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山梁 

在阳明学500年的传承中，有两部文献闻名天下，一是隆庆本《王文成公全书》，二是崇祯本《阳明先生集要》，两部文献先后问世，形成阳明学“双璧”。其中，《阳明先生集要》先后四次刊印，不仅将闽、浙，黔、沪四地的阳明后学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介绍到美国，流布于海外。

首刻于闽

明末天启七年（1627），王阳明的余姚同乡施邦曜（1585—1644）任福建漳州知府。施邦曜是一位虔诚的阳明后学，黄宗羲称他：“少好王守仁之学”，“学得力于文成”，“自其平生，宗仰文成，以政良知为学，见之真，守之确，视匹夫匹妇之谅远矣”。

施邦曜任漳州知府期间，非常喜欢浙江巡按谢廷杰于隆庆六年（1572）编定的《王文成公全书》（后称《全书》），他言道：“每读（阳明）先生之书，不啻饥以当食，渴以当饮，出王于俱。”然而，他却发现《全书》篇幅浩大、携带不便、阅读不易等问题，于是将《全书》进行分门别类，归类整理，汇编成《阳明先生集要》三编十五卷（后称《集要》）。

恰在此时，阳明再传弟子王宗沐之孙王立准（浙江临海人）任漳州府平和知县。平和县乃阳明先生巡抚南赣期间（1518）奏请设立的县份，隶属于漳州府。施邦曜便将《集要》书稿交由王立准刊刻，并强调：“（阳明）公之精神在此矣。”知县王立准当即在平和“学正衙”设置刊刻场所，招集16名刻工进行雕版刊刻，从明崇祯七年（1634）秋开工，于崇祯八年（1635）夏末竣工成书。在雕版刊印过程中，施邦曜亲自校勘，四次审定，甚至因个别字出错而不惜整版重刻。“书成，奉以藏之（平和）文成祠中”。

《集要》崇祯施氏刻本的完成，在当时的漳州，乃是一桩文化盛事。著名学者黄道周赞曰：“今读四明先生所写《集要》三篇，反覆于理学、经济、文章之际，喟然兴叹于伊、孟、朱、陆之相距之远也。”颜继祖也赞曰：“四明施公敏而好学，公余取先生全集而诠次焉，分理学、经济、文章，凡十五卷，付诸杀青，与世共宝，可谓姚江之功臣，闽南之教主矣。”

目前，《集要》崇祯施氏刻本的存世善本仅存2部，分别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弥足珍贵。2018年，福建平和县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施氏刻本为依据，组织专家重新整理影印出版，大有功于学界。

再刻于浙

1644年，明朝灭亡，《集要》崇祯施氏刻本遭到“国变版毁”的厄运。所幸的是，刻板虽毁没，但纸质书籍尚有存世，可再复刻。乾隆年间，鉴于“福建平和之刻板已毁，书籍流传极少”的情况，姚江阳明后学张廷枚、黄璋、徐坤共同商议重新刻板翻印，使得《集要》之遗献“公诸海内”，在更广的范围内流传。

当时，张廷枚家中虽藏有《集要》崇祯施氏刻本，但残破不全，经多时搜访，凑成十五卷。乾隆四十九年（1784），张廷枚在蠡城（今浙江绍兴）的街头挑担书商中偶得一套《集要》崇祯施氏刻本善本，较之前所搜集的残本，其品色、质量都要好一些，不胜欢喜。便以此为蓝本，请浙江杭州济美堂朱培行以“原本剞劂”，历时八个月刻版刊印，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成书发行。张廷枚、黄璋、徐坤三人分别为之作序，详加介绍。这就是被学界称之为《集要》浙刻本。

三刻于黔

嘉庆年间，刻于浙江的《集要》板片毁于战火。咸丰年间，浙江再遭兵燹，以致《集要》在浙江“片纸俱无矣”，只有零星的本子流传世间。

同治十二年（1873），浙江钱塘人许星叔（1825—1894）奉命到贵州主持乡试。其间，客居贵州数十年之久的阳明先生第十代裔孙王介臣（字个峰）将其父王惠家藏的珍贵诗册赠予许星叔，许星叔则以家藏的《集要》善本作为回赠。

光绪四年（1878）二月，王介臣将《集要》善本呈给贵州巡抚黎培敬（1826—1882）。黎培敬认为贵州是“阳明迁谪，悟良知良能之地，是阳明之理学实启于黔，为厥后之经济、文章所始基也”。鉴于贵州是阳明心学之发源地，而善本又是阳明先生后裔所提供，黎培敬决定在贵州重新刊刻《集要》，以便“传之于天下”。次月，巡抚黎培敬将《集要》一书寄给时任贵州布政使的林肇元（1828—1886），并附信告知：“个老送来《阳明集要》一书，可于黔中刊行，请商之眉、摯两公何如？其书先送尊处一阅。”

收到《集要》善本之后，林肇元花了十天左右的时间，通读全书，十分赞同巡抚黎培敬的意见。当即跟廉访吴眉生、观察曾摯民商洽刊刻之事，决定“动支局款”开刻，并接受“校订之任”，以示隆重。于是，光绪四年（1878）五月开雕刊刻，历时一年有余，于光绪五年（1879）六月蒇工成书。林肇元作序以记其事。刻板藏于贵阳扶风山阳明祠内，保留至今。这就是被学界称之为《集要》黔南刻本。

四刻于沪

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人们纷纷要求变法维新，适应变革呼声的阳明学呈现复兴之势，《全书》和《集要》于是需求大增。光绪三十二年（1906），方芑南、魏藩实以《集要》浙刻本为底本，在上海阳明学社铅印出版《阳明先生集要三种》，魏藩实请严复作序。严复欣然同意，序云：“……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终明之世，至于昭代，常为学者宗师……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又谓日本维新数巨公，皆以王学为向导，则于是相与偃尔加崇拜焉。……是则不佞所窃愿为阳明诤友者矣。……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当今日之世变乎！”《集要》上海铅印本经严复推荐，一时风靡大江南北，不仅被中国学界广为使用，而且还远渡重洋，向西方国家传播。

流传美国

1916年，在中国游学的美国学者、芝加哥大学博士亨克（Frederick Goodrich Henke）翻译《集要》中的“理学编”，撰写完成《王阳明的哲学》一书，这是《集要》第一次被翻译为英文，使得阳明著作开始向西方国家传播、流布。正如当代美国学者伊莱瑞评价《王阳明的哲学》一书所言：“首次向说英语的哲学专业学生介绍了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家之一。在亨克博士的著作发表以前，这些学生是否知道王阳明都值得怀疑，哪怕是以最间接的方式。”的确，在此之前，王阳明著作在欧洲和北美是鲜有受人关注的，亨克译本是英语世界读者认识王阳明的正式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施邦曜《集要》借助亨克的翻译之功，促使阳明学在欧洲和北美等域外地区的传播、影响和发展。

光风霁月，馨香千载。尽管时光穿越了五百年，这部经历首刻于闽、再刻于浙、三刻于黔、四刻于沪的《阳明先生集要》，依然闪烁着心学思想的光芒，照亮世人前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民国阳明学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1840—1949）”（项目编号：20XZX007）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