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彭兴滔/聂妮娅

　　贵州现代文学因其鲜明的红色底色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抹红色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贵州现代作家通过充满革命斗志的文学实践乃至付出生命才得来的。贵州大部分现代作家兼具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他们从20世纪初起便推动贵州现代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紧紧相连。如左翼作家段雪笙、林青，文艺评论家刘雪苇，工农兵作家田儒璧（思基）、作家吴绍文（紫沫）以及贵州红色文学的开拓者之一王启霖等。他们有的是贵州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有的是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创建者，有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组织的创建者和负责人。王启霖就是这些贵州现代作家的代表，他为贵州红色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献出了全部，包括自己的生命。

　　王启霖，原籍贵州仁怀，1915年8月25日出生于贵阳。在革命工作中他曾化名石磊、王慰民等，创作时取笔名为冰波、搅、万江、漆林等。王启霖是贵州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也是贵州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王启霖出生于一个书香氛围浓郁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王谟，字树声（漱生），毕业于贵州优级师范学堂，曾任贵州省度支处处长、省教育会会长，代理过省政府教育厅厅长，思想开明，在贵州教育界颇有声望；其母翟菊仙亦通情达理，支持子女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这样的家庭环境为王启霖及其兄弟姐妹（如其姐姐王启凤及弟弟王启澍）日后投身革命营造了坚实的“家学”基础。

　　王启霖及其妻子刘家祥、女儿刘思梅

　　1927年，王启霖毕业于贵阳正谊小学，随后进入省立贵阳第一中学。中学毕业后，1933年，王启霖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化学系。理学院初成立时称理科学院，1930年，改理科学院为理工学院。1934年8月，工学院成立，土木工程、化学工程两系划归工学院，理工学院改称理学院。当时的中山大学进步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和华北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在校期间，受到这种进步思潮及鲁迅等知名作家影响，加之对学校保守派师生提倡尊孔读经的复古风气及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深感不满，王启霖于1934年休学赴上海、杭州一带游历并开始自学文学。1935年（一说1936年），在沪杭一带游历一年多的王启霖决定东渡日本继续深造，并希望如自己的精神导师鲁迅一般走上文学道路。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的残暴侵略使其十分愤慨，随后他毅然放弃学业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0月，王启霖乘船归国到达广州，随后辗转返回故乡贵州贵阳。在贵阳，他加入中共领导下的多个进步文艺团体，利用编辑进步刊物、举办读书会等多种形式传播抗日思想和革命思想。他还身体力行，深入学生群体和青年之中开展动员活动，把党的革命思想传播给贵州青年。1938年，王启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选择使他的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及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相连，此后他的思想日趋成熟，行动更加坚定。

　　1938年，中共贵州省工委发起成立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学术团体，也是党团结西南大后方知识分子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之一。在党的领导下，该会与当时在贵州十分活跃的筑光音乐会、沙驼剧社等抗日救亡文艺组织一起互相配合，共同推动贵州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王启霖也加入了这个座谈会，主要负责座谈会成员的联络工作。座谈会的活动常以成员座谈的方式进行，座谈的地点经常被安排在王启霖家中或其他成员的住宅以及办公场所。座谈会内容主要是讨论抗战形势和国内外政治局势，也会不时学习共产党的最新理论。比如1938年《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后，王启霖就带领座谈会成员对此专门举行了一次座谈。另外，王启霖还专门邀请过徐特立等人，分别就党的抗日主张、《资本论》学习等主题，向到会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作专题演讲。为了扩大宣传，王启霖还与座谈会的同事一起编印了油印刊物《会报》，散发给座谈会成员和进步人士。

