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通天岩”是典型的丹霞地貌，由三个山坳和四个山脊组成，深邃曲折，林壑优美，望之蔚然。同治《赣县志》载：“（通天岩）在（赣州）城西二十里，空洞如屋，有穴透其巅，怪石环列如屏障。”早在唐末时期，佛教在南方逐渐传播，当时的僧人就选中这块风景胜地，在此开凿石窟，修建寺庙，广布佛法。降至北宋，“通天岩”佛像石窟的开凿迎来了繁盛期，南宋则逐渐进入尾声，使“通天岩”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年石窟。据统计，“通天岩”现存唐宋时期窟龛315处，共计造像359躯。因其佛像窟龛规模大、数量多，同时又是我国地理位置最为南端的造像群，故享有“江南第一石窟”的美誉。

　　藉此明山秀水、古寺石窟，“通天岩”自唐宋以来便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客吟咏游玩的胜地。在王阳明之前，曾游览过“通天岩”且最负盛名者，当属宋代的阳孝本与苏轼。阳孝本，上犹人，以学博行高名世，宋徽宗崇宁间，被推举为国子博士，累官至直秘阁，归老隐居于“通天岩”二十余载，苏轼称其为“玉岩居士”，并赞之曰“道不二，德不孤，无人所有，有人所无”。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岭南，途经赣州时即往“通天岩”拜访过阳孝本，两人一见如故，共同登览虔地胜景，秉烛夜话。多年之后，苏轼获赦北归，再次经过赣州，复往拜访阳孝本，然阳氏早已去世多年。苏轼只得独自重游故地，抚今追昔，唏嘘感叹。

▲通天岩佛石窟

　　如今留存在“通天岩”石壁上的许多摩崖石刻，真实地写照了当年文人墨客和名士高流往来如织、乘兴题咏之盛况。自岩区东面的观心岩起，沿着忘归岩、龙虎岩、通天岩、翠微岩而至岩区西面的普同塔，共有石刻128品。其中仅龙虎岩一处即有摩崖石刻20余品。然而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储存军火弹药，将龙虎岩凿深，原有的摩崖石刻也遭到严重破坏。2004年，赣州市政府曾组织人力予以修复。

　　古人游览“通天岩”的路线，大致是从西边的翠微岩始，至东北的忘归岩而止。这一路线，与摩崖石刻的年代分布顺序基本相合，形象地反映了整个通天岩石窟自唐宋以来的发展历程。

　　“通天岩”长达千年的历史岁月中，明朝正德年间是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在此期间，王阳明携门人弟子于岩内讲学布道，始揭“致良知”之教。自此，“通天岩”成为了王学圣地，而后数百年间，瞻仰者络绎不绝，其历史意蕴也在不断积累中愈发深厚。

　　王阳明自“龙场悟道”（1508）之后，广布心学，阐发圣道，四方追随者愈多。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他开始任南赣巡抚，各地士人皆怀求学问道之心辐辏于赣州。据束景南先生《王阳明年谱长编》统计，王阳明甫一到任，先后就有45人拜于门下，其中又以赣州、吉安、广东士人为多。如江西雩都人黄弘纲、何春、何廷仁、管登等，皆裹粮而至；广东揭阳人薛侃，更是携其族人来赣州问学，留居一年多尚不欲离去；最为恋恋不舍的，当数广东南海人梁焯，他恰好于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赴京谒选之时经过赣州，向王阳明受学，几乎要忘了行程，直至次年夏，总算在其母亲的督促和王阳明的劝说之下才赶赴京师。其时士子向王阳明问学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王阳明已基本戡平南赣“流民之乱”，乘此短暂的闲暇，许多王门弟子会聚赣州，彼此切磋学问，讲论不辍。是年春，梁焯、薛侃等门人弟子相邀前往“通天岩”游玩，并于忘归岩上留下《明南海梁焯等忘归岩题诗》，曰：“两日忘归岩，忘归匪为岩。问我我忘言，我姑铭此岩。”诗后记云：“正德戊寅春南海象峰梁焯书。同游潮阳杨士德、薛尚谦、雩阳黄正之、泰和欧阳崇一也。”一众王门弟子沉醉于“通天岩”的胜景之中，论学悟道，乐以忘归，显然十分快意！梁焯等人的这次忘归岩之旅，可以说是为王门日后的“通天岩”讲学开了先河。另外，薛侃等王门弟子又在赣州先后主持刊刻了《朱子晚年定论》《大学古本傍释》《传习录》等重要典籍，不遗余力地传播阳明心学。

　　其时，王阳明在与门人弟子不断地讲学交流过程中，在平定“流民之乱”的百般实践中，对心学的阐述愈发精微。正德十三年（1518）十月，王阳明在写给弟子杨仕德的书信中提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致良知”之说已呼之欲出。然而遗憾的是，王阳明在赣州的讲学活动因次年（1519）发生的“宁王之乱”而不得不中止，直到正德十五年（1520）平定叛乱之后重新回到赣州，才得以继续讲会，而此时的“通天岩”，也再次成为了阳明心学传播的中心。

