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石永言

胡耀邦无法安眠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第182页里写道：

（1935年）2月27日下午，胡耀邦和他的宣传队在遵义城不远处待命……一群低空飞行的国民党飞机吼叫着俯冲下来，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左臂部，造成重伤。

胡耀邦被人用担架抬入遵义，送进天主教堂……

胡耀邦对侦察员孔宪权的印象很深。在遵义，还有一些红军的重要人物负了伤……

“孔害得我们一夜睡不着。”胡耀邦回忆说，他一直喊“杀！杀！”这是红军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喊的口号。

孔宪权是在娄山关南一个叫黑神庙的小村庄负伤的……

我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孔宪权，在1984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沿着红军长征路线采访时进入遵义，当我介绍到孔宪权其人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当即产生浓厚兴趣，并访问了他。于是，在他的名著里，生动记录了孔宪权的人生传奇。

孔宪权（左一）与美国作家弗里兹（左三）等人的合影

“打不死的程咬金”

孔宪权（1911—1988），原名孔权，湖南浏阳人，幼小时加入红军的儿童团，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为反对国民党对中央红军的第一至五次反“围剿”。由于作战勇敢逐级升至代理营长、侦察队队长，得“打不死的程咬金”诨名。关于他在反“围剿”斗争中的经历，建国后他在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时，我在与他共事的4年中，点点滴滴地听他讲述过一些革命往事。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如果当年有目的地对他进行细致深入的采访，将会对那段烽火岁月留下许多有益的史料，对那场波澜壮阔的艰苦斗争历史的一些细节，肯定会起到补充、印证的作用。

现在回忆起来，20世纪60年代之初，在我们的工作之余，他向我们讲到第一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后，活捉了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张辉瓒。根据红军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像这样的大人物，应该是不处以极刑的，作特殊对待。但由于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国民党的愤恨，不等军中最高指示下达，前线部队便自动给予处理了，砍下张辉瓒的头，装在一个木匣子里，随江西赣江顺流而下，漂浮到蒋介石坐镇指挥“围剿”红军的南昌，让老蒋在那儿视之如丧考妣……

当年，孔宪权馆长在向我们描述这段真实记之于史籍的故事时，饱经沧桑的脸上，漾起会心的笑容，一下便回到了往昔的战争年代。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立刻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分享，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又有趣的真实故事啊！

孔宪权又曾经向我们闲聊到，他在当红三军团司令部传令排排长期间，由于嗜酒，一次酒后工作失误，被告知军团长彭德怀，被撤销传令排排长之职。讲完这件事，他哈哈大笑起来，为早年的这件趣事忍俊不禁，好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

关于“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他谈到一件事，至今印象犹深。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失利，本来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所造成，可是博古与第三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却怪罪于前线的指挥员肖劲光，说他放弃广昌，右倾逃跑，导致弃城失地，让肖劲光受到军法处置，戴“罪”长征。

孔宪权在战略大转移前的根据地里，曾经看见在红军战士们居住过的房屋墙壁上，赫然画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肖劲光的漫画：红军战士手举铁锤，向旁边写着“肖劲光”名字的肖劲光头顶挥去，画侧有一行歪歪斜斜的潦草字：“狠狠打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肖劲光！”字的最后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孔宪权讲起这件事时，又笑了。他说当时“左”倾反对右倾是相当厉害的，当然所受打击者，都是如肖劲光一类高级将领，不曾涉及他们这些普通士兵。

曾被关押，戴“罪”西征，开国后被授予大将军衔的肖劲光，还是在遵义会议后才被解除“罪愆”，周恩来亲自向他宣布纠正“左”倾给予他的罪名，恢复军职。

倒在娄山关上

长征初期，孔宪权曾担任红三军团的师侦察参谋，红军一渡赤水在云南扎西整编后，任十二团作战参谋。二渡赤水后，在攻取黔北天险娄山关的战斗中，孔宪权作为二营的作战参谋参加了新组建的突击队。他带着通讯员小谭和四个司号员，沿公路左侧进攻，和黔军刘鹤鸣的部队展开了殊死的拼搏。打退了黔军一次又一次发起的冲锋。在排长宋福朵、班长王益桥，以及殷希福等几个战士英勇牺牲之后，孔宪权率领突击队,在极端愤怒中，与冲上关口的黔军展开厮杀，用手枪射击敌人。他突然感到身子往右倾斜，一下子失去平衡，摔倒在山上。通讯员小谭发现孔宪权右腿受了重伤，鲜血直往外冒，急忙俯身替孔宪权包扎。这时，黔军叽哩哇啦地端着九子枪喊叫着冲上阵地，孔宪权一翻身滚到路边水沟，强忍着剧烈疼痛，趴在水沟里，用十响“连珠匣枪”又击倒几个冲上来的黔军。此时，孔宪权配发的80发子弹只剩3发了，黔军正潮水般地朝突击队奔来，营长邓克明带着大部队赶来，一面命令一营在下面阻击黔军，一面命令担架队将身负重伤的孔宪权抬到娄山关北面的南溪口去包扎。

