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邱洪

在汉代，今贵州境内著名的“大姓”是来自中原和巴蜀的实边“豪民”。汉武帝时，大将军卫青开发南疆，“时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汉书·食货志》）。黔北境内的夷汉大姓有龙、傅、尹、董、谢等家族。大姓除谢氏外，都是从蜀郡、广汉、犍为（今川西平原、川南一带）即“三蜀”迁来的。巴蜀地区的主要民族是濮族、僰族、僚族。三名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写法，就是后来的仡佬族。《说文》：“僰，犍为蛮夷也，从人，棘声。”《水经注·江水》引《地理风俗记》：“僰于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所谓“最仁”者，有人道，实际上是指这种民族文化发展水平很高。川南的宜宾地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的马边屏山、峨边等县大致相当于汉代的犍为郡范围以内，是春秋战国时的僰族集居地。僰族在蜀的影响下社会经济有了发展，秦灭巴以后他们“慕义来宾”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更深。随着中原民族不断向这一地区迁移，僰族的一部分与中原民族同化；另一部分向南移居，所以秦汉时期通“西南夷”均以此作为出发点，“三蜀”大姓率先进入黔北。尹珍是汉武帝时募到南夷地区豪民人家的后裔。

“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与功曹谢暹保境为汉”（《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保境”，《说文》：“境，疆也，一曰疆土至此而竟也。”保境即保卫牂牁北部边境。王莽天凤中公孙述自立为蜀王，当时控制牂牁局势的大姓反对公孙述割据，这些大姓多为郡县官吏，有权势者，又有“夷汉部曲”（即军队）。他们维护汉王朝统治，巩固大姓地盘，并加强和中央王朝的联系，共同遣使北方向光武帝表示归附，受到朝廷封赏。尹氏大姓成为“一方豪强”之一。

务本堂

秦统一中国前，在四川设蜀郡，在川黔湘鄂边境设黔中郡。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首先进人贵州北部和西北部。巴蜀文化从北向南流入，黔北正安得风气之先。“尹珍应是秦汉时入居南中从事工商业之汉民裔孙。……南中开置郡县后，如此先入世居之民，实为封建政权之支柱，文化最为先进。”（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在东汉初年，南中地区就有了传播儒学的官办学校。儒学的传播，为封建王朝的察举、征辟创造了条件。能学习掌握一定的汉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人（当然这些人一般都是汉族移民中的富人或豪强），就有了特别的机会。察举是按郡人口的多少举荐的，南中各郡汉族人口都较少，一年一般不会超过1人，被举荐的人到京后要考儒家经典，合格后即留京或到外地，不能回本地做官，因此察举对大姓的形成发展反不如征辟来得大。王朝派到南中地区的太守，需要一大批有文化的人做其属官，帮助其处理各种事务，特别是和少数民族的首领打交道，成为维系封建王朝和少数民族关系的一种纽带，这些人按规定只能从本地来征召。太守就倚之为爪牙，对南中地区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太守是流官，经常变动，而这些人却不变。不熟悉情况的太守、县令只有依靠他们才能维持统治。这些人在南中地区就造成了一种在封建王朝和少数民族首领之外的特殊的势力。他们通过自己特殊的身份来为自己谋取政治、经济利益，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特别是这些人有机会垄断文化资源，使儒学成为这些人的‘家学’，从而可以世代成为郡县的属官，逐步把持了地方权利，形成了拥有强大势力的大姓”（杨煜达《割据者的乐园——南中大姓与爨氏兴衰》）。正安属鄨县东北境，犍为郡治鄨县，开发较早，与巴蜀贸易交往历史悠久，其文教亦必最先。曾产生过文学卒史臣舍人，著名辞赋家盛览。当代在正安务本堂附近大城寺出土的“蟠螭纹青铜甬钟”系春秋晚期至战国时代宫廷乐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黔北地区春秋战国时代与楚国的联系。正安县小雅镇出土的战国青铜乐器“錞于”。“錞于”属于古代打击乐器，用于战争中指挥军队进退。据史料记载，錞于除作为军阵乐器之外，也作为贵族举行祭祀、朝会、宴飨等礼仪活动时都要奏乐、诵诗、舞蹈，音乐是整个礼乐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说明在尹珍出生前，古代正安的先贤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文化品位。而尹珍远涉中原求学，便自然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的必然。

