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谈论一个人，往往注重从道德高度进行定性评价，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颐指气使”。若一个人被评价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那么此人就会被周围人孤立、抛弃，无法融入社会了。忠孝观念联结的是国与家，构成了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由于儒家在汉代以后成为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因此，忠孝观念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中国人牢不可破并引以为傲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忠孝观念对于维系早期以家国一体为基本构型的社会，使之稳定运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至今日，由于文化惯性，忠孝观念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还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这一影响处在不断弱化过程之中。当前，我们仍然需要对忠孝观念进行厘清反思及创造性转化，以期疏通与现代社会不契合之处，甚至还可以生发出更多的现代意义。

　　任何一种观念，当它被强化认同之后，往往会走向反面，异化为钳制人思想的桎梏，固化为牵绊人行为的锁链。忠孝观念亦概莫能外。具体而言，忠主要调节君臣关系，倡导大臣对国君忠心不二，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以身许国，后来发展为“君为臣纲”的极端思想，成为专制制度的重要基石；孝则主要调节父子关系，倡导子辈对父辈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后来发展为钳制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父为子纲”。

　　客观地讲，一方面，忠孝观念对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与人伦秩序，功莫大焉；另一方面，由于其极度压抑个性与人权，造成了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人被愚弄，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因此逝去，由此导致社会丧失生机活力与进化创造力，罪莫大焉。韩愈《送汴州监军俱文珍》诗末两句“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将臣与子两大角色及其对应的忠与孝间的冲突与困境概括得淋漓尽致。历史上有多少人曾慨叹忠孝难两全！又有多少人在这困境中辗转腾挪，不得安生，受尽煎熬！甚至更有多少人殒命于此！

　　忠孝观念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其困境的超越自然需要很长的过程。看一看先秦历史，探一探忠孝观念，思一思其中隐情，当不失为一件有价值的事。如果从出现的时间角度来看，孝先于忠，高于忠。所以，先从大孝之舜的故事开始讲起。　　

　　在《孟子》一书中，“大孝”出现两次，所褒评者，都是大舜。中国孝道历史上第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无疑是大舜。虞舜，姓姚，名重华，是帝颛顼的后人。舜的家族从颛顼之后一直到父亲瞽叟六代人都是普通百姓。舜的父亲瞽叟是一朵人间奇葩。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盲人。由于舜的母亲去世早，父亲在舜十几岁时续弦，并与后妻生了个性情顽劣、傲慢无礼的儿子，名叫象。舜并不因为母亲是后母，弟弟是异母弟而心存芥蒂，而是一直尽心竭力地孝敬母亲、疼爱弟弟。谁承想后母、弟弟经常在父亲瞽叟面前说舜的坏话。父亲眼睛是盲的，心竟然也是盲的。对舜平时辱骂和殴打还不算，最后竟然心理扭曲到要设计害死亲生儿子舜。

　　后来，舜受到尧的赏识，承担了部落中很多额外的工作任务，因此得到了一些财物奖励，并且娶到了尧的两个漂亮贤惠的女儿。父亲瞽叟、后母与弟弟象竟然想得到这些财物和舜的两个妻子，他们联合起来企图设计杀害舜。他们的恶毒计划全盘如下：

　　有一次，瞽叟让舜去修补家里的粮仓仓顶。这个丧心病狂的父亲竟然从粮仓下面放火，想要烧死舜。舜很机警，手持两张斗笠，像鸟儿一样张开翅膀，从仓顶一跃而下，逃走了。还有一次，瞽叟让舜去凿井，等井挖深了之后，趁机盖土填井，想用活埋的方法害死舜。舜在凿井之时，多留了个心眼。他早已在井壁一侧掘出一条暗道。有父如此，让人不得不防啊。当父亲实施活埋计划时，舜从暗道成功逃脱。父亲爱儿子，这是人之天性。可舜的父亲却做出了禽兽不如的杀子之事，可谓人间奇葩。

　　即使发生这等恶劣之事，舜对待父母的孝行依然如故。人之至孝，感天动地。上天派鸟兽各种动物来帮助舜耕种田地。后来舜的名声不胫而走，美名传遍天下。尧决定将天下禅让于舜。当舜登上天子之位后，每天去向父亲请安，态度毕恭毕敬，始终遵循为子之道。他还不计前嫌，将后母所生的弟弟象封为诸侯。舜“孝感动天”，后来成为“二十四孝”中的第一个故事。

　　孟子言必称尧、舜，舜之孝在《孟子》中讨论比较集中。其中提道：“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舜得不到父母的喜爱，这是他心中的一根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人各有怀恋、喜爱的对象。幼小之时，怀恋父母。年轻之时，喜爱漂亮女子。做了官就会效忠君主。舜得到天下，受到士人的喜爱，获得了财富、地位，娶到了尧两个美丽的女儿娥皇、女英，独独得不到父母的喜爱。天下归己，视若草芥，不为所动，却因得不到父母的欢心而忧愁，恐怕只有舜吧。舜终身怀恋父母，这才是大孝。

