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地英雄浴血　励后人薪火铸魂

——《关于从国家层面支持“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保护传承的提案》背后的故事

□王卫星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份《关于从国家层面支持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保护传承的提案》，将80多年前一段红军鲜为人知的历史，从贵州石阡的深山老林请回了国家记忆的殿堂。

在贵州东北部的崇山峻岭中——石阡县的困牛山，曾长久地掩藏着一段极为悲壮的历史。从尘封的历史中，将“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发掘出来，并使其精神光耀于世，成为新时代的精神财富，是一条凝聚了数十年心血的不凡之路。

深藏于黔东峻岭的壮士悲歌

这是一段关于忠诚、牺牲与人民至上的故事，更是摄人心魄的英雄传奇。

1934年10月，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红六军团不幸在石阡境内陷入国民党湘、桂、黔三军约24个团的兵力精心构筑的包围圈。红六军团出发时9758人，经甘溪遭遇战及后续突围，兵力锐减至3000余人，损失近6000人。

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军令传来：红六军团18师师长龙云和52团团长田海清率全体800余人，奉命由前卫改为后卫，不惜一切代价拖住追兵，为主力撕开一条生路。

红52团指战员义无反顾奋勇杀敌，将敌人一步步引到困牛山。此时，红52团仅剩下400余人。

困牛山，是贵州石阡县龙七镇境内的一座小山，海拔约500米，南高北低，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长约1公里。山如其名，周围山谷幽深，三面被湍急的黑滩河紧紧缠绕，形成一道天然的绝壁深渊。这里易守难攻，是理想的阻击阵地，而一旦被围也意味着退路尽断。

16日，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像潮水般涌向山头。枪炮的轰鸣笼罩了整个困牛山。红军依托险要地形，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

战斗持续了三昼夜，山头已被炮火犁了数遍。红52团的伤亡越来越大，团长田海清不幸牺牲。弹药也在急剧消耗。敌人面对这块啃不下的硬骨头，竟露出了最卑劣无耻的獠牙。他们从附近村庄强行驱赶来一群手无寸铁的百姓，用刺刀和枪口逼迫他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组成了一道人肉盾牌，向红军逼近。陷入被动的百余名红军且战且退，一直退到悬崖边上。

困牛山巅，红军战士们陷入令人绝望的两难之境。开枪，子弹将首先穿透这些父老兄弟姊妹的身体，这完全违背了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誓言，背叛了他们投身革命的初心。投降，这是比死亡更不可接受的屈辱，是对心中信仰的玷污。

绝境中的指挥员与战士们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抉择——一个将人性光辉与革命气节推向极致的抉择。

“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死也不能伤害老百姓！”

“把枪甩下河！宁死不当俘虏，跳崖！”

悲壮的口号声响彻在阵地上空。战士们毅然将枪口抬高，对准苍天，射出了弹夹里本应用于杀敌的子弹。然后，他们用尽最后力气，将视若生命的枪支狠狠砸向岩石，彻底损毁。面对凶残的敌军，伤痕累累的红军勇士，整理了一下残破的军装，相互搀扶着站稳，朝着主力转移的方向发出了最后一声怒吼。紧接着，纵身跃下悬崖！

崖高百尺，怪石嶙峋，林木呜咽。绝大部分战士当场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山涧的石头与溪流。仅有极少数幸存者，被峭壁横生的树枝挂住，留下了残躯，也留下了对那悲壮一刻最锥心刺骨的记忆。

跳崖被树藤挡住得以生还的司号兵陈世荣生前说，红52团为了拖住敌人，战斗十分激烈，“我们400多人，全被打垮。我们都知道，跳下去就是死……但是，我们不愿意伤到老百姓，也不愿意做俘虏。”幸存红军黎国兵讲，红军“在川岩坝一个光垴垴上四周被围，边打边退，退到悬崖边，有一百多人约一个连跳崖”。

当地有民众目击了这场惨烈的战斗，记住了英雄的事迹。村民安天明回忆：“打仗那天，我们看到红军只打穿军装的敌人，绝不碰老百姓一根毫毛，最后被逼到悬崖，跳了崖。”当年11岁的姚祖华当时就躲在困牛山上，他回忆：“红军是从虎井沟那里跳的崖，红军下去滚成许多草壕壕。”三合乡的刘光荣老人回忆道：“河底下死的多，有些还挂着半岩，到处都是，百把人不止。”核桃湾老人刘朝选回忆：“红军打枪打得很高，不乱打，不打百姓。”“跳崖的红军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娃娃，没有一个人怕死，没有一个投降。那个吹号的小娃，才十来岁，跳崖前还朝乡亲们鞠了一躬，安安静静，一声没喊……都是铁骨铮铮的好汉啊！”