孔宪权被抬到南溪口战地卫生所，发现他的右腿胯骨被打碎，伤势很重，流血过多，嘴唇干缩，冷得牙齿嗑牙齿，浑身打颤。剧烈的疼痛让他头上大汗淋漓，几乎失去知觉。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止痛药，卫生员只得用吗啡水给他喝，权作麻醉止痛。

孔宪权睡在担架上，抬进遵义城，搁置在老城杨柳街内的天主堂临时医院里。由于伤情严重，又无止痛药，让他在夜里疼痛得胡乱地昏睡过去，常在恶梦中大声呼喊“杀！杀！杀！”的冲锋口号，令躺在他一侧的胡耀邦无法安寝。

红军长征期间，部队有这么一条规定：团级以上（含团级）干部负伤不能行动，可用担架抬着随部队转移，孔宪权的上级，比他还小两岁的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也是在娄山关战斗中腿负重伤抬着行军，一直到长征的终点陕北吴起镇。而孔宪权系营级干部，不能享受这个待遇，便在红军三渡赤水、四渡赤水之后，在大军准备南渡乌江之时，总部医院奉上级指示，为孔宪权留下一个医务人员张万魁与一个卫生员龙世文，并留下300多块银元作生活费，安置在今金沙县大岚头一个姓宋的财主家里养伤，开始了以后传奇般的生涯。

活着的“红军菩萨”

红军告诉那个负责孔宪权在他家里养伤的财主，要保护好孔宪权，负责他的人身安全，把他保护好了，自然应该感谢；如若有一点闪失，有朝一日红军转战又来到这里，便会拿这个财主是问。当部队离开这个财主家时，一个红军还拿着一部“照相机”假装将财主家的房屋正面、侧面、后面照了一通，示意“立此存照”，以后部队回来，对着照片寻找留在这里的孔宪权。说起来，红军长征时的“智谋”真多，其实假装为这家财主拍照的相机是一个破玩意儿。据开国上将、后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耿飚所谈，整个部队中，大约只有他一人有一部相机。为留下孔宪权，为了他的人身安全，吓唬这个财主时拍照的所谓相机，完全是一个假货。这也难怪，20世纪30年代，照相机这一类舶来品，国人所见不多，这个土财主可能也没有见过，竟以为真有那么回事。红军略施小技，便赢得了孔宪权留下疗伤的安全，这也是红军长征留下的一件趣事。

孔宪权在床上整整躺了20个月，才能起身拄着棍子艰难地在屋子里慢慢挪动。部队留下的银元，渐渐地用完了，生活怎么办？他不得不跛着腿去做泥瓦匠，以维持生计。于是，人们称他叫“跛子瓦匠”，或直呼“孔跛子”。这样，他辗转来到遵义县枫香坝街上，人们便知道红军长征时留下的受伤红军中有一个叫“孔跛子”的人。他与街上的人混得很熟，三教九流都与之来往，特别是那些平民百姓。

红军离开遵义地区后，由于人民群众对红军的热爱，对红军所宣传的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的向往，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时时前往遵义县桑木桠去祭扫埋葬红军卫生员的坟墓，酿出一个反动派挖坟、人民群众护坟的斗争故事来。天长日久，更赋予“红军坟”以神话传奇色彩，闹出一个“红军菩萨”来。生计艰难的百姓，生病没钱医治，便到“红军坟”上采一点香灰回家，用水吞服，说这是祛病良药。

生活在孔宪权周围的乡民，闻说他是真资格的红军，这不就是活着的“红军菩萨？”于是便将他穿过的草鞋要走，拿回家给生病之人烧成灰用水吞服，也不知这样到底治没治好过患者？后来，孔宪权穿过的草鞋被人拿光了，便来讨他穿过的布鞋，布鞋讨光了，又来要他穿过的破衣，举凡孔宪权用过的东西，乡民们都认为可以治病，孔宪权这个活着的“红军菩萨”，真有点招架不住。

20世纪60年代，我供职于孔宪权担任馆长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办公之余，孔宪权一边捏着他正在吸的叶子烟杆上那个铮铮发亮的铜烟斗上的烟灰，一边给我讲述上面那个真实的故事，不觉哈哈地笑了。孔宪权的笑，感染了我，我相信这不是瞎编乱造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在那个出现过“红军菩萨”不远的地方，孔宪权会有这么一个特殊遭遇，也不奇怪。他总是满足乡民们的要求，不使他们的“希望”落空。枫香坝一带的乡民，当年真把孔宪权当成一尊活着的“红军菩萨”了。

