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潘赞

贞丰县城的文昌宫，门口有块石碑，刻着“仁学会旧址”五个大字。了解其历史背景的人，就会懂得“仁学会”这三个字承载着沉甸甸的故事。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廷官员吴嘉瑞（号雁舟）前往贵州贞丰州（今贞丰县）履任新职——百层渡厘金总办。那时的百层渡是贵州西南部唯一的通海码头，来自省内外源源不断的客商使得这座偏僻的码头夜夜灯火通明。在这个北盘江上的“水上走廊”上，客商们携带大量货品南下两广，北入黔中。

吴嘉瑞的到来，让偏远的贞丰州出现了一个影响巨大的进步组织——仁学会。历史把这个组织定义为贵州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团体。

仁学会虽只是昙花一现，但它的凄美终究被人记得。

一

提到仁学会，不得不提“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巨额赔款外，宝岛台湾也被迫割让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纷纷表达了对清廷的不满，谭嗣同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对清朝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他杂糅古今，整合中西，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仁学”思想，彻底坚定了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激烈抗议。

吴嘉瑞与谭嗣同颇有渊源。早年，谭嗣同入京就结识了吴嘉瑞。二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从此往来甚密。吴嘉瑞的佛学造诣颇深，谭嗣同受其影响，常向吴嘉瑞请教佛学，并尊吴嘉瑞为佛学第一导师，得赠诗两首。谭嗣同有《金陵听说法诗》序云：“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

1897年春天，谭嗣同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仁学》，这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但对于腐朽的清政府，这是名副其实的“禁书”。起初，这本书只在谭嗣同的几位好友中传阅，吴嘉瑞便是其中之一。书中的“仁学”思想，得到了亦师亦友的吴嘉瑞极度推崇。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中载道：“谭以《仁学》示吴，吴录副而去，大有可能。” 

1898年，远在贞丰为官的吴嘉瑞不负谭嗣同所望，在贞丰文昌宫内创办仁学会，以谭嗣同的《仁学》为指导思想，宣传维新变法。仁学会被誉为“创贞丰新学之渐，开盘江风气之先”。据《贵州省志》载，仁学会吸纳了大量的贞丰籍有识青年，入会者有孟广炯（瑞廷）、胡刚（寿山）、钟振声（子光）、钟振玉（子俊）、傅良弼（佐卿）、詹德煊（麟初）、饶存厚（焕彩）、梁士荃（名卿）、孟广仁（泽民）、姜瑞熊（辑五）、刘楷（希文）、彭显臣、谭子鱼、邓永昶等20余人。他们读到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以及康有为等人的著述，维新思想如同一场春雨，弥漫全城。

春天总是短暂的。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害，牺牲前他曾在狱中写下绝命诗，其中最著名的两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何其悲壮！远在贞丰的吴嘉瑞得知谭嗣同被杀的消息，悲恸万分。

谭嗣同被杀害不久，吴嘉瑞因在贞丰组织仁学会传播维新变法思想，被清廷撤职查办。仁学会飘摇欲坠，直到被迫停止。

二

吴嘉瑞被撤职查办后，继任百层渡厘金总办的是原南笼县（今安龙县）坡脚厘金总办张翰。张翰也是湖南长沙籍人士，与吴嘉瑞同乡。他们是老朋友，早在张翰任坡脚厘金总办时，他的儿子张百麟就拜吴嘉瑞为师，请教新学，受其思想影响颇深。1903年，张百麟来贞丰探望父亲张翰，无意间结识了仁学会成员孟广炯、钟振声、彭显臣等人。他们同为吴嘉瑞弟子，同怀救国图存之志，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张百麟受吴嘉瑞和仁学影响，几经辗转，到贵阳创办了贵州自治学社，社员骨干大多是原仁学会成员。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自治学社杂志》第二期载《自治学社第二次入社社员姓名表》统计，该次入社98人，其中24人为贞丰籍，均为吴嘉瑞弟子，原仁学会成员。