　　孟子的弟子桃应曾经问了一个假设问题，孟子虚拟了舜“窃负而逃”的故事。桃应问孟子，舜当天子，皋陶掌管刑狱之事，如果瞽叟杀了人，如何办理？孟子回答，抓起来就是了。舜不能干涉办案，因为这是皋陶的职责所在。面对父亲被抓，舜岂能无动于衷？孟子认为，舜视天下如敝屣，定会偷偷地背着父亲逃到海边居住下来，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忘记了曾经是天下之主。舜视父亲重于天下，所以做出后人似乎难以理解的“窃负而逃”之事。

　　“窃负而逃”的故事虽是虚构，其中展示的道理却明白不易。先秦时期至少在孟子之时非常重视血缘亲情，认为孝高于忠。随着时间的推移，忠与孝的位置开始变换对调，孝至高无上的地位渐渐地被忠所取代、所超越。忠与孝的观念开始异化，最终变成了控制人甚至愚弄人的社会观念。

　　汉代叙事中，“窃负而逃”不会再上演了，而变为另外的故事。《韩诗外传》卷二记载了石奢的忠孝故事。楚昭王时有一叫石奢的士人，为人公正耿直，楚王任命他为治狱的法官。有一天他碰到路上有杀人者，出于职责，他追了上去，发现凶手竟是父亲。回到朝廷，他如实向楚王汇报了父亲杀人事。忠孝难题摆在了石奢的面前。杀人者是父亲，抓到父亲成就自己的职责是不孝。如果不行使职权放掉杀人的父亲，则是不忠。忠孝间的紧张已经达到了极点，若不能找到合宜的解决之道，最终必然以一种残忍的方式解决。石奢的结局可想而知，刎颈而死。这一解决，与舜的“窃负而逃”，南辕北辙。

　　石奢的故事若发生在孔子、孟子时代，结局可能会完全不同。《论语·子路》记载叶公与孔子争论过何为“直”的问题。叶公说，他们那地方有一个正直的人，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儿子去证明父亲偷羊事。孔子说，我们那地方正直的人不一样，若发生此事，儿子则不会主动告发。石奢亲自告发、逮捕父亲与孔子所倡导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观念大相径庭。　　

　　二、自古忠孝难两全，悲惨故事频上演

　　从根本上来说，忠孝地位的升降变化是对“君与父孰重”这一难题的解答。《韩诗外传》卷七中记载了战国时的一段讨论。齐宣王看到儒者为至亲而不为君主服丧三年，所以向田过提出了“君与父孰重”的问题。田过如实答道，君不如父重要。宣王很生气地反问道，既然这样，那为什么士人会离开至亲而侍奉君主？田过说，没有君主赏赐的土地，无法安放至亲；没有君主颁发的俸禄，无法赡养至亲；没有君主赐予的爵位，无法尊显至亲。士人所有从君主那里得来的，都要归于至亲那里，事君的目的是为了供养至亲。可见，君不如父重要。宣王听了郁闷得说不出话来。这一战国时关于“君与父孰重”的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观念是孝大于忠。

　　故事是由讲故事的人编撰讲出，而故事的结局自然会因讲述人所持的观点而有所不同。忠孝困境的故事，也不例外。刘向《说苑·立节》中讲了申鸣的忠孝故事。申鸣因孝闻名全国，于是被楚王列为相国的不二人选。申鸣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忧心忡忡。令他顾虑的是，实现从孝子到忠臣的角色转换需要一个充分的理由。在得到父亲的慨允，即过了“孝”这一关后，申鸣接受了相位。三年之后，楚国发生了著名的白公之乱。

　　俗语有云：乱世显忠臣。申鸣没有犹豫，准备慷慨赴国难。恰在此时，父亲制止了他，对他说，父亲尚健在，你却赴死，可以吗？申鸣回答说，奉养双亲的俸禄是国君发放的，所以我的身体是国君的。如今我是楚君之臣，为君尽忠不是应该的吗？于是，他带兵围住了白公及其叛军。

　　白公知道申鸣是一个勇士，不好对付，于是利用了他是大孝子这一点，劫持了他父亲与之谈条件。条件简单而优厚。只要申鸣加入白公的叛军，事成之后，与他平分楚国。如若不然，杀掉他父亲。是要做楚王的忠臣，还是父亲的孝子？面对这一忠孝困境，申鸣权衡再三，流着眼泪说：“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禄者毕其能。”他决定做忠臣，而不是孝子。申鸣亲自擂起战鼓，命令军队进攻，杀掉白公，平定叛乱。当然他的父亲被敌军杀害。

　　因靖难有功，申鸣得到了楚王“金百斤”的丰厚赏赐。申鸣又迷惑了。如果躲避楚君之难，则非忠臣。自己平定了叛乱，却失去了父亲，则绝非孝子。自己太失败了，忠孝未能两全，有何面目苟活于世上？于是，他自杀了。面对忠孝困境，申鸣和石奢一样也选择了自杀，回避了问题。

