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遵义

□申  翔   杨  利

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外侮的全民族战争。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中，作为战时陪都重庆外围重镇的遵义，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应该被我们铭记！

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的毛光翔第一时间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他说：“此间养午即得各方同样消息，当于梗日下半旗哀悼，停止娱乐，扩大宣传，并召集党政军各界各团体集会游行，讲演国危情况，群情愤慨，复由乡通电全国息争御侮，力挽危局，共赴国难。”同时，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等以桐梓人为骨干的第二十五军团以上军官或联名或单独发出通电请缨抗日。毛光翔在通电中表示，“对日本强占我国土，目中国为无人，置一切人道公理于不顾，此种奇耻大辱凡有血气孰不痛恨”，表示“惟是欲御外侮必先消弭内争耿耿之愚”，表达了“率我全体武装同志听候中央指挥出其死力，共赴国难，国伦未复誓不生还”之决心。

在日军由东北向关内进攻的重要关头，蒋介石却忙于在江西“剿共”，而毛光翔的电报要求“争御侮、共赴国难”，并直指“惟是欲御外侮必先消弭内争耿耿之愚”，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同时，毛光翔、王家烈等会衔上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第二十五军第一、第二两个独立旅（旅长分别为桐梓人蒋在珍、车鸣翼）合编为一师，各旅增编一个补充团整训待命准备奔赴抗日前线。该师官兵军帽上加了红布帽圈，当时被民众呼为抗日之师。

对于贵州军人的抗日之举，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方慧觉到遵义军营，在王家烈陪同下召集该师连以上军官慰勉一番后，向团以上军官赠送了蒋介石本人的签名半身照片，并表示，事涉国家大局应以外交途径解决，将贵州军人的这番抗日热情就此消弭。

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为了推进全民抗战，1937年2月中旬到9月下旬，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代表及蒋介石本人进行了六次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中共中央7月15日提交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讲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遵义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

1938年1月，主持中共贵州省党的工作的贵州省工委负责人黄大陆指派原中共遵义县委书记杨天源由贵阳返回遵义开展恢复党组织的工作。1938年2月，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化名邓杰生）到桐梓县，以县政府兵役科科员身份为掩护，领导全省中共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同时四川地下党组织也在川黔边境地区做了大量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这一时期的遵义地区先后成立了中共特别区委一个、联合县（工）委三个、县委一个、特别支部三个、区委一个、总支十个、支部二十二个、“据点”三个，共发展党员200余人。

抗战期间，受红军长征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遵义大批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及国统区，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洪流之中。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离开遵义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阵营，投身抗战的有名可考的军人和文人就有百余人，涌现出了以陈沂、韩念龙、犹凤岐、雍文涛、周林、袁超俊、贾若瑜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知名革命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遵义篇章。

三

全面抗战爆发后，最早走上抗日战场的黔军五个师（由原第二十五军改编而来）的基本骨干均为遵义人，五个师长也为遵义人。为围堵红军而全面控制贵州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将这五个师全部调上抗日前线。这五个师参加了全面抗战期间所有重大会战、北方抗战及远征军征战，加上以遵义人陈铁为师长的八十五师以及补充到其他部队的遵义人，整个抗战期间约有十五万遵义儿女奔赴抗日前线。

黔军出山抗战，被肢解为不同的师临时配属到其他部队，因此，黔军为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往往很少被人提及，但遵义人参加抗战的历史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如1939年，时任凤冈县县长陈势涛组建“凤冈县抗日志愿兵团”，自任团长，率1500余名志愿兵步行到湖南长沙，被划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至今仍耸立在山西河津市黄河边上高大的黔军龙门抗战纪念碑，就是对遵义子弟抗战最好的纪念。

四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黔军健儿出山抗战、卫国卫家。同时大量国府机关、院校、工厂内迁至遵义，在国家危难之际，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继续工作、生产和学习。遵义人民在物资困难的情况下接纳了大量内迁单位，为国家民族分忧。