　　在积极参与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活动的同时，王启霖还承担了抗战时期贵州又一个重要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的实际负责工作。1938年12月4日，在共产党的秘密支持下，贵阳各界代表500余人聚集国民党省党部大礼堂，召开中苏文协贵州分会成立大会。王启霖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他以漆林为笔名，在1938年12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贵阳的一个盛会》，报道了中苏文协贵州分会大会成立的盛况。1938年12月15日，王启霖与高滔、于治常作为中苏文化协会分会代表，出席了总会在重庆召开的第二届年会。实际上，王启霖承担了该会的主持工作，主要负责接收并分发苏联和延安寄来的进步书刊。王启霖深知此项工作责任重大，不容闪失。为了避开国民党当局的审查，他经常采用多种书皮伪装、分邮局投递等方式，多次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革命著作安全送达西南大后方进步人士手中。此时的王启霖不仅主持党的外围组织工作，还亲自担任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1937年，原本在上海的私立大夏大学迁至贵阳。大夏大学设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大夏大学迁至贵阳后，1939年9月起，王启霖便代表中共贵州省工委对接大夏大学地下党支部工作。在此期间，王启霖积极组织该校地下党支部开展各类活动，带领党员学习党的政策。1939年末至次年春，王启霖还担任中共贵州省工委宣传部干事和统战支部书记。

　　当然，王启霖自年少起就有一个文学梦，梦想着成为鲁迅那样的伟大作家。虽然繁忙的革命工作占据了他的大部分创作时间，但是身为作家，王启霖依然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战文学和贵州现代文学贡献力量。1938年，蹇先艾创办《贵州晨报》副刊《每周文艺》，并吸纳王启霖担任副刊编务。王启霖便借助此副刊，与进步作家如谢六逸、齐同（高滔）、李青崖等一起积极从事抗日文艺活动。该副刊也在蹇先艾、王启霖等人的主持下，成为抗战时期贵阳山城抗战文艺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王启霖还利用对接大夏大学地下党组织工作的便利条件，直接领导了以大夏大学进步师生为骨干的大夏大学歌咏队。该歌咏队常利用星期六晚上举行主题鲜明的文艺活动，以演唱抗日歌曲和表演抗日戏剧为主要形式。歌咏队还在王启霖等人的组织下成立读书会，带领队员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联共（布）党史》《新华日报》等革命书报刊。1940年2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成立。王启霖因对抗战时期贵州文学与抗战文艺作出的突出贡献，与蹇先艾、谢六逸等十六人当选为分会理事。抗战时期的贵州现代文学也借此契机，在历史上首次作为“主流文学”的重要部分被“主流文坛”所知。

　　就在王启霖为党的革命工作以及抗战文艺奔走疾呼之际，国民党却加紧了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1940年秋，面对严峻时局，贵州省工委决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将包括王启霖在内的骨干力量转移出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贵州。同年末，经党组织批准，王启霖与新婚妻子刘家祥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安排下转移至桂林，随后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到达皖南后，王启霖与妻子分别被安排到政治部文化组与新三团宣传股担任干事。但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损失惨重，军长叶挺牺牲，王启霖夫妇亦被国民党俘虏。但二人很快侥幸逃脱，随后辗转香港、桂林、昆明、衡阳等地，隐姓埋名在桂林师范学校、重庆民兴中学、昆明南菁中学、衡山国立湖南师范学院等校任教。其间二人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与文学创作。

　　虽然逃亡的日子颠沛流离，这一时期却是王启霖文学创作的高峰期。1941年，王启霖从皖南脱险后，历尽艰辛到达香港。刚一找到住房，他就以自己在新四军的经历为题材开始创作小说。由于题材主要取自亲身经历，且经过了充分构思，王启霖不到半年就在香港完成了30万字的小说初稿。该小说以皖南事变为时代背景，取名为《煎》——书名源自周恩来痛斥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中残暴行径的“相煎何急”这一题词。书稿完成后，王启霖将其寄给茅盾。茅盾读后大为赞赏，计划将书稿分为数个章节，先在《大众生活周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然而太平洋战争很快爆发，香港迅速沦陷。原本计划分期刊出的《煎》手稿在战火中遗失，小说最终未能如期面世。1942年春，在香港地下党组织安排下，王启霖夫妇取道澳门赴广西。到达广西后，王启霖在桂林重写《煎》的全书，并计划送往延安出版。但不幸的是，这个版本的《煎》在转送延安途中再度遗失。然而王启霖损失的书稿不只是《煎》这一部。1943年至1944年，他以西南少数民族生活与革命斗争为主题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四围山色中》（后来改名《苍山夷乱流》）创作完成。但还没等到出版，手稿又散佚不见了。这种书稿散佚事故，不仅是王启霖个人创作的重大损失，亦是贵州现代文学乃至中国抗战文学不可挽回的损失。