贵州自治学社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同盟会贵州分会，是孙中山批准的。贵州自治学社的发展也很不顺利，在他们的活动中，史料多处用了“南下避难”“逃亡海外”“被迫逃走”等字眼，但是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从未退缩和妥协。仁学会成员彭显臣、彭考臣两兄弟，早年与张百麟交厚，二人加入贵州自治学社也较早，他们的任务是往返于贵阳和贞丰之间发展会员，开展革命活动，有着“小贵阳”之称的贞丰成了贵州自治学社的另一块根据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贵州自治学社积极响应，发动武装起义。次年2月，云南军阀唐继尧联合贵州旧派势力刘显世颠覆贵州革命政权，想方设法迫害自治党人。张百麟为躲避迫害，逃往贞丰去寻找自治学社成员，最终在彭氏兄弟的保护下，从百层渡口进入广西，成功逃离贵州，绕道香港去了上海、南京。

3月3日，彭考臣被处死。原因是张百麟逃至贞丰，一直留住在彭考臣家，还在他家度过了当年的除夕。时任兴义团防头领的刘显潜，早就接到堂兄刘显世追捕张百麟的命令，但追捕到龙场一带，因彭考臣率领国民军和贵州自治学社成员阻击而退兵。刘显潜对彭考臣恨之入骨，后来得知张百麟曾在彭考臣家躲藏，便以窝藏自治党领袖张百麟的罪名将彭考臣逮捕。在严刑拷打下，彭考臣未吐出半点关于张百麟去向的消息。第二天，彭考臣的儿子彭祥璠被枪杀，不久之后，彭考臣也被处死，遗体安葬在岩子田小山堡上，有人在墓碑上篆刻一联“河山不朽骨，兰桂后来人”。1942年，彭考臣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三

面对血雨腥风，作为原仁学会成员的钟振声，心情尤为复杂。他生在贞丰，长在贞丰，其家世代书香。他曾是清末贡生，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一心求取功名，为国效力，可是清廷的无能让他一再失望。受吴嘉瑞和仁学会影响，为探求救国救民真理，他与付佐卿等人远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就读，回国后又在贵州省法政学堂任教，后来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的组织领导者之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各省纷纷响应。贵州也在自治学社为首的革命党人领导下宣布独立，成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然而，新政府立足未稳，就遭遇了宪政党人与耆老会勾结发动的政变，他们疯狂地屠杀革命党人。钟振声被迫出逃，一路南下至广西，又辗转赴南京晋见孙中山，加入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在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同志被害，钟振声被迫再次东渡日本，与黄兴共商国是，力挽颓局。归国后任国民党贵州省党务干事及瓮安、岑巩等县县长。钟振声为官廉洁，返回贞丰时两袖清风，从此不问政事，潜心教育事业。新中国成立后，钟振声满怀激情地书写对联祝贺，充满了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颂扬之情。钟振声著作较多，今存《沪浙同仇记》和《贵州革命军中之一功臣小史》等文及诗集一部。2023年，贞丰县收集历代人物诗文出版的《永丰神韵》收录了钟振声等人的大量诗词作品。

仁学会的成员颇多传奇。今天的贞丰北盘江镇一带，曾有个特殊的地名——陶安乡，这个地名是以仁学会成员孔陶安的名字命名的。

孔陶安（1878—1915年），贞丰者相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孔继州曾是“者相八贤”之一。孔陶安自幼受国学熏陶，青年时代又受吴嘉瑞和张百麟的影响，加入仁学会和贵州自治学社，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的忠实追随者。1915年因参加讨袁斗争而英勇牺牲，成为辛亥革命烈士。贞丰县国民政府为纪念他的功绩，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当时的一个乡。当时，以贞丰辛亥革命烈士名字命名的还有以尹哲卿命名的“哲卿乡”、以陈思敬命名的“思敬乡”。孔陶安、尹哲卿、陈思敬三人都是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

1913年，袁世凯的死党广东都督龙济光派他的侄子龙小亭到贞丰招兵，因为龙小亭的岳父是贞丰人，龙济光企图利用他侄子的地方关系，招募贞丰兵以充实自己的卫队。这次招兵成为贞丰革命党人打入龙济光内部的最佳时机。于是，孔陶安动员百余人组建了“贞丰连”应征赴惠，后来作为龙济光的卫队，蛰伏在龙济光身边，只待广州革命党的“倒龙”起义之战打响，“贞丰连”即里应外合，夺取广州。当时孔陶安任连长，尹哲卿任副连长，陈思敬任司务长，“贞丰连”这支革命武装力量与广州起义军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其领导人同时秘密担任着重要职务。其中，孔陶安担任中华革命军广东卫戍司令。