据不完全统计，遵义在抗战期间接纳安置的单位有：陆军大学（遵义县城校场坝）、陆军步兵学校（遵义县城）、第二军械库（驻遵义老城，下设四个分部，在龙坪、凉水井、礼仪坝、四面山）、四十二兵工厂（高坪镇排子洞）、四十一兵工厂（桐梓）、民国海军学校（桐梓）、军政部第一荣誉军人休养院（桐梓）、中央军校第四分校（湄潭黄家坝）、四十后方医院（遵义县城）、陆军108医院（湄潭黄家坝）、十七临教院（湄潭永兴、遵义县城老蒲场）、浙江大学（遵义、湄潭）、大厦大学（赤水）、中央实验茶场（湄潭）、中央气象研究所（湄潭），以及大批中学、保育院、育幼院等。

由于过境部队、驻军以及大量难民涌入遵义，遵义、桐梓等县城均设立难民救济站和收容所救助逃难同胞，数万难民得到及时救助。遵义人民节衣缩食捐钱捐物慰问过境部队，供应驻军食宿，在国家危难之际体现了遵义人民的爱国情怀。

五

全民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遵义成为陪都重庆南面的重镇。由于当时东南沿海港口及北方均被日本人攻占，国际社会援华物资只能从印度经云南过贵州进入重庆，因而遵义成为了保证重庆物资供应、人员往来的重要集散地和通道，对全面抗战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了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抗战需要，遵义人民在修路、建机场和工厂、征粮、完税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的重庆虽然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枢，但原有的基础设施不足以支撑，内迁的厂矿也要加紧建设才能适应抗战之需。而遵义作为重庆的外围屏障也适应战时需要，加快交通设施和工厂的建设。这一时期在原有简单的川黔公路上实施了遵义环城路线（现内环路）、娄山关、凉风垭七十二道拐等公路的改造和建设，这些公路作为抗战生命线史迪威公路的延长线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另外，遵义至凤冈、遵义至团溪、遵义至绥阳等公路也在这一时期修建完成通车。

抗战期间大量工厂内迁遵义，有的工厂设计建设之精巧、工程之艰巨至今仍让人叹为观止。如国民政府四十一兵工厂的天门河水电站堪称世界奇迹，四十二兵工厂在深山之中修建武器弹药库之艰辛令人肃然起敬。

为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还在遵义和周边修建了老蒲场（今新蒲）、龙坪、黄平机场，治理了赤水河等河的航道，大量遵义民工参加建设，他们忍饥受寒，为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积极投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遵义的田赋比抗战前普遍增加了4至10倍。纳税方面，贵州较大宗的税源如盐税、货物税（1938年起因抗战需要，贵州属“扩大征收统税地区”）及烟酒茶和矿产品税，遵义在贵州都是纳税最多的地区。

总之，为支持抗战，遵义人民除积极参军参战外，在参与工程建设、纳粮、完税、献工、献力、捐款、捐物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六

全面抗战期间，根据宣传抗战、发动群众支持抗战的需要，遵义地方当局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众多宣传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宣传队、读书会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遵义的文化繁荣。

全面抗战爆发后，遵义各地先后成立了“各界抗敌后援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反日反帝大同盟”“抗日学生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各种“抗日宣传队”、歌咏队、读书会等。这些组织很多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影响和领导，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编排和演唱了大批进步剧目和歌曲，如《放下你的鞭子》《雷雨》《打回东北去》《日出》《二升米》《送郎参军》《夫妻识字》《义勇军进行曲》《卢沟问答》《大刀进行曲》等。这些剧目的演出和歌曲的传唱，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唤醒民众关注抗战、参加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遵义的文化繁荣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如1938年暑假，由中共永兴党支部、湄中支部等组织的三支宣传队开展暑期抗日宣传活动。以永兴支部“民先队”队员为核心成员的40多人“飞鹰步行团”从湄潭出发，途经遵义到贵阳游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桐梓地下党组织开办进步书店，秘密出售《新华日报》《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传》《朱德传》和《群众》周刊等革命书籍。

遵义县委组建的“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在遵义县城成功组织了三次大型音乐、戏曲演出，演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流亡三部曲》《壮丁》等抗日组歌和话剧，并组织100多名学生组成“儿童合唱团”成功地举办了《黄河大合唱》演唱会。这些都极大地提振了遵义人民的抗日热情。

（申翔系遵义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原主任；杨利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副研究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机械化部队炮兵54团到桐梓修整时的团部旧址（解放后元田区区公所所在地）

位于遵义高坪排子洞的抗战军械遗址（武器弹药库）

210国道桐梓凉风垭七十二道拐抗战公路（始建于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