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女政治家刘淑贞

□韩   进

刘淑贞，又名刘赎珠，被明太祖朱元璋诰封“明德夫人”，是水东宋氏大土司、贵州宣慰使宋钦的夫人，是洪边宋氏家族的杰出代表，是引领水东洪边宋氏走向兴旺发达的奠基人。在明初“马烨欲逼反水西”事件中，代行贵州宣慰使职权的刘淑贞，识大体顾大局，以其大智大勇帮助奢香平息了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政治危机。深明大义的刘淑贞因功绩卓著，受到明太祖朱元璋赏识和加封，成为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然而，尽管其历史地位较高，后世对她的认识却十分有限。正如学者彭南栋所言：“她理应名留青史，却又鲜为人知，岂非一大憾事！”水东宋氏被历史淡化，明德夫人被遗忘，究其原因，是史志文献记载少且不翔实，仅有只言片语提及，致使其完整形象与贡献长期掩于尘烟之中。

一

水东宋氏作为贵州四大土司之一，对宋元直至明末的贵州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明德夫人刘淑贞对维护明初贵州政局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做出过特殊贡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水东宋氏历史才逐渐引起史家重视。特别是代行贵州宣慰使职权的刘淑贞治理贵州的历史功绩，引起一些学者专家的关注。近年来，从不同角度对水东宋氏及刘淑贞事迹进行研究审视的研究成果陆续见诸报刊。历史学家范同寿在《被冷落了的水东宋氏》中称赞“刘淑贞以女政治家的气魄，力劝奢香戒急用忍，卷裙走马数千里，亲赴京城向朱元璋报告马烨弄权误国、扰乱地方、辱挞奢香、欲逼民反等情状”。那场“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政治危机，因水东刘氏（刘淑贞）立场鲜明，不辞辛劳地奔波，才得以化干戈为玉帛”。何先龙则在《明初贵州女杰刘淑贞》一文中，称刘淑贞与奢香是“明初贵州历史上同时出现的两位杰出女性，两人都在明初设立贵州省前执政贵州宣慰使司，并齐心协力治理贵州，修建驿道，发展文化，受到朱元璋赏识”。黄万机在《民族三女杰》一文中，称赞刘淑贞与奢香、奢苏是明代初期创造了比男子更辉煌业绩的女英杰。“当‘马阎王’（马烨）逞威肆虐之时，赎珠（刘淑贞）替奢香排难解忧，其‘智术’已非等闲。为制服大权在握、横行无忌的都督马烨，防止民族大屠杀的战祸兴起，她毅然飞马奔赴京城，向皇帝陈述实情，促成皇帝朱元璋召见奢香，为巩固国家边防、开拓西南建立奇勋。可以说，没有刘赎珠的努力，就没有奢香开九驿的功勋。”故有人把刘淑贞称为功载黔中、与奢香并驾齐驱的杰出女政治家。

在滇、黔为宦二十余年的清人谢圣纶，在他辑的《滇黔志略》中，就奢香、刘淑贞主持修驿道“龙场九驿”这一行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洪武中，安氏之奢香、宋氏之刘赎珠（刘淑贞），其先机之智、应变之勇有丈夫之所不能而土官之妻能之，均为蛮中奇女子也。”还说“观其置驿开道，又功过唐蒙矣”。清道光十年任黔西知州的吴嵩梁在《奢刘两夫人谋开龙场九驿歌》诗中赞：“捍卫疆土大敌功，何知奢刘安边幅。及今皇华歌载路，伊谁不诵两宣慰。此邦名宦永千秋，春秋俎豆报奢刘。”对刘淑贞为奢香出谋献计，不辞辛苦，替奢香进京状告马烨的史实，吴嵩梁赞道：“赎珠同心出奇计，奢助偕行叩九间，沉冤上诉高皇帝，哀感六宫亦流涕。愿诛一将定蛮天，愿铲千峰作平地。”

刘淑贞的祖籍、出生地及出生年月，家谱无记载，至今无人知晓。而她的族属，亦各说不一：有人说她是苗族即称“宋家苗”，也有近人考证为仡佬族，也有人称她为布依族，还有人认为她是彝族，更多的人认为她是汉族。她的家庭出身也有几种说法，有人著文称刘淑贞出身名门，是水东副土司长官刘氏长女，从小聪慧过人，自幼习文练武，善骑马射箭，是位智略女子。但有一点可以推测，能嫁给宣慰使宋钦为妻，无论刘淑贞出生于什么民族，她绝不是一般平民的子女，至少与宋钦“门当户对”。有学者把古代土司的婚姻归结为政治联姻，通过联结血缘纽带获取彼此间的支持，成为维护统治利益的重要手段，有其孙宋斌娶播州宣慰使杨氏之女为妻的例证。

