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冯 兵/高季红 

王阳明幼学朱子学，受朱熹格物致知论的影响，他大约在十九岁时，某一天与朋友格院子里的竹子以求获知其中之理，结果神思劳顿，七天后一无所获，反而大病一场。二十七岁时再格，仍以失败告终，随后对朱子的格物致知学说彻底放弃。但这一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震动和困惑，始终无法消解。直至三十六岁时，阳明经过百死千难，于内外交困之际在贵州龙场中夜悟道，自此明确提出“心即理”命题，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否定客观事物的存在意义，认为格物的实质只在格心，而成贤成圣的功夫也只是一条诚意、正心、致良知的内在超越之路，遂成为一代心学大家，影响海内外至今。而这一切，可以说都是建基于那一场格竹失败的经历。    

据阳明弟子的记录可见，阳明曾不止一次地亲口提及这一过往。如他告知众弟子曰：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传习录》下）

阳明根据自身经历，强调单就竹子格竹子之理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立志之后在自我身心上做工夫方可。

但阳明后学顾应祥对这一记载予以了否认，说：

“此非阳明公之言也，门人附会之言也。若果有此言，则诬朱子甚矣！朱子《大学》注谓格尽天下之物，固似难行，然其所谓格物者，即事观理穷之而至其极也。又曰：‘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亦是身心上说，何尝在物上推究？今竹子有何是非可格至七日之久而成疾乎？乃自愚也，非朱子之本意也。”（《静虚斋惜阴录》卷十二）

顾氏的否认只是出于对朱子之学的精审明晰特点的辩护，以及对阳明之睿智的肯定，强调阳明理应不会误解朱子之学。但其此言纯出于推断，理据并不充分。事实上阳明确实误读了朱子的格物论，这基本已是学界的共识。

阳明对朱子格物主张的批评，主要是认为朱子将心与理剥离为二：“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传习录》下）显然阳明对朱熹的格物思想理解有误。朱熹于格物非常重视，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但这个“格”和“理会”，是基于“万物一体”“物我一理”的前提发生的。程颐说：“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此合内外之谓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关于“合内外”之说，朱熹进一步解释道：“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则因其理之自然而应之，便见合内外之理。”（《朱子语类》卷十五）因为“物我一理”，自心之理与外物之理为同一理，所以就能以自心本有之良知、性理去体贴、感知外物之理，这只是通过体认外物之理，将其与自心中的理相应合，从而升华自身对天理之“全体大用”的全面认识，并非是指理在外物之中而去求取外物之理。阳明批评朱熹“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从而“析心与理为二”，显然是有问题的。

尽管朱熹认为心与理各是一物，但亦主张理在心之中，理是无须外求的，只是心要知理尽理从而达到“心与理一”的理想道德境界，就必得有这么一个格物与穷理，亦即深入具体事物去获取对理的完整认知的过程。在阳明，虽然也是要致本心之良知以确立心之本体，但同时他又将格物致知倒转过来，即致本心之良知于所感知到的具体事物上，赋之以心中之理。他说：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下）

阳明是将自心本有之天理赋予外物而使外物“皆得其理”，程朱是以自心本有之天理去体认外物本有之天理，使其“内外合”。这是阳明与程朱关于“格物致知”的理解的根本歧异之处。

而且，程朱这种“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的格物致知方式也绝非如阳明及其朋友钱氏格竹一般去对外物死死地“守看”。程颐曾有“观天地生物气象”一语，朱熹解释说：“他也只是见如此，便说出来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气象？”（《朱子语类》卷九十六）“观天地生物气象”对程朱而言正是一种格物工夫，或者说也是格物的目的。而对于这种“观”与“格”，程朱都要求在具体方法上不可拘泥固执，如程颐曾明确指出：“若于一事上思未得，且别换一事思之，不可专守着这一事。盖人之知识，于这里蔽着，虽强思亦不通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朱熹也强调说：“于此处既理会不得，若专一守在这里，却转昏了。须着别穷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朱子语类》卷十八）不可“守看”，可说正是阳明早年格竹之病的对症良方。因此，程朱讲格物致知，阳明却格物致病，明显是由于阳明对程朱格物理论的误解所致。

但阳明何以会误解程朱的格物论？朱熹重视自然科学，有着较浓的科学理性精神，王阳明于此则相对缺失，故不能真正领会与运用朱熹主张“内外合”的格物理论，而最终承接和发展了陆九渊惟重“发明本心”而不假外求的心学体系。阳明与象山的同路，显然也与性情相合有关。象山为人“简重”，故其思想风格亦以“易简”“直截”为显著特征。而阳明一生行事雷厉风行，在思想风格上亦体现出了快刀斩乱麻的简练爽利。朱子和阳明的区别，实在朱陆鹅湖之辨上就指明了方向。鹅湖会议上，朱熹主张以道问学为先，陆九渊强调以尊德性为重，陆以朱学为支离，朱指陆学为禅学，“有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之意”（《答吕子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而对形上之道和实践工夫缺乏有效的贯通。

反观朱熹，他一方面由于陆九渊兄弟的批评，以及警觉到二程及其弟子们只重上达而忽略下学工夫的前车之鉴，鹅湖之会后亦不断反思自己探究、体认事物之理的主张是否会影响道德践履，从而十分重视礼学的建构，希望由礼践理，以礼经世。尽管他由格物所致的对天理的“知”，其根本处仍是伦理之知，而且一方面认为知先行后，一方面又分外强调道德的实践，主张行重于知，但其思想中却始终具备着较为强烈的科学理性精神。李约瑟就比较推崇朱熹的科学精神和科学造诣，认为朱熹的思想“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所以“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今天中国学界也对朱熹的自然科学成就相当重视，如胡道静就说：“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

到了阳明，面临程朱理学自官学化之后的愈益僵化所导致的社会思想的腐朽守旧，并随着他因误解朱子的格物论而对外求天道物理的彻底放弃，迫使他不得不重构一套简易直接的心学体系以济世救人心。阳明心学的产生固然与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背景，以及个人特殊的遭际有着重要关系，但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阳明对朱子格物主张的误读。而这一误读让中国在历史上少了一位朱门后学，却多了一位可与朱子比肩的思想大家，在此意义上又完全说得上是一次伟大的误读。可见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往往正是由一些偶然性事件或因素由量变到质变而逐渐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