1934年10月19日的《黔军军部皓电川岩坝战况通报》称：红六军团“顽强抵抗，冲锋十余次，全用肉搏”“伤亡逃散及跳河者近千人”。国民党军在战报中也承认，红军“对于其主义，信仰甚深，故拥护首长，效死疆场。”追击红六军团的国民党湘军旅长胡达也感慨，红军“服从命令，拥护首领，达到任务，动作迅速，种种似不能不公认。”

红52团以近乎全员玉碎的代价，将敌大部牢牢钉死在困牛山，为主力部队赢得了至关重要的转移时间，掩护了随后波澜壮阔的中央红军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中写道：第52团被敌切断后，当进至黑滩河一带时又被敌重兵包围，战士们在困牛山区殊死战斗三昼夜，英勇顽强，终因众寡悬殊，最后弹尽粮绝，失败。团长田海清遭敌杀害（《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第352页）。然而，因幸存者太少，加上此后连绵的战火与岁月动荡，这段历史连同那百余位纵身一跃的壮士的姓名，长期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仅在困牛山一带，化作老人们口中关于“跳崖红军”的模糊传说。

不能让英烈再沉寂于深山中

时光荏苒，二十世纪末，一批怀揣历史使命感的人，开启了让英雄走出深山的系统性工程。

石阡县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杨又铸可谓其中的代表。当时资料极度匮乏，杨又铸与他的同事开始了长达21年的“长征”。他们走遍困牛山的沟壑岭崖，寻访当地可能知情的老人，哪怕只是只言片语的回忆，也仔细记录、反复核对。幸存者陈世荣的回忆，成为最珍贵的口述史料：“我们都知道，跳下去就是死，但是我们不愿意伤到老百姓，也不愿意做俘虏。”这句朴实而掷地有声的话语，道出了壮举的精神内核。他们寻找当年战斗和跳崖的痕迹，确认了跳崖遗址的具体位置。他们四处奔走，在周边村寨征集红军遗物，一件锈蚀的军号、一把残缺的刺刀、一个变形的水壶，都成为无言的历史见证。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石阡县的史志工作者们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深入多地走访调查失散红军后代、目击者、知情人795人，整理红军手稿、调查材料1200多万字；初步收集考证了红52团部分人员名单（达78人）；系统勘察发现了包括虎井沟红军跳崖遗址、团长田海清烈士坟冢在内的战斗遗址遗迹11处；征集到红军遗留的军号、枪支、军刀、水壶等实物70余件。这些成果，为这段悲壮历史勾勒出相对清晰的轮廓，为其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2009年9月，当地政府在困牛山村修建了“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纪念碑高10.5米，底座长9米、宽3米，整体呈火炬状，象征着永不熄灭的革命精神。碑体右侧为红六军团军旗，左侧为困牛山造型，旗山融为一体构成丰碑。碑名由红军时期的红六军军团长、开国上将萧克题写。碑座四面镌刻有红六军团老将军的题词及战斗简介。

纪念碑的碑文镌刻在底座正前方，由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撰写，详细记述了1934年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遭遇战失利后，红52团800余壮士为掩护主力突围，在困牛山与敌激战，最终百余战士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集体跳崖的悲壮历史。碑文最后写道：“困牛山战斗是红六军团粉碎敌军‘会剿’和‘歼灭’企图，胜利突围出石阡的战斗。百余红军战士为革命勇于献身，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误伤百姓，毅然集体跳崖，感天动地，是英雄壮举，是爱民壮举，是民本壮举，诠释了红军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困牛山红军壮举永垂青史！困牛山红军烈士永垂不朽！”

困牛山脚下，新落成的困牛山红军壮举展陈中心里，42幅画作、32件雕刻、70余张照片，以及红军使用的军号、枪支、军装等40余件实物，向每位参观者诉说着红军赤诚为民的牺牲奉献精神。

自此，英灵有了归宿，后人也有了祭奠之所。

2025年，“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被列入第七批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名单。

政协提案把英雄请回“国家殿堂”

2021年5月，在全国政协开展的一次“学习百年党史 增进‘四个认同’”专题视察活动中，时任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戚建国、时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初闻红军困牛山壮举，深受触动。

为何一直到80多年后的今天，这段历史才得以还原？

抱着这个疑问，戚建国和叶小文委员再次带队前往困牛山走访调研。叶小文后来写道：“站在虎井沟前，我仿佛听到了当年红军高呼口号、纵身跃下的声音。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随后，他们撰写了近9000字的《困牛山英烈千古壮举》在《解放军报》发表，被《新华文摘》等媒体转发，引发了广泛共鸣。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刘晓凯、戚建国、叶小文等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从国家层面支持“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保护传承的提案》，并附上《困牛山英烈千古壮举》文章，系统阐述了事件的历史价值和精神内涵。

