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与思州田氏土司辖地简考

□景戈石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载：“赧王四年（前311），秦惠王请以武关外地易楚黔中，不果。秦惠王使人告楚怀王，请以武关之外易黔中地。……按：楚黔中，《通鉴》赧王三十八年初置黔中郡注，谓黔、锦、叙、奖等地属之。《鉴》原文云：《括地志》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二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宋自曰：‘秦黔中那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汉改黔中为武陵郡，移理义陵，……是秦汉黔中郡之地。自永嘉之乱，没于夷僚。……至后周保定四年，涪陵首领田思鹤归化，初于其地立奉州，续改为黔州，大业中又改为黔安。因周隋郡之名，遂与秦汉黔中那犬牙难辨’按夷、费、思、播，《鉴》注以为皆汉涪陵地。据《乾志·建置》，则思州、思南亦是也。《乾志》：思州府，《禹贡》荆州之裔土，周属楚巫、黔中地；……思州、思南诸府，皆黔中地。《秦本纪》孝公元年文云：‘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至洛，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七国时，列辰、黔、靖、锦属楚，辰、靖、锦、殆即黔中地。又《铜仁志·建置》请铜仁秦属黔中郡云，夷州：今石阡府，费思二州，今思州、思南二府。唐贞观四年开南蛮，置夷州，又置费州，改务州为思州。”

《资治通鉴》载：“周纪二，显王七年（前362），秦献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 ；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

以上文字记载清楚地表明了黔中地属于楚国。

此外，《战国策》中也有相关记载：“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从这些文字描述来看，黔中地显然在春秋时代就已然存在。

《太平御览》载：“涪陵蛮时，有冉氏、何氏、田氏。聚落最盛，大者万户，小者千户……太和十七年（493），蛮帅田益宗率部曲四千户内附。”在土地宽广且人烟稀少的蛮夷之地黔中，能够拥有四千户的民众，这着实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充分说明了田氏乃是望族，拥有着相当广阔的一片疆域。

据《汉书》的记载，涪陵县于建元元年（前140）设置，并隶属于巴郡。《华阳国志》中提到：“涪陵，巴之南鄙。”《通鉴注》云：“汉涪陵，地大而远，唐之夷、思、费、播及黔府五州郡悉涪陵地。”《沿河地理志》载：“永嘉（307）后，涪陵郡没于土著豪长，历256年。北周保定四年（564），涪陵蛮帅田思鹤以地内附周，建德三年（574）改奉州为黔州。”《沿河县志》则记载：“隋文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刺史。”《寰宇记》中云：“思州，自战国后，土地与黔中同，晋陷蛮夷，无复郡县，至周方得其地。”

这些丰富的资料表明，古思州的疆土与黔中地相同，而“黔州”便是由“黔中”衍生变化而得，当然黔州就是古思州之地也，这无疑肯定了田氏居住在黔中之地，说得更为具体一点就是古思州之地。

蜀汉章武元年（221），巴东属地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被变更设置为涪陵郡。到周武帝保定四年以及陈天嘉五年（564），涪陵蛮帅田思鹤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归附于周王朝。周王朝针对这一情况，依据其所属之地，在较为遥远的区域设立了奉州。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奉州在当时并不附带郡以及领县。周武帝建德三年以及陈宣帝大建六年（574），奉州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变革，被改为黔州，这里所提及的“黔州”，是沿着“黔”这一概念延伸而来，而实际上从历史渊源和地域关联等层面综合来看，黔州本质上就是古思州。

隋开皇二年（582）颁布了一个征集木材的特殊诏令，在田氏奉命征集木材的过程中，隋朝给予了田氏后人田宗显一个重要的职位任命，那就是黔中太守，而且更为特殊的是，隋朝还给予了他永世承袭的特权。隋文帝开皇五年以及陈后主至德三年（585），隋朝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行政决策，设置涪川县，并且明确规定其隶属于黔州。自此之后，田氏所掌控和影响的地域范围开始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田氏家族的影响力从那时开始不断上升。

隋开皇十三年（593），设置彭水县，为黔州治所。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黔州土地的范围又一次显著扩大。这不仅是地域上的扩张，更是地区发展和行政管理的一次重要推进。隋炀帝大业二年（606），黔州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革，被改称为黔安郡。值得注意的是，黔州名称发生了改变，但其治所依然保持不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对黔安进行了收并和整合。黔州所涵盖的地盘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奉州的规模，达到了其数倍之多。这一变化充分展示了当时隋朝行政管理策略的调整和优化，以及对这一地区的重视。

唐高宗武德元年（618），黔安郡又被重新改为黔州。紧接着，黔州开始统领彭水、都上、石城、盈隆、洪杜、相永、万资等多个地区。这一系列的调整和管辖范围的明确，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黔州在这一区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全国的行政区划再次迎来重大变革，被划分为十五道。思州等地区被纳入了江南道的管辖范围。这一举措体现了唐朝对于国家治理和行政管理的进一步细化和优化，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和政治需求。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全国的行政区划再次进行了调整。这次是以江南西道为基础设置了黔中道，而思州隶属于黔中道。在这个时期，思州的土地及其统辖范围极其广泛，如果用现今的地理位置来进行模拟和描述的话，其涵盖了湖北南部、广西北部、四川东南部、重庆全部、湖南西部以及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思州拥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而田氏土司的世袭制度则一直延续到了明永乐十一年（1413），在其存在的漫长时期内，田氏土司统辖的范围极其辽阔，可以说是“川东半壁，湖南大部，广西一半，湖北二成，贵州几近全部”。这充分体现了不管是思州还是黔中，无论置名早晚，都与田氏土司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田氏土司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都不容忽视。

岑巩县思州土司衙院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