　　当然，此次讲学活动之所以重要，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王阳明在讲学活动中揭示了其“致良知”之教。因此，赣州乃至通天岩都因为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而在心学史上别具意义。

　　王阳明“致良知”之教的提出，无疑经历了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钱德洪等编《阳明先生年谱》认为，王阳明于正德十六年（1521）在南昌时“始揭良知之教”，但该说法并不准确，故历来存在较大争议。经学者研究，目前比较认同的观点是，王阳明于正德十五年（1520）在赣州首揭“致良知”之教，而次年于南昌将此说系统阐述出来，赣州和南昌一前一后，都是王阳明“致良知”之教形成的重要地域。

　　正德十五年六月陈九川所撰《陈九川虔州受学王阳明》一文，叙述了陈九川问道于王阳明、王阳明答之以“致良知”之教的过程，可知其时“致良知”之教已在王阳明心中逐渐酝酿，并与陈九川进行了讨论。至八月八日“通天岩”讲学之时，门人弟子齐聚，王阳明遂于会讲之上再次阐述其“致良知”之教。待陈九川离赣之时，为答谢王阳明的教导之恩，乃作诗一首云：“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乾元。”王阳明亦作《留陈惟浚》以和，其中有两句：“薜荔岩高兼得月，桂花香满正宜秋。”“岩”应是指“通天岩”，桂花满秋时正值八月前后。结合陈九川、王阳明之诗，所指很明显就是正德十五年八月八日于通天岩阐述“致良知”之教一事。

▲赣州通天岩

　　王阳明本人于嘉靖年间回忆其在赣州讲学的日子时，也曾说“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谜，向在虔时，终日论此”，与前述史事相吻合。可见，王阳明于赣州首揭“致良知”之教，当无疑义。正德十二年至十五年间，无论是平定叛乱还是集会讲学，王阳明的主要活动地域都是在赣州，而“致良知”之教正是王阳明在赣州长期的讲学活动与军事实践过程中逐渐酝酿出来的。至正德十五年，“致良知”之教的骨肉渐丰，于是在是年八月八日前后的讲学中，王阳明反复向诸弟子传授此说。也正是在此前后频繁的讲学活动中，在与弟子们的交流过程中，王阳明得以逐渐完善其“致良知”之教，为正德十六年在南昌系统阐述此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正式离任南赣巡抚，也就此离开了赣州。王阳明在赣州的讲学活动影响很大，而“通天岩”作为其赣州讲学的重要场所，也被阳明后学所铭记。“通天岩”内不少摩崖石刻都与阳明后学有关，在今王阳明《通天岩》诗石刻左侧，即有嘉靖二年（1523）留下的《明罗辂忘归岩诗并记》摩崖。罗辂乃是阳明弟子，嘉靖元年（1522）被王阳明举荐为赣州知府，其于王阳明石刻左侧题诗，瞻仰追怀之意不言而喻。《通天岩》诗石刻附近另有名为《余光等联句诗》的摩崖，亦是王门弟子刘端庄等八人于嘉靖二年同游“通天岩”之后所留。这些摩崖石刻围绕着王阳明手书《通天岩》诗，主次分明，形成了“众星捧月”的格局，蔚为壮观，显示出其时阳明学派与阳明心学的强大活力。

　　尽管在正德、嘉靖年间，王阳明的学问与事功都没有得到官方的完全肯定，但到了隆庆元年（1567），王阳明被追赠为“新建侯”，谥“文成”，又于万历十二年（1584）从祀孔庙，后人更是评价他为“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正是因为王阳明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地位，后世仰慕者极多。

　　自明朝至民国年间，共有15人和王阳明《通天岩》韵作诗，不少后人的和诗也镌刻在了“通天岩”石壁上，以表达对王阳明的崇敬之意。有趣的是，自明弘治八年（1495）始设南赣巡抚至清康熙年间裁撤，历史上共有70余人担任过此一职务，但无一人能够在名望、学问、事功上超越王阳明，当这些后继者游览“通天岩”并瞻仰王阳明《通天岩》石刻时，自不免慑于圣人之威严。因此他们的题刻都不敢与王阳明的石刻并列，而是大多刻在离阳明石刻较远的龙虎岩之上。

　　如今“通天岩”略显斑驳的石壁上，王阳明及后人之刻诗依然清晰可见。置身其中，历史的沧桑、文化的厚重扑面而来。若是悉心感悟，耳边似乎仍在响起“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圣人之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阳明心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切入点之一。”赣州和“通天岩”是王阳明实现事功与思想形成的重要地域，同样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