，也是中国山水诗派鼻祖。元代辛文房所著《唐才子传·姚系》中说：“好游名山，希踪谢郭。”谢郭就是谢灵运和郭璞的并称，两位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结缘温州，可以说，瓯越山水，是他们跨越百年的连接线。郭璞与谢灵运之间，也因为温州，隐隐有了一条透着书香诗意的脉络。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并受到时代主流思想的支配。以郭璞为代表的游仙诗，从屈原的《楚辞》发源，经历了秦汉魏晋的流变，在这个过程中，游仙诗所显露的山水情怀，对山水诗的孕育、发展、成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清人陈绎曾《诗谱》云：“郭璞构思险怪而造语精圆，三谢皆出于此，杜李精奇处皆取此。”东晋庾阐，南北朝王融、沈约，庾信、颜之推，甚至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父子，都纷纷的效法郭璞，竞相作游仙诗。到了唐代，曹唐做《大游仙诗》五十首，又做《小游仙诗》，大播于时。
而最能传承游仙诗真谛的莫过于东晋陶渊明、南朝“三谢”和唐朝的杜甫、李白、李贺。三谢，指谢灵运、谢朓、谢惠连，此三人的山水诗出类拔萃，也不同程度上从郭璞游仙诗中汲取了状物抒情的笔法技巧。诗吟咏山水，由来已久，只不过纯粹的山水诗尚未在东晋之前出现。谢灵运借鉴《诗经》中借景“兴”情和曹操《观沧海》借景抒情的手法，使自己的山水诗首先成为工笔描绘山水和借此抒发情感的有情有景的山水诗；接着借鉴郭璞游仙诗忘我描绘山水仙境的写法，把自己的仕途悲伤深藏起来，使自己的山水诗以描绘山水为主，从而实现了山水诗的纯粹化。前人描写山水的诗句、片段和郭璞游仙诗是谢灵运开创山水诗的艺术基础，而谢灵运山水诗又极度丰富了由郭璞营构的温州山水斗城之人文内涵。
刘基（1311—1375年），字伯温，浙江青田（今浙江温州文成县）人，元末明初政治家、文学家、堪舆学家，明朝开国元勋。这位元明鼎革之际举足轻重的诗文大家，诗文理论力主讽喻之说，提倡理、气并重，重视时代风格。刘基与郭璞在怀才不遇的人生境遇与情感状态上颇有共通之处，故而刘基所作游仙诗中也有部分诗作有意效仿郭璞这类“坎壈咏怀”式的变体游仙诗，这主要体现在组诗的第五首中：“天高河汉清，露白秋宵永。朝华炫红芳，蟪蛄吊驰景。繁思靡志帅，内疚积心梗。涉江无方舟，汲井悲短绠。岁暮霜雪寒，泣涕沾项领。”
刘基不仅模仿郭璞游仙诗，而且还大大推动游仙诗创新与发展。从曹植开始，包括郭璞、沈约、曹唐、周密等在内的历代诗人的游仙作品均以赋笔主情怀，多是直接记述个人对现实的感慨和对仙境的想象。刘基在《游仙》组诗中，不仅将《楚辞》的比兴手法重新引入游仙诗中，而且还对这一手法加以突破创新。刘基游仙诗在艺术风格方面则与传统游仙诗迥然不同，他既注重诗歌“假是以摅其怀”的个体抒情功用，也注重发挥诗歌“美刺讽谏”的社会功用。在情感基调上，引入“以天下为己忧”的悲慨之情，丰富了游仙诗的情感类型。刘基诗作虽名为游仙，但诗中没有任何有关仙境、仙人、仙事的描写，通篇皆是直率的身世之感怀，是作者因身世遭遇而对郭璞“坎壈咏怀”游仙诗的有意效仿，与以铺陈仙境之乐为主的正统游仙诗截然不同。在艺术手法上，借鉴《楚辞》游仙模式，以比兴手法写政治感遇以儒家“美刺讽诫”诗学观为引领，以游仙写社会政治。
除了游仙诗，刘基还传承郭璞堪舆学。《明史·艺文志》著录刘基堪舆著作四种,分别是《金弹子》《一粒粟》《披肝露胆经》和《地理漫兴》。其中《地理漫兴》，亦称《堪舆漫兴》，皆为七言四句歌诀，共150题，依次论龙、穴、砂、水，以“形法”为主，可明确认定为刘基所作，而其他几部可能是伪托之作。据《明太祖实录》，明太祖朱元璋占据金陵之初，即对南京旧城进行规划改造。其中由刘基负责规划改造核心部分宫城位置的卜定选址。刘基依据传统堪舆理论，并根据当时历史条件以及南京丘陵、河湖的地理环境，确定填平“钟山之阳”燕雀湖作为宫城“龙穴”，以平衡长江以南的南京阴性。浙江武义县的俞源村，据传说是刘基以“二十八宿”原理设计的。刘基《地理漫兴》及其堪舆实践中体现的天人合一、尚象制器、阴阳平衡、山水相依、顺乘生气、水质分析、地质检验等堪舆学思想，都明确体现了刘基对郭璞堪舆思想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
晋代学者郭璞一人奠定一座城市的布局和文化特质，对温州地方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自古以来难得一见的千年文化奇缘。郭璞1700年前指导、规划了永嘉郡城，以及下辖瑞安、平阳、乐清、永嘉等多地的风水规划，成就了温州千年山水斗城格局。温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始终保持着和谐交融的古城、街巷、水系格局，为全国同类城市少见。温州于2016年获批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从此正式迈入后名城时代。温州山水名城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重点体现在：山水斗城格局是中国古代堪舆学运用的典范、温州是以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为文化基因的创业名城、以及温州是中国沿海城市陆海交融发展的典型代表。尽管有些历史记载尚存争议，郭璞毋庸置疑已经实质性地成为深刻沉淀在温州千年山水斗城中的历史基因与文化符号。
郭璞集堪舆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于一身，以其学术造诣和堪舆学实践，不仅指导、规划了永嘉郡城的风水构局，形成了温州千年山水斗城的城建格局，也在温州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影响深远。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任永嘉郡太守期间而创作的山水诗篇，借鉴学习了郭璞游仙诗，温州也由此成为中国山水诗发源地，极度丰富了温州山水斗城的人文内涵。明刘基不仅继承与发展了郭璞游仙诗，而且在堪舆学理论与实践上传承与光大堪舆学鼻祖郭璞。
郭璞学术思想的研究和传承对当代温州地方文化建设乃至中国学术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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