　　除了上述散佚不见的书稿，王启霖的一些文稿倒是经历了“失而复得”，成为如今我们了解王启霖创作面貌的主要作品。比如他1945年9月完成中篇小说《狂雨》初稿，却在投稿途中被友人遗失。手稿遗失三年之后，王启霖在重庆一个寂苦而酷热的日子突然想起《狂雨》。他连忙找出底稿，并对其重新修订。后来王启霖的友人王诗农（林辰）将《狂雨》推荐给当时主编“文艺创作丛书”的冯雪峰，冯将《狂雨》收入该丛书，于1951年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也成为王启霖唯一传世的中长篇小说。王启霖不止创作长篇作品，他还在《文学月报》《广西妇女》等刊物发表过多部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主要以抗日救亡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如《封锁线》（1941年）描写抗日游击队破坏日军铁路，《告密者》（1942年）揭露汉奸出卖祖国和人民的罪行，《迫害》（1942年）为底层穷苦妇女的不幸命运呐喊，《朋友，向我伸出你强有力的手吧》（1943年）揭露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等等。在小说之外，王启霖还有杂文如《由自杀到自杀》（1938年）等问世。这些作品不靠华丽辞藻取胜，却以鲜明的革命立场成为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文化武器之一。

　　贵阳解放时的情景

　　王启霖是贵州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丰富了贵州抗战文学和红色文学的内涵；同时他又是一位英勇不屈的革命战士，不惜以生命捍卫自己的革命信仰。1947年夏，王启霖夫妇到达重庆。随后他积极参加重庆的各种民主运动，在国民党的“六一”大逮捕中被捕。因未暴露身份，王启霖数日后获释，之后他继续在重庆、衡阳等地从事教书、创作等工作。1949年初，王启霖夫妇在贵阳探亲后返湖南衡阳途中，与时任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的张立相遇，由此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受张立和省工委所托，王启霖返贵阳主编地下油印刊物《真实》。他没有丝毫犹豫，立马从湖南返回贵阳，全身心投入党的革命事业之中。同年6月23日，王启霖夫妇在贵阳白沙巷家中被捕，他们年仅一岁多的女儿也一同被关进了监狱。他们多次经历残酷的严刑拷打，但夫妇二人坚贞不屈，不向敌人吐露任何关于党组织和战友的机密。也正是在狱中，他们得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也得知了解放军进入贵阳的消息。

　　遗憾的是这对革命伴侣却没有在活着的时候等来胜利的光芒照耀在他们身上。1949年10月上旬某天（牺牲时间说法不一，有10月4日、5日、6日三种说法），王启霖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年仅34岁；11月11日，刘家祥就义于贵阳南郊的马家坡，年仅28岁。王启霖夫妇在贵州解放前夕英勇就义，他们的事迹成为贵州革命史上“血沃黔中”的悲壮缩影之一。

　　王启霖是一位不屈的革命战士，也是贵州红色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尽管王启霖的多数作品已散佚，但留存下来的部分作品及文献已经成为研究贵州红色文学与贵州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珍贵史料。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包括王启霖、段雪笙等在内的贵州红色作家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为指引，全身心投入到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成为我们不能忘却的革命先烈之一；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以鲁迅为代表的伟大作家的影响，把先进的文学理念带入贵州这个一度非常僻远的山地省份，有力地推动了贵州现代文学的发展，共同塑造了贵州现当代文学“表现时代、忠于革命、服务人民”的文学传统。如今谈及“多彩贵州”，以王启霖为代表的革命作家为贵州文学与文化描上的这一抹红色是最浓重与鲜明的色彩之一。

　　〔本文为2025年度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贵州红色文学与左翼文化史料整理与研究（1921—1949）（项目编号25GZYB33）”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