今正安古为毋敛国，汉为毋敛县，地址在今正安县新州镇，为汉毋敛坝遗址。毋敛坝：“即今正安县东北三江里，传为汉毋敛县遗址。”（《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商务印书馆1931版）尹珍生于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出生豪门，少纨绔习气，自幼聪颖好学。和帝永元年十一年（99）尹珍20岁时，自感家乡荒僻、文化落后，立下奋发自强的奇志，以北学于中国的奇行，接受中原文化的洗礼，到京师洛阳拜著名儒学大师、经学家许慎为师，成为经师大儒。于公元107年回到故里建草堂三楹，开馆教学，开南域文化之先河。在今绥阳、南川均设馆教学，教学影响深远，“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尹珍声名远播，地方官以其精通五经文字，选入文学科向朝廷举荐。永兴元年（153）学者应奉任武陵郡（今湘西、黔东一带）太守，尹珍虽年已古稀，但精力充沛，慕名就近前往师事应奉，学习图纬。不久汉廷任用尹珍为尚书丞郎，珍应诏出仕，官至荆州刺史。尹珍功成名就，但年老体弱，遂辞官还乡，重操旧业，将原学馆改名为“务本堂”。桓帝延熹五年（162）病逝，葬于务本堂后，卒年84岁。

务本堂

近年来贵州仡佬族学会专家又有新的发现：成书于南宋嘉泰年间的仡佬族历史文献《濮祖经》就有尹珍和仡佬王的对话记载引人注目。经过仡佬族专家田金海、郑继强等翻译如下：

熊当为王，熊当主和，交好汉帝，以换濮安。安帝年幼，邓后临政。安帝长大，昏庸无道，濮人纳贡，邓后接收，安帝不满，污濮叛逆，捕濮贡使，严刑拷问，逼供谋反，濮使不供，安帝无奈，押濮市游，市遇太后，知濮含冤，市放濮使。帝见濮使，咬牙切齿，呼濮为僚，僚意辱濮，老也不济。太后还政，安帝苛濮，数侵伐濮，曰僚为抚，称濮棒击。濮王无奈，为保濮安，去濮称僚。有濮巫统，不甘汉辱，思濮之悍，改呼为壮。还有濮统，意濮开地，改濮为土。濮系八统，改呼一半，暗服僚统，安帝无奈。熊当当王，二十三年，安帝发难，濮地不安，熊当退位，王于为王，王于悍勇，养兵精训，礼和汉王，侵则痛击，汉惧抚僚，僚疆平安。

王于为王，二十一年；年老退位，郑洪为王。郑洪为王，只有九年，汉侵不断，桓帝三年，被围涪江，堕江身亡。

郑洪归天，冉啟为王；冉啟善谋，力能拔天，汉惧不侵，僚得平安。

僚人道真，路遇僚王，敬行三礼，十询僚王，和合规训，礼俗传化，僚裔后继，王之何为？王喜不语，捧手尊真，助真僚地，设宫多处，务本为教，真巡为首，训化教尊，代己之为，他处为官，老亦归旧。冉啟在位，一十七年，无敌敢犯；兴学教化，采砂营商，富强僚邦。

古代文献《濮祖经》，经国家民委少数民族文字权威专家鉴定，确定为仡佬族文字。文献具有真实性。文中记述仡佬王与汉代朝廷的关系，仡佬王与尹珍的对话，以及仡佬王尊重尹珍、支持设馆立堂、务本为教的记载，为我们研究仡佬族与汉民族的关系史等都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尹珍学成归来，在毋敛坝开馆教学。在授徒中有习字课，传授书法艺术，自己也日习千字。务本堂门前河边就是尹珍洗笔淘砚处。他的隶书精湛，远近闻名，求书墓碑的甚多。在旺草开馆讲学时期，还在学馆旁建一房子，专为书写之用，后人称“碑房”。

东汉王朝实行推荐“茂才”和“孝廉”入仕，尹珍是许慎高徒亦是名师大儒，既是豪门“名望”，又有启蒙教化之“德行”，守孝道之善状，声誉很高，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地方官以其精通经术，选入文学科向朝廷举荐。“自儒学传入巴蜀后，名显史籍的巴蜀人士代有其人”。《华阳国志》就汉代用“公车”征召德才兼备的名士时说，“汉征八士，蜀出其四”。该书据《汉书》等文献统计，自汉至魏，梁、益二州较有名气的封建士大夫及贞妇节女，“凡士女二百四十八人”。其中忠臣孝子，老师宿儒等高才美德，为人师表者，如上述王褒、落下闳、何武、扬雄、严遵、杨厚、任安、杨终、董扶、谯君黄、张俊、尹珍等，“髦俊盖世”，数不胜数。他们“出者则能风贯朝揆，外播五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儒家“五常”之教），堪称封建社会的优秀人才（《赖华明《论儒学传入巴蜀》）。可见尹珍也是巴蜀文明的创造者之一。