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

孔宪权在枫香坝乡场上艰难而传奇地度过他疗伤的岁月，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12月，他很快恢复工作，担任枫香区区长。翌年，经他的老上级黄克诚等人证实，恢复党组织关系，继之调遵义会议纪念馆建设筹备委员会任秘书。1954年，遵义会议纪念馆成立，孔宪权任馆长。

孔宪权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期间，只有几个工作人员，筚路蓝缕，正在草创。在他领导下，很少的几个业务人员，再向外借调一些人员，沿着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背负行李，跋山涉水，全程步行，夜晚投宿农家，餐饮全在农户家，走完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及云南、四川交界的所有村庄，深入民间搜集革命文物、历史资料，并拍摄有关照片。记录了近百万字的采访资料，搜集了数百件红军留下的革命文物，拍摄了数百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文字资料、照片，为我国开国后第一批筹建的革命纪念馆遵义会议纪念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遵义会议纪念馆所收藏的历史照片，也基本是那时拍摄的，而馆藏的红军文物，百分之九十都是那时征集来的，以后征集到的，几乎微乎其微。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孔宪权任上，196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省第一本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红军长征在贵州》，像这样全面系统地反映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的书籍，当时在全国亦属罕见。

老红军孔宪权，由于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自然成为遵义一个向青少年、解放军战士等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我在与他共事的岁月里，经常看见他被请去作报告或来纪念馆听他的报告，鉴于他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作起报告来又口语化，常常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当然也有在他喝了两杯烧酒之后，头脑有些发热，偶尔有说错的时候；或讲得兴高采烈之时，也会有说漏嘴的地方。

在20世纪60年代那个极左的日子里，这便成了他“借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之机，打胡乱说歪曲革命历史”的口实。早年，他在红军部队里当传令排排长由于喝酒误事被撤职的老毛病又犯了。渐渐地，便不让他再作报告了。但又不便向邀请者挑明原因，因为孔宪权毕竟是老红军，又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馆长，只好“堂而皇之”地作出规定：凡请孔馆长作报告，须经上级主管部门遵义地委宣传部批准。这样，无形之中便对他进行了限制。

孔宪权（左二）与日本《朝日新闻》支局长迫田胜敏（左一）等人的合影

给外宾讲长征故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与孔宪权偶尔邂逅街头，我见他仍旧拄着那根拐杖，一蹶一蹶地面含微笑。他似乎对人生的真谛早已烂熟于心，而个人的荣辱呢，已经置之度外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国外的作家、学者对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事迹怀有浓厚兴趣，纷纷慕名来遵。于是，遵义的地方官员，有时便通知孔宪权参与接待，因为外宾需要向他了解有关红军长征留下的一些史实，想听他生动地讲述关于红军的故事。在这种场合，我作为研究红军长征史的一个工作者，便有幸叨陪末座了。

孔老依然是那么健谈，一旦回忆起五次反“围剿”斗争以及长征初期的那段难忘的历史，总是滔滔不绝。但由于年岁的增长，身体欠佳的原因，讲起话来，仿佛没有从前那么铿锵有力。据我所知，1984年4月他接待过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先生，1986年5月，接待过美国女作家弗里茨夫妇；1987年9月接待过日本《朝日新闻》上海支局长迫田胜敏先生。外宾们听了他的讲述，无不对他在红军里的经历产生极大的兴趣，故索尔兹伯里要在他的大作里留下那么一大段文字了。1988年11月初，孔宪权的夫人来到我供职的地方，说孔老病重，怕不久于人世了，想最后看看与之共事的老熟人。听到这个消息，我赶快约着几个他熟识的人，跑到老城湘江畔他的寓所，见他一双迟滞混浊的老眼，微漾着光，轻轻地向我们点了一下头，这可能是他弥留之际告别人世的最后表示。

很快就传来孔老辞世的噩耗，享年78岁。胡耀邦同志发来唁电，电文这样写着：“对长征老战友孔宪权同志的逝世深表哀悼。”同时，全国七大军区也发来唁电表示哀悼。

2011年3月，在孔宪权百年诞辰之际，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遵义师院红色文化研究中心、遵义市中共党史学会，在遵义师院联合举办座谈会，以纪念老红军孔宪权革命的一生，英勇战斗和充满传奇的一生。当年，孔宪权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留在金沙县大岚头养伤，组织安排照顾他的红军总医院护士龙世文的儿子周光明，特地从贵阳赶来与会。会上，周光明深情地将孔宪权留下养伤的若干细节，向与会者作了详尽的介绍，弥补了这段阙如已久的历史。老红军王道金、遵义军分区司令员孔健以及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深研究员费侃如等，在会上对孔宪权在革命战争年代英勇战斗奋不顾身的事迹，作了深深的缅怀与追思。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