1915年1月3日，广州起义的消息走漏，龙济光得知孔陶安竟然是起义军的内应，对“贞丰连”大开杀戒，孔陶安等数位志士在广州英勇殉国。据《贵州历史档案》1983年第一期刊载戴志强同志的《辛亥护国期间部分黔籍志士活动档案史料》记载，1914年、1915年贵州籍殉难的29位志士中，贞丰籍竟多达17人，孔、尹、陈三人都是其中的一员，而且牺牲得尤为英勇、悲壮，体现了贞丰人民在国家危难时的革命献身精神。

四

从谭嗣同就义、吴嘉瑞撤职、张百麟南逃，再到彭考臣被杀、钟振声出走，以及后来的孔陶安等“十七勇士”牺牲，这些与贞丰仁学会和贵州自治学社，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仁学会这朵新花终究不能适应旧土，终于在各方势力的压迫和摧残下逐步凋零、瓦解，但仁学思想却如雨后春笋般在贞丰遍地生长。

受仁学思想的影响，许多贞丰青年看清了形势，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愈发强烈，他们纷纷告别故土，寻找救亡图存、施展抱负的机会。有的踏上求学之路，到贵州陆军小学、法政学堂攻读，有的走向报馆，以新闻做武器继续战斗，有的投身政界、军界，也有远渡重洋到海外留学的。留在家乡的仁学会成员，分别用自己的力量兴办教育和实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十三年（1907年），贞丰先后创办官立高、初两等学堂和官立高、初两等女子学堂，其筹划、组织者多是原仁学会成员，当时的原仁学会骨干孟广炯被委为堂长。

孟广炯曾在贵阳武备学堂求学，日籍教员居子心郎常常对他冷嘲热讽，孟广炯愤然离开贵阳，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与原仁学会成员钟振玉、谭子鱼、饶焕彩、胡刚等商议后，他们联名说服了州府徐梅生、学官徐简斋，创办了一所新的学堂——珉州二等学堂，孟广炯担任堂长。学校初建时，资金困难，原仁学会成员谭子鱼慷慨解囊，捐银3200两，修建校舍，购置图书教具。另一位原仁学会成员孟润芳，慷慨捐银捐物，献出住宅，创办了贞丰女子学堂。这座学堂成为贵州开办最早的女子学堂之一，被载入贵州教育史册，孟润芳得到贵州提学使的奏奖“仕女之师”匾额一块，成为一大荣誉。

当时，黔桂边境出现大量游匪，经常杀人越货，百姓苦不堪言，当局束手无策。原仁学会成员孟氏姐弟为了保卫贞丰不受匪患，不仅动员高年级男女学生报名入编，还请谭子鱼出任团总，编练民团，布防于贞丰要隘。游匪至贞丰城郊，见贞丰戒备森严，未敢妄动。后来前往贞丰检查的观察员赞叹道：“倘各县学生如贞丰，敢谓雄飞于世界，又何瓜分之惧耶？”孟氏姐弟这个了不起的决定，还带动了当地民众，踊跃参加民团者达8000余人。

仁学会对贞丰的影响和意义重大，不一而足。历史是这样评价仁学会的：“开启了贵州近代资产阶级维新与革命先河，推动了贵州变革，对贵州辛亥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仁学会创始人吴嘉瑞获释出狱，先后任都匀、思州知府，并创办思州官立中学堂。1905年，吴嘉瑞赴日本考察学务、工艺、警察、监狱诸政。1907年回国，任大定府知府。1909年，调贵阳任自治学社公立法政学堂监督，旋署铜仁知府，擢贵东道员，驻古州（今榕江县）。1911年11月4日，贵州宣布独立，吴嘉瑞在古州组织军政分府，被推举为副都督。1912年，吴嘉瑞回到长沙，1917年，担任湖南省民政厅厅长。

近代史既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抗争史，无论是在菜市口慷慨就义的谭嗣同，还是远在贞丰创办新学的吴嘉瑞，他们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国家危难时救亡图存的不懈努力。仁学会能在偏远的贞丰创办，得益于谭嗣同的《仁学》和吴嘉瑞。虽然仁学会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仁学思想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犹如冬夜的一缕光，照亮了无边的黑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