提案中写道：“贵州‘困牛山百壮士’集体跳崖壮举，比狼牙山五壮士早七年，且面临着更为复杂、更为残酷的道德困境——在百姓与自身存亡之间做出抉择。红军将士‘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砸烂枪支、集体跳崖，是爱民壮举、英雄壮举，是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最生动的教科书。”“它是党史学习教育中十分宝贵的红色资源，在党史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全国众多的红色事迹中具有唯一性。亟待从国家层面进行系统研究、宣传推广，支持对贵州‘困牛山百壮士’事迹及其战斗遗址进行重点保护开发。”

他们认为，“当前，‘困牛山百壮士’事迹及其战斗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还面临不少困难。一是史料研究认定不够。困牛山红色文化的史料征集、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以及壮举精神的提炼和价值研究不够，亟待国家权威部门参与。二是宣传教育作用发挥不够。‘困牛山百壮士’事迹在全国范围内的宣传力度不够。同时，这一典型的、独特的革命故事、英雄故事、党史故事，需要在全体党员干部和青少年中抓好学习教育。三是保护利用不够。目前，困牛山战斗遗址周边乡镇、县区基础设施较为滞后，红色资源保护开发项目资金投入不足，建设层次低，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规划和保护利用，亟待提档升级。”

提案建议：“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军事科学院等支持开展红六军团转战贵州史料研究，对‘困牛山百壮士’事迹及系列战斗涉及的典型事例、历史人物、精彩故事等进行深入研究挖掘，作出权威认定；将‘困牛山百壮士’事迹纳入全国红色文化重点宣传项目，推出相关宣传报道，全面提升知晓度、影响力；将‘困牛山百壮士’事迹的文艺开发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和全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支持项目，协调组织全国著名编剧、导演、作家创作‘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发行相关出版物，设计英雄群体塑像；支持贵州把‘困牛山百壮士’事迹及其战斗遗址打造成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困牛山百壮士’事迹纳入中央党史学习教育典型故事，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推广学习；支持将‘困牛山百壮士’事迹作为中小学课程《狼牙山五壮士》的延伸阅读故事，在青少年中进行普及教育；大力支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保护展示及环境整治项目建设。”

提案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文物局、退役军人事务部、军委政治工作部等国家部委的重视与正式答复。答复肯定了困牛山红军壮举的精神价值，支持将其作为重要红色资源进行保护和宣传。尤为关键的是，在史实认定上，中央有关部门基于更权威、宏观的党史军史著作，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建议将事件统一规范表述为“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壮举”，对其精神内涵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在具体跳崖人数上暂不明确强调“百壮士”的量化表述，这体现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答复还明确支持将其纳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支持相关宣传、文艺创作及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国家层面的关注和指导，为困牛山壮举的发掘研究按下了“加速键”，指明了规范化、国家级的发展方向。

同时，在全国政协办公厅和委员们的协调下，赴中央档案馆查阅原始档案、组织权威军史部门进行史实认证等工作也得以推动，使研究保护工作得以在国家资源的支持下系统、深入地展开。

2022年8月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由贵州省政协主办，全国政协提案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作为支持单位，汇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军事科学院、解放军报社等国家权威机构专家的“‘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专题研讨会”在铜仁市石阡县召开。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基于最新史料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广泛共识。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力等专家指出，在困牛山战斗中，红52团临危受命，在绝境中展现的“听党指挥的忠诚品质、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不负人民的爱民情怀”，是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的具体体现和生动实践。尤其“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的选择，深刻诠释了人民军队的初心本色和根本宗旨。正如杨又铸所言：“沉寂了88年的英雄的困牛山，终于走出了石阡、走向了全国。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壮举的历史定位和精神内涵，得到了权威界定和广泛传播，使其从一段地方记忆，真正成为国家级、标志性的红色精神符号之一。”

当年8月16日，《人民政协报》整版发表了记者司晋丽撰写的长篇通讯《魂铸困牛山》。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黄国显提交了《关于运用困牛山红军英烈事迹纪念长征九十周年的提案》，得到中宣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等部门的重视。

“我要为红军壮士拍电影”

