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精不贵多

——评《楚辞类稿》的简素风格

□汤序波

《楚辞类稿》　汤业正　著　汤序波　整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汤炳正先生是当代楚辞学大师，生前曾任教于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与四川师范大学。其著作《楚辞类稿》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系列再版（初版由巴蜀书社于1988年出版）。

该书以札记形式写成，注重文学与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全书共探讨175个问题，论述简洁精要，每篇皆直指核心，无冗词赘语。内容涵盖广泛，既有考据辨正之作（如对《史记·屈原列传》的讨论），也有文字义理的辨析（如对“国无人莫我知兮”的分析），同时还涉及与《诗经》、荀赋、淮南作品等文学关系的探讨，并深入论述了版本校勘等问题。

汤氏曾说：“学术研究，贵精不贵多。凡能以札记形式解决问题者，我决不拉成长篇论文；凡能以论文形式解决问题者，我决不铺张成洋洋洒洒的专著。一个人如一生虽写出了几十种专著，却没有一句话是自己的创见，有何意义。”《楚辞类稿》实即这一学术个性的集中体现。故此书虽多系短札，而严谨精审的治学态度，却洋溢于简素之间。他在《自序》中说：“昔顾炎武著《日知录》谓：‘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余以衰老疲惫，多事‘改定’，实难为力；但凡古人或时人已‘先我而有者’，则必‘削之’无所惜。”确实，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汤氏治学，上承太炎先生遗教，重在创新。但他见晚近学术界，或尚浮夸之辞，或贵诡奇之谈，故又提出：“求新，并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而所谓真，是指历史的本来面貌和事物的客观规律。”（《〈楚辞研究〉前言》1992年9月北京文津出版社）现在回过头再看他在《后记》中曾对助手李大明讲过的这样一句话，“我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新发现，不过是对恢复历史本来面貌做了一些清理工作”，即知这并不是他的谦逊之词，而是其一生学术本色的体现。

特别是对先秦的文学遗产，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又谈何容易！可见《楚辞类稿》对屈学的贡献，并不次于汤氏的代表作《屈赋新探》。有论者认为“《楚辞类稿》乃1949年以来楚辞研究的一大收获。著者扎扎实实地解决了一些历史悬案；有不少方面把屈原、楚辞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此说对汤氏的学术个性与是书的学术风格，已略窥其涯。汤氏曾在给我的信中说：“《楚辞类稿》并非每条都精彩，但有些论点，确系新的突破，言人所未曾言，一消千古迷雾。”而郑文教授在致收藏家吴小铁的信中说：“汤炳正氏为太炎门下，为当今《楚辞》最优专家，其著作《楚辞类稿》抉隐探微，均成定论，殆与姜亮夫氏相伯仲。与余同岁，惜1998年逝世于成都。”王运熙教授亦称是书，“所论精深稳当，为学人所共仰”。饶宗颐教授亦云，“宏著骚学两种（即《屈赋新探》《楚辞类稿》），钩深穷高，叔师（今存最早的《楚辞》传本《楚辞章句》作者王逸的字）亦当首肯”。力之教授亦云：“汤先生乃公认的‘楚辞学’大家，其学渊深，眼光犀利，研究尤重底层逻辑与汇通，每发人之所未发。本书虽多为短札，然同样见大匠运斤之妙，不仅可厚吾人之学，亦可启吾人之思。”李诚教授亦云：“汤老师《楚辞类稿》与其《屈赋新探》洵为当代楚辞学之双璧，究楚辞者不可或缺之典。行文毋论长短，非通晓古声韵、先秦文献、历史考古者不能办。实启后来治学之千门万户。”李大明教授亦云：“汤炳正先生是当代楚辞研究大家，他的多种楚辞研究论著一直深得海内外学界高度称誉。本书即体现了汤先生一贯的严谨治学、求真求新的鲜明特色，虽多为短札，但对楚辞文本及有关史事的考证，探赜发覆，精审的当，并启迪我辈后学继续不懈探索，勉力进取。”赵逵夫亦云：“《楚辞类稿》是汤炳正先生几十年研究楚辞，对一些没有解决或学者看法有分歧甚至没有关注到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深入思考积累的学术短文，每篇都言之有据，其所举例证和思考的角度往往是此前的学者没有想到、没有关注到的。很多只有几百字、一两千字，但其意义超过一些长篇论文。汤先生博学，又治学严谨，就治学方法言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给人以启发的地方。总之，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楚辞学专著。”是皆可见是书之学术价值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