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思考

□朱   丽

贵州是中国易地扶贫搬迁人数最多的省份。近年来，贵州通过持续深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有力推进搬迁群众的社会融入和就业保障，为推动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要充分考虑其特殊性，以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推动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特殊性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历经跨越式的城乡逻辑转换过程，是有别于城乡社区的独特场域。一是城乡交叉性。大量搬迁群众被集中安置于城镇化社区，传统农业生活与现代城市生活、个体意识形态与公共性价值等矛盾的交织，使这一场域兼具 “亦城亦乡”的交叉性。二是转型过渡性。多数社区设立于脱贫区域所在城镇，在治理资源约束下，无法完全过渡至城市社区，以高效为导向的现代治理逻辑与以稳定为导向的传统治理逻辑被施于同一场域，导致“未断根的村庄”与“融不进的社区”历时性共存。三是民族交织性。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省份，易地搬迁社区多为跨区域、多民族的新社区，如黔东南州凯里市上马石社区搬迁群众中的少数民族居民占总人数的99.7％，涵盖14个少数民族。不同民族群体在生活习惯、人际交往、语言沟通等方面都有差异，这种多元性在融合初期易导致文化惯习冲突显性化，带来特殊的治理情境。同时，搬迁群众经历着三重转变：身份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生活环境从田间转移至楼房，情感纽带从乡土情结过渡到城市认同，由此也带来特殊的治理难点。

二、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方向探索

（一）重建社会关系。推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跨越疏离的“陌生人社会”，向以规则为支撑的“新熟人社会”转型，将分散的搬迁群众重新组织起来，实现有序自治共治。强化党建引领。以党委社会工作部为核心，联动基层党组织，完善构建“党建引领、社工赋能、多方协同”的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作用，注重吸纳本社区青年作为在地社工，并加强培训与督导，以专业的视角和方法回应群众的需求。加强参与式治理。建立“议事坝坝会”“线上议事平台”，为搬迁群众参与社区共治提供渠道。对于涉及社区重大利益的事项，如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等，通过召开听证会、民意调查等方式，充分听取居民的意见，激发主人翁精神，提高自治效能。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将参与治理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奖励积分，形成“参与、激励、再参与”的良性循环，推动搬迁群众从“被管理者”到“主动参与”。

（二）重塑就业空间。推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产业转型，重塑多维就业空间，以“就业增收”巩固身份认同。升级就业培训。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特点和需求提供就业培训，开设涵盖家政、电工焊工、电商等热门且实用的课程，提升搬迁群众就业技能。对有创业意向的搬迁群众，提供创业知识培训，落实创业贷款、补贴等政策，全方位指导自主创业。拓宽就业渠道。注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产业的引入和支持，开发适合弱劳动力、半劳动力的产业，鼓励自主发展种养业，在有条件的地方流转一批土地给搬迁群众耕种，支持和鼓励搬迁群众创办电商网店，参与快递物流等配套产业。同时，注重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就业资本，如在具备一定非遗资源、手工技艺基础的社区，考虑发展编织、刺绣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业，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健全就业帮扶。依托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机制，加强与帮扶省市的省际劳务协作，引导搬迁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同时，适当提高公益性岗位的开发力度和补助标准，重点开发环卫保洁员、文明宣传员、生态护林员等岗位，并适当向留守妇女、老人、残障群体等弱劳动力群体倾斜。

（三）重构情感联结。重构多维情感联结，促进各民族搬迁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培育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文化设施，举办富有特色的社区活动，如民族文化节、趣味运动会、电影放映等，开展“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吃一桌饭”融合活动，满足搬迁群众表达自我的愿望，促进各族居民交流互动。同时，鼓励搬迁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形成相互支持、协同运作的社区情感网络。培育社区新风尚。通过“积分超市”“红黑榜”，借助积分规则将分散的文明诉求固化为可操作行为准则，引导搬迁群众摒弃“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陋习，养成“垃圾分类、文明用语”等城市生活习惯。构建情感支持网络。建立“社工－自组织－家庭”三元情感支持网络，依据具体情境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重建“情感联结”，如为孤寡老人提供上门陪伴服务，为留守儿童提供课后辅导等，积极回应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增强搬迁群众的归属感和幸福感，真正实现“此心安处是吾乡”。

 （作者系民盟省委黔盟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