2021年底，山西女企业家张淑平，偶然读到关于困牛山红军的报道。“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这12个字如惊雷般击中了成长于军人家庭的她。翌年新春刚过，她便毅然踏上前往贵州石阡困牛山的旅程。站在纪念碑前，听着红军后人讲述村民80余年不间断的祭扫，感受着乡亲们渴望英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的迫切目光，张淑平心底轰然作响：“我要为英雄做点什么，把这段历史拍出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在困牛山牺牲的红军英雄！”

她做了许多功课，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拜访了多位军史专家。她远赴北京，诚邀曾创作《血战湘江》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编剧柳建伟执笔。当对方坦言拍摄风险巨大时，她用纯粹而炽热的决心，赢得了柳建伟的共鸣。时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李汉宇还为张淑平推荐军事专家，进一步把关剧本的专业性与历史真实性。最终，历时半年精心打磨的剧本，为影片拍摄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3年初，张淑平带着300多人的团队，开进石阡的崇山峻岭进行拍摄。当地百姓如同当年支援红军一般，自发为剧组送来物资，倾力相助；县城商家对身着“剧组服”的人员敬重有加、关怀备至；县委、县政府全力协调，为剧组排忧解难……

历经一年多的精雕细琢，电影《浴血困牛山》终于在2024年，即红军跳崖壮举90周年纪念日（农历九月初九），于北京国家电影局金鸡百花影城首次试映。影片试映研讨会汇聚了影视、党史、军史等领域众多知名专家。

中宣部剧本规划策划中心主任秦振贵，对影片的题材挖掘与故事构建给予高度肯定。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会长饶曙光表示，影片针对红色电影创作如何创新表达、与当代年轻观众产生共鸣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中国电影资料馆融媒体中心主任、《中国电影报》社长皇甫宜川认为，影片是一次对红色题材的重新发现，更是一部震撼人心，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战争影片。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张军峰表示，影片为长征题材影视创作带来了全新视角，填补了红二、六军团长征题材创作的空白。中国影协顾问、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荣誉理事长、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明振江，用“五个一”高度概括影片的核心价值：一段鲜为人知的辉煌历史、一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一曲百人跳崖的生命绝唱、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一部红色题材的创新表达。

2024年底，电影《浴血困牛山》被成功列入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优秀国产影片资助项目、贵州省文艺创作生产重点项目。随后，张淑平历时一年多开展了“一部电影的长征”系列公益展映宣传活动，电影走进北京、贵州、上海、抚顺、杭州、陕西、湖南、山西等地学校、工厂、社区、英雄部队，累计观影10万余人次，让这段鲜为人知的红军壮举走进了大众视野。

《浴血困牛山》又选择在长征胜利90周年的2026年“五四”青年节全国公映，意义深远——这是对当年那些平均年龄仅20岁的英雄们跨越时空的致敬，也是向当代青年传递信仰与使命的青春对话。

铸就永恒的精神灯塔

除了电影这一标志性成果，围绕困牛山的英雄壮举，一系列立体化、多元化的传承工程同步展开，共同构建起新时代的精神传承矩阵。

在舞台艺术领域，石阡当地创排的大型舞台剧《困牛山红军壮举》，大胆选用困牛山及周边村镇的百姓作为主要演员，让红色土地的子孙亲身演绎先辈的故事。扮演红52团团长田海清的演员黄辉湘，在实地感受跳崖处险境后深感震撼：“他们那么果敢、那么坚定，能扮演田团长，于我而言，无疑是一次十分深刻的红色教育。”

从民间口传记忆到学术深度发掘，从地方志书探寻到国家庄严认定，从悲壮往事到精神地标，困牛山壮举的发掘与弘扬，是还原历史真相、赓续红色血脉的自觉实践，更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深刻唤醒与精神谱系的壮丽建构。

困牛山红军战士的纵身一跃，诠释了生命物理极限的超越，更铸就了精神的永恒高度。这种精神，不仅是面对死亡的无畏勇气，更是绝境中对“人民至上”初心的生死坚守、对革命信仰的绝对忠贞。

古今战史，孤臣殉国者常有，壮士断腕者亦闻，可一支队伍，以完全一致的信念集体向死而生，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光耀千秋。困牛山，从此不再只是一座普通的山，而是人类道义的最高海拔，是百余名英烈用生命标定的精神高度，无人能及，无法复刻。

困牛山的英雄们，以超越时空的方式获得永生，其壮举已从黔东北深山悬崖，升华为新时代的精神灯塔。这束光芒，将持续照耀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激励着后来者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忘初心、担当奉献，以奋进强音告慰英灵，以永恒传承续写不负先烈、不负人民的时代新篇。

清明前夕，作为红军的传人，我们伫立在“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前，以深情长敬，向那段不朽的壮举与不朽的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作者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原少将副政委兼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