尹珍先学成许慎的五经、儒学；后师事应奉的图纬之学，精通儒术，以经术被朝廷选用，走向仕途的阶梯。

据史籍所载，被称为“南蛮”的“西南夷”，曾是以射猎为业，不知耕种，长幼无别，不知礼仪。“于是教其耕稼，制其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仪”（《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尹珍于桑梓之地办学、传道、授业、解惑、启蒙教化，“兴起学校，渐进迁其俗”，使蛮荒之地的南夷边民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当时中原地区的文明、道德和风俗。尹珍北学中原回乡里，在毋敛坝“手建草堂三楹”，设馆收徒教学。尹珍讲学的场所是一座木结构的三合院，一正两横，呈“品”字形。与湖广等地的旧书院遗址相比，狭小而简陋，也反映了当时县境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尹珍当年设馆授徒，启蒙教化，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蒙学，学生学习的是字书，目的在识字。童蒙识字教材，用规范的正体小篆写就，依文理编成韵文，便于记诵。教学中把识字和理解文意结合起来，学生在识字教育过程中接受一些常识。尹珍教学十分重视文字条例，造字微诣，以及书法艺术，解说文字教学八体，极为认真，学生文字学和书法造诣都较高。第二阶段学生学习《论语》《孝经》，对学生进行较系统的儒家道德教育。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修十义以治七情”。教育人们以“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十义”来陶冶、约束人们在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尹珍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对父母兄长的孝顺，对弟妹子侄的慈爱，以及忠于职守，交朋友重信义，对民众谦恭和蔼等，都被地方官和乡党公认为“孝廉”楷模，名声远播。

尹珍塑像

尹珍作为东汉经师大儒，讲学授徒遍及牂牁郡北及今川南。今绥阳旺草，唐代立有尹珍讲学之碑碣。明万历年间绥阳知县詹淑修建旺草公署时挖得一块石碑，上刻“汉尹珍讲堂”，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礽立。绥阳在唐初时为播州州治所在地，其地势平坦，纵横数十里，是黔北唯一一个平原，人口聚居，自古皆然。且西南朗关山中，即鄨水发源地，开发早，生员广，世代文人辈出。

尹珍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儒学者、教育家、作家、诗人、著名书法家。对西南地区的文化影响，沾溉深远，“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

尹珍文化为贵州文化之发端，尹珍精神便成为贵州学人之楷模。尹珍文化成为一个鲜明的文化现象。唐宋以降，正安汉学已由私学发展为官学。真安州古儒学，遗址在唐都坝（道真旧城），为唐代建学处，为贵州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官学。宋代，珍州籍冉从周南迁播州，于宋嘉熙二年（1238）中进士，为贵州历史上首位进士，世称“破荒冉家”。后出任珍州守令，为珍州学人之楷模。珍州籍冉琎、冉璞兄弟，文才武略，是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和贵州历史上的城建大师。受宋军四川统帅余玠之请，为他设计并督修合江钓鱼山联防城堡，抗击“横扫欧亚无敌”的蒙元铁骑达36年之久，创造军事史上的奇迹，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座英雄名城。

明代以后，尹珍被奉为有启迪作用的典范人物受到当政者重视，尹珍和孔子被同时立祠供奉。贵州抚宪号令各府书院设尹珍木主，立祠供奉。“尊前贤，励后学”，明清两代贵州人才辈出，出现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盛况。而黔北成为贵州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以郑珍、莫友芝为代表，把“尹珍不甘落后、千里求学、热爱乡土、献身教育的精神”发扬光大，继承尹珍“毋敛学”结出累累硕果，尤其是沙滩文化光华显世。

民国三十二年（1943），贵州省政府编纂出版的《贵州名贤传·尹珍传》载：“正安新洲地方有个务本堂，就是从前尹先生讲学之处，可以说尹先生是贵州文化的开创人，正安是贵州文化的策源地，为纪念这位先贤，特呈准中央政府，将正安县划出一部分，另设一个新县，称为道真县。”以志纪念。道真县是全国仅有的以历史文化名人名字命名的县名，在全国实属罕见。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