二

《滇黔志略》载：“洪武十四年（1381），贵筑宋钦死，其妻刘赎珠（刘淑贞）袭宣慰使，遣其子诚入朝，赐锦绮及米三十石、钞三百锭。（水西宣慰使）霭翠羡之，于其再朝，则遣妻奢香随赎珠后，率土酋十五人贡方物马匹。太祖大悦，杂赐文绮、织锦、金环绣衣等物。”土司时期，土司向朝廷履行贡赋义务的政治意义重大。学者吴永章在《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中说：“朝贡，象征着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臣服；纳赋，意味着土司地区已归属中央王朝的版籍。”在明代土司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为加强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明王朝除把交纳贡赋作为对土司地区进行掠夺的一种经济手段，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把它作为土司是否修臣职即是否忠于中央王朝的重要标志，故对此十分重视。”刘淑贞在丈夫宋钦卒后，率子入朝向朝廷申请承袭的同时，带着地方土特产与马匹等向朝廷进贡，尽臣之忠、履臣之责，使皇帝欢欣大悦，得到赏赐，这令霭翠羡慕不已，还让奢香随刘淑贞入朝向皇帝进献方物马匹，也得到明太祖朱元璋厚赏。在明史中还有“刘氏之后，子诚、孙斌曾孙昂均‘忠顺’”和“贵州宣慰使宋斌贡马，赐钞帛”的记载。刘淑贞积极履行中央王朝所赋予的贡赋义务，向朝廷表忠顺，维护了朝廷的统治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贵州图经新志》记述：“洪武年间，地方初附，万物凋瘁，累岁逋赋。而有司催科，不少假贷，民不堪命。刘氏躬至京师，以其情闻，免之。且命宴于谨身殿，复有珠冠、金带、彩缎、白金、楮镪之赐。”刘淑贞历尽千辛万苦，千里迢迢到京城面见皇帝，如实禀报了地方官吏不顾百姓死活，加征税赋，令“万物凋瘁”“民不堪命”，引起地方社会秩序混乱的真实情况。明太祖不但下令免去税赋，而且以最高礼遇，在谨身殿设宴款待她，还赐给“珠冠、金带、彩缎、白金、楮镪”等。刘淑贞还非常关心百姓的疾苦。在她统治的水东辖区施“善政”，极大地减轻了士民负担，不但“政尚清静”，社会治安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而且赢得了“服勤捡俭，爱民礼士”的美誉，故史载“因刘之京纳款，地方以安，皆刘氏之功也”。刘淑贞之孙宋斌承袭宣慰使后，谨遵祖母遗训，以德施“善政”，加之重文治教化，辖地出现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正统元年（1436），明中央政府把原来由贵州卫管理的程番等十个长官司划归水东宋氏代管，体现了明中央王朝对水东宋氏执政理念及方略的肯定。

三

贵州多高山和森林，地形十分复杂。《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载：“然贵州地皆崇山深箐，鸟道蚕丛。”水东宋氏辖地乃至全省，交通不便，社会经济环境十分封闭。刘淑贞与奢香至京返回贵州后，信守对明太祖朱元璋的承诺，着力改变贵州偏僻闭塞的状况，亲率众族人齐心协力，开山劈岭，筑路架桥。奢香在元代驿道的基础上，开辟出以偏桥（今施秉县境）为中心的两条驿道：一条经水东、乌撒，抵达乌蒙；一条经草塘、陆广、谷里抵毕节，并设“龙场九驿”。刘淑贞则主持修建经龙场、扎佐、养牛圈（今开阳县双流镇）、杨黄寨（今开阳县城）、马场、则溪（今开阳县宅吉乡）、王四渡、草塘（今瓮安县东北）至容山（今湄潭县）连接元代修建的入川大道，即“黔蜀周道”。经文物专家实地考察，开阳县境内“黔蜀周道”沿线仍存多处遗迹，尚有明代古渡口三处，明清石拱桥四座和明清古道数段。其中，今双流镇白马洞同知衙至楠木渡茶山关乌江南面的古驿道总长近百里。

“白茶”驿道，是通往四川的要津，均用块石砌成，可容双马并行。当年刻在茶山关渡口的“黔蜀古分疆”5个大字仍清晰可见。地处乌江中游、位于开阳县与瓮安县交界处的王四渡，明初建成开渡，古道遗迹仍可辨识。一座巨石山上，仍存有明万历壬辰年（1592）摩崖石刻两方。其中一方为当年水西土司、贵州宣慰使安国亨从王四渡过乌江所题诗，至今保存完整：“古渡雄吞海岳收，澄清今济木兰舟；循源望入银河去，直北长安天际头。”据此不仅可见王四渡当年的雄奇险峻气势和古道要冲地位，更足见刘淑贞在600多年前劈山筑路时之艰辛。宋氏修路架桥、改善交通的做法一直延续到宋氏末代，在今乌当区境内仍完好保存着刘淑贞后人主持修建的乌当桥、九眼桥（又名汇川桥）等。

“黔蜀周道”及“龙场九驿”的开通，极大地改变了贵州闭塞落后的状况。交通的改善，不但为封建王朝军事征调、通邮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且带动了水东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移民、商人、工匠的涌入，货物的输进运出，以及先进技术的引进，水东地区生产得以发展，商贸兴旺，经济繁荣。杨黄寨、养牛圈、马场、马头寨（今禾丰乡）等成为商贸云集之地，增进了西南各地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故古人发出赞叹：“西南赖以益辟者，乃刘淑贞之力也。”

开阳县水东文化陈列馆前的刘淑贞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