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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发布时间:2026-02-05

以“四生益老”体系积极应对老龄化的理论价值探析


□高  刚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共同面临的深刻社会变革。传统应对模式多将老龄化视为单纯的社会负担与财政压力,聚焦于养老服务供给的线性增加,往往陷入资源紧约束与发展不可持续的困境。贵州省铜仁市的养老实践,构建了以“生态活化,自然资源转化养老资本;生产参与,构建养老自我造血机制;生活赋能,分类构建老人生活支持体系;生命升华,实现文化反哺与代际共融”为主要内容的“四生益老”体系,超越了单一的“养老”视角,提出了一种融合生态、经济、社会与文化维度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具有四重理论价值。

一、老人价值的认知从“消耗性负担”转向“创生性资源”

传统理论模型建立在“抚养比”等指标之上,隐含的逻辑是将老年人预设为需要被赡养的“非生产性人口”,老龄化进程因而被视为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净消耗与代际转移压力的持续增大。“四生益老”体系把对老年人价值的认知从“消耗性负担”转向“创生性资源”。

“生态活化”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康养产业资本与宜居环境福利;“生产参与”将老年人力资源转化为经济产出与社会治理贡献;“生命升华”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代际纽带与精神财富。其理论启示在于:应对老龄化,不应局限于对既有存量资源的被动分配与消耗,而应主动识别并激活各类新型资源,特别是老年群体自身及其所处环境中的潜在价值,使之成为支撑可持续养老的 “创生性资源”。这为财政资源相对有限的地区,开辟了一条通过内部资源优化重组与价值再造来实现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新路径。

二、养老体系的构建从“单一保障”转向“四维协同”

“四生益老”体系摒弃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应对方式,构建了“生态、生产、生活、生命”四个维度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的协同治理生态系统。“生态活化”不仅提供优美的养老环境,更是通过发展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产业,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效益和“安居乐业”的社会福利,为整个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可持续的经济支撑和环境本底。它解决了“钱从哪里来”和“人在哪里养”的基础性问题。“生产参与”让老年人在熟悉的产业或新的服务平台中延续或创造价值。这不仅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回报,减轻个体与社会的养老压力,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老年人明确的社会角色与持续的社会认同,实现了从“被赡养者”向“贡献者”的身份转变。“生活赋能”聚焦于老年个体日常福祉的保障与提升。通过智慧养老平台建设、家社协调的服务网络、医养康养相结合等方式,将养老资源精准转化为老年人触手可及的、有质量的日常照料、健康管理、紧急救援与便捷服务。它确保所有宏观设计,最终都能微观落地于每一位老年人具体生活品质的改善上。“生命升华”是体系的顶层设计与精神内核。它关注老年人的精神世界、文化传承与代际关系,通过组织非遗传承、家风讲述、社区文化活动等,让老年人成为文化传递的主体,在“被需要”和“再创造”中实现生命价值的延续与升华。这有效促进了代际融合与社会团结,为前三个维度的实践注入了文化灵魂与持久凝聚力。

三、养老范式上实现从“问题应对”转向“战略融合”

“四生益老”体系在方法论层面将“养老”难题的破解,与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进行了创造性的深度融合,实现同频共振。

“生态活化”使养老服务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形式。保护生态环境就是积累养老资本,发展生态产业就是壮大养老经济。这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找到了一个极具民生温度和可操作性的转化路径,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在乡村老龄化程度更深、空巢化更突出的背景下,“生产参与”通过吸引老年人参与乡村特色产业、利用乡土文化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使老年人不再是乡村振兴的“留守者”,而成为产业振兴的参与者、文化振兴的传承者、治理有效的助力者。“四生益老”体系不仅追求物质层面的“老有所养”,更通过“生产参与”保障老年人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公平,通过“生命升华”追求精神文化层面的丰富与价值尊严的普遍享有。这种战略融合的路径表明,应对老龄化应摒弃资源消耗的单向思维,而把其看作能够转化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支点。

四、在现代性回应层面实现从“生存维系”转向“生命繁荣”

在更深的哲学与伦理层面,“四生益老”体系旨在重构一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理想的老年生存状态。特别是“生产参与”与“生命升华”,致力于重建老年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结。它通过多元化的参与平台,承认并制度化了一系列非市场化的、却极具社会价值的劳动与贡献,如经验传授、文化传承、社区治理、家风维系等。这实际上是在拓展现代社会中“生产”与“价值”的定义,为老年人开辟了超越职业劳动的、新的生命意义生成空间。这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老有所为”“老骥伏枥”的积极老年观,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重要论述的贯彻落实。


(作者系省政协委员、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