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无法安眠

（1935年）2月27日下午，胡耀邦和他的宣传队在遵义城不远处待命……一群低空飞行的国民党飞机吼叫着俯冲下来，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左臂部，造成重伤。

胡耀邦对侦察员孔宪权的印象很深。在遵义，还有一些红军的重要人物负了伤……

孔宪权是在娄山关南一个叫黑神庙的小村庄负伤的……

“打不死的程咬金”

现在回忆起来，20世纪60年代之初，在我们的工作之余，他向我们讲到第一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后，活捉了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张辉瓒。根据红军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像这样的大人物，应该是不处以极刑的，作特殊对待。但由于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国民党的愤恨，不等军中最高指示下达，前线部队便自动给予处理了，砍下张辉瓒的头，装在一个木匣子里，随江西赣江顺流而下，漂浮到蒋介石坐镇指挥“围剿”红军的南昌，让老蒋在那儿视之如丧考妣……

孔宪权又曾经向我们闲聊到，他在当红三军团司令部传令排排长期间，由于嗜酒，一次酒后工作失误，被告知军团长彭德怀，被撤销传令排排长之职。讲完这件事，他哈哈大笑起来，为早年的这件趣事忍俊不禁，好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

孔宪权在战略大转移前的根据地里，曾经看见在红军战士们居住过的房屋墙壁上，赫然画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肖劲光的漫画：红军战士手举铁锤，向旁边写着“肖劲光”名字的肖劲光头顶挥去，画侧有一行歪歪斜斜的潦草字：“狠狠打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肖劲光！”字的最后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孔宪权讲起这件事时，又笑了。他说当时“左”倾反对右倾是相当厉害的，当然所受打击者，都是如肖劲光一类高级将领，不曾涉及他们这些普通士兵。

倒在娄山关上

孔宪权被抬到南溪口战地卫生所，发现他的右腿胯骨被打碎，伤势很重，流血过多，嘴唇干缩，冷得牙齿嗑牙齿，浑身打颤。剧烈的疼痛让他头上大汗淋漓，几乎失去知觉。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止痛药，卫生员只得用吗啡水给他喝，权作麻醉止痛。

红军长征期间，部队有这么一条规定：团级以上（含团级）干部负伤不能行动，可用担架抬着随部队转移，孔宪权的上级，比他还小两岁的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也是在娄山关战斗中腿负重伤抬着行军，一直到长征的终点陕北吴起镇。而孔宪权系营级干部，不能享受这个待遇，便在红军三渡赤水、四渡赤水之后，在大军准备南渡乌江之时，总部医院奉上级指示，为孔宪权留下一个医务人员张万魁与一个卫生员龙世文，并留下300多块银元作生活费，安置在今金沙县大岚头一个姓宋的财主家里养伤，开始了以后传奇般的生涯。

红军告诉那个负责孔宪权在他家里养伤的财主，要保护好孔宪权，负责他的人身安全，把他保护好了，自然应该感谢；如若有一点闪失，有朝一日红军转战又来到这里，便会拿这个财主是问。当部队离开这个财主家时，一个红军还拿着一部“照相机”假装将财主家的房屋正面、侧面、后面照了一通，示意“立此存照”，以后部队回来，对着照片寻找留在这里的孔宪权。说起来，红军长征时的“智谋”真多，其实假装为这家财主拍照的相机是一个破玩意儿。据开国上将、后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耿飚所谈，整个部队中，大约只有他一人有一部相机。为留下孔宪权，为了他的人身安全，吓唬这个财主时拍照的所谓相机，完全是一个假货。这也难怪，20世纪30年代，照相机这一类舶来品，国人所见不多，这个土财主可能也没有见过，竟以为真有那么回事。红军略施小技，便赢得了孔宪权留下疗伤的安全，这也是红军长征留下的一件趣事。

红军离开遵义地区后，由于人民群众对红军的热爱，对红军所宣传的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的向往，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时时前往遵义县桑木桠去祭扫埋葬红军卫生员的坟墓，酿出一个反动派挖坟、人民群众护坟的斗争故事来。天长日久，更赋予“红军坟”以神话传奇色彩，闹出一个“红军菩萨”来。生计艰难的百姓，生病没钱医治，便到“红军坟”上采一点香灰回家，用水吞服，说这是祛病良药。

20世纪60年代，我供职于孔宪权担任馆长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办公之余，孔宪权一边捏着他正在吸的叶子烟杆上那个铮铮发亮的铜烟斗上的烟灰，一边给我讲述上面那个真实的故事，不觉哈哈地笑了。孔宪权的笑，感染了我，我相信这不是瞎编乱造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在那个出现过“红军菩萨”不远的地方，孔宪权会有这么一个特殊遭遇，也不奇怪。他总是满足乡民们的要求，不使他们的“希望”落空。枫香坝一带的乡民，当年真把孔宪权当成一尊活着的“红军菩萨”了。

孔宪权在枫香坝乡场上艰难而传奇地度过他疗伤的岁月，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12月，他很快恢复工作，担任枫香区区长。翌年，经他的老上级黄克诚等人证实，恢复党组织关系，继之调遵义会议纪念馆建设筹备委员会任秘书。1954年，遵义会议纪念馆成立，孔宪权任馆长。

今天，遵义会议纪念馆所收藏的历史照片，也基本是那时拍摄的，而馆藏的红军文物，百分之九十都是那时征集来的，以后征集到的，几乎微乎其微。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孔宪权任上，196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省第一本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红军长征在贵州》，像这样全面系统地反映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的书籍，当时在全国亦属罕见。

在20世纪60年代那个极左的日子里，这便成了他“借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之机，打胡乱说歪曲革命历史”的口实。早年，他在红军部队里当传令排排长由于喝酒误事被撤职的老毛病又犯了。渐渐地，便不让他再作报告了。但又不便向邀请者挑明原因，因为孔宪权毕竟是老红军，又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馆长，只好“堂而皇之”地作出规定：凡请孔馆长作报告，须经上级主管部门遵义地委宣传部批准。这样，无形之中便对他进行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