　　《韩诗外传》卷一载有一个类似的忠孝故事。凑巧的是，故事同样发生在楚国白公之难时。有个叫庄之善的人告别老母亲，要去平定叛乱，为君卖命。他的母亲诘问他，“抛弃母亲，为君而死，这样做对吗？”他的回答是“我听说侍奉君主，既然拿了俸禄就要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之所以能赡养母亲，全是因为君主的俸禄。请允许我为君而死。”庄之善硬着头皮出发了，跟从的仆人看出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就劝他说，您既然害怕，为什么不回去？他说，害怕是私情，而为君而死，则是公事。君子不能因私而害公。庄之善公私拎得比较清，最终弃母而死君。如果说申鸣在忠孝面前透露出了犹豫不决、困惑难当，而在庄之善则完全没有这种冲突。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忠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孝。

　　在那场有名的崔杼弑齐庄公事件中，邢蒯瞆为了解救无道的庄公，又上演一出入死报君的惨剧。理由同样是“食其禄者死其事”。邢蒯瞆的仆人看到主人竟然能为一无道君主而死，将主人定义为忠心耿耿之人。想到自己的忠心主人，仆人也不能独活，于是结辔自刎。仆人此举更是无谓。刘向将此类故事写到《说苑·立节》中，作为守节死义的典型，引《孟子》“勇士不忘丧其元”语，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对于后世愚忠的塑造推波助澜，自然负有一定责任。

　　置忠于孝之上的原则不分治君与乱君，竟然成一通例执行，必然会造成前赴后继的无谓牺牲。此忠是愚忠。正与后世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并无本质区别，不辨忠奸，愚莫大焉。再如莒穆公的大臣朱厉附，因不为君主所识，不再追随而另寻出路。当穆公以难死，朱厉附竟往死之。又是一幕追随主子而死的愚忠惨剧。古代未对忠孝进行彻底反省与检讨，所以此类悲剧不断上演。　　

　　三、走出忠孝困境，亟待思考出路

　　先秦之时，诸侯林立，列国纷争，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士人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诸侯国国君，合则聚，不合则散，来去自由，不为所谓的“忠”牵绊。在“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时代，孔子、孟子均曾周游列国。荀子生于赵，在齐国稷下学宫长期工作，可惜的是在齐遭遇谗言，于是去秦入楚寻找机会，后为楚春申君赏识任兰陵令。多元化的选择使得先秦时虽有忠君之事而鲜有愚忠之举。

　　暴秦一统后，定立了后世的制度范式，执行愚民政策，套在士人、大众头上的枷锁日益收紧，愚弄大众的统治方式使得愚忠、愚孝之事日多。忠孝一体、以忠为主的模式成为笼罩在华夏上空的不散阴云，造成了多少冤魂！

　　古人在解决忠孝及其所附着的君父关系难题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古代的忠孝故事基本都在传达忠孝难两全，倡导着忠大于孝的解决方式。而这违背了人的基本情感与伦理诉求。由此带来了国与家的分裂与对抗。今人要走出忠孝困境，亟待观念更新。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永远的难题与无解的死结，不能以生命的代价去诠释这一困境。生命只有一次，慷慨赴死者，有的可敬，有的则有些可悲，甚至可怕。难道不考虑如此代价是否值得？难道不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吗？

　　在上述忠孝故事中，自杀仿佛成为唯一的成全方法。死亡并不解决问题，只是解决了应当面对问题的那个人。个体的死亡并没有解决问题，仅仅是暂时性地回避了问题而已，后面反而增添了新的问题。“忠”的名声是保住了，但“孝”又由何人来尽呢？对于遭遇此困境的人来说，死仿佛带来的是圆满，但对于尚未遭遇而有可能遭遇这一困境的人来讲，却是一个巨大的“黑洞”，随时可能会吞噬他们。

　　解决问题以牺牲个人生命权、健康权为代价，压抑个人的求生本能与利益诉求，这是对于个人权利的漠视，必然不能成为普遍适用的铁律。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在伸张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荀子曾提出“从义不从父，从道不从君”的解决方法。义与道的标准的提出，为解决这一难题带来了希望。可惜的是，后来秦政出现，汉代以后的历史中荀子地位一再被贬抑打压，这一解决方式被统治者有意忽略，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重拾荀子以道义制君父的方式，当是一条可行之路。无论是君臣，还是父子，二者人格的平等、地位的对等、感情的互动是解决忠孝问题的基础。人是感情的动物，在任何关系中如果一味地付出，最后必然达到崩溃前的峰值而导致江河决堤的恶劣后果。值得警醒的是，学术繁荣、政治清明、人民幸福的基石当是多元而不是一元。这可能是忠孝困境问题解决中的延伸价值吧。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