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国立三中

□周  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年12月，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战火带来的灾难随即波及教育界，寇骑所至，厅舍为墟，而学校及学术文化机关，尤为敌人所嫉视，摧残破坏唯恐不力。华北、华东乃至华南等沦陷区的校园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何处才是抗战烽火中师生们的栖身之所呢？

艰难前行的国立三中

1937年冬，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在贵州、四川、甘肃等省择地添设临时中学。同年12月，国立贵州临时中学教务委员会在黔东重镇铜仁建立，主要接收由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战区撤向湘黔边境的流亡师生，包括教职员148名、学生1065名。至于缘何选择黔东重镇铜仁？国立三中创校碑记记载：“铜仁、江口，乡为黔东重镇，蚕丛山接，云梦江通，带砺雄奇，风景佳胜。”

1938年1月，国立贵州临时中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贵州中学，铜仁城区的赤帝宫、文庙、江西会馆等处成为学校的校舍。这在1938年4月21日铜仁县政府出具的公函（教字第1184号）中有记载：“贵校以近日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仍入不敷用，请再将府学宫、暨赤帝庙两处，拨充校舍，并令各该处居民迁出，俾便修葺，而利进行等由。准此，自应照办。”次年4月，国立贵州中学改为国立第三中学，教育家周邦道任校长，1940年，国立三中正式任命李超英为校长。该校教学质量一直较好，曾连续两年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优良学校奖”。后抗战烽火延烧至湖南、广西和贵州，一大批流亡学生入黔。国立三中招收和接收的学生达1600人，一度成为贵州境内规模最大的中学。抗战末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决议“中等教育仍由地方办理为原则”，做出了停办国中的决定，1949年，国立三中由国立改为省立。

不断完善的管理体制

国立各中学虽然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经营甚是艰难，但其管理体制仍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国立中学暂行规程》《国立中学课程纲要》等一系列重要法令，使国中的办学有章可循。随后国民政府教育部还因地制宜地对国立中学管理体制进行修正。据《修正国立中学暂行规程》规定：“国立中学组织校务会议，由校长、分校长、各处部课主任、会计员、各组长及级任导师组织之，以校长为主席。”国立三中的管理体制，正如上所述。国立三中创校碑记也有同样的记载：“旋派邦道为主席校务委员兼校长，并先后派张文轩桑云、魏孝亭绍舜等为校务委员。”

国立三中初成之时，分为高中部、初中部、师范部。正如国立三中创校碑记记载的那样：“校初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后又陆续组建实验部、女子部以及农职科、附小和幼稚园等。初期，学校根据部门较多的实际，逐步建立起分层管理体系。经过校务委员会一致推定、校长遴聘，选任了八个部的主要负责人，且呈报国民政府教育部备案。国立三中校本部则构建由校长领导下的教导、总务及会计室等分层管理的体系。为更好把学校的工作做细做实，教导处又分别由教务、体育、训育三个小组组成；总务处则分别由文书、出纳、卫生、庶务四个小组组成，以便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教导、总务二处由主任一名负其主责，各个小组则分别由各组长负责具体事务。

物质与精神双向激励

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强调，特暂设国立中学是为了更好地让战区省市立中学教职员能继续施教，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让战区学生能够有效受教。以此为基，国立三中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相关政策和精神，对战区转移过来的所有教职员，经校长、教导处主任及各部主任等考核合格后，由国立三中遴聘或延聘之。尔后，教职员聘用制在国立三中一直延续下来。

教职员的聘用问题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后，教职员的津贴则随国民政府制定的工薪标准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在抗战之初，国立三中教员每人月薪平均50元，职员3O元。1941年冬，国立三中职教人员薪资有了统一的标准。校长月薪最高，为每月280元至320元不等。至于高中专任教师和初中专任教师，分别为每月140元至200元、120元至160元不等。至抗战末期，物价出现了猛涨，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对国中教职员的薪资作了调整。校长月薪在280元至400元之间浮动，高中专任教员、导师及课主任月薪则为180元至300元不等。依据上述标准，国立三中教职员的工资变化则与之相当。虽然国中教职员的薪资有所增长，但是相对于猛涨的物价而言，国中教职员薪资的增长可以说是不足道也。

适应抗战的教学内容

在全民族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教育部曾颁布纲要规定，要求各中学应坚持“就地维持课务”的原则，而没有考虑到全民族抗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随着日寇进一步入侵，大片国土日渐沦陷，1938年春，一批有关国中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法令才相继出台。其中，“战区省市学校教职员和学生继续施教和受教”是国中设置的主要目的。依据战时国中设置的主要目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特将国立中学课程定位为“应比较一般中等学校的课程更能适应战时的需要”。依据其课程定位，“精神训练、体格训练、学科训练、生产劳动训练以及特殊教学与战时后方服务训练等”成为其主要的教学内容。

国立三中较为严格地执行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国中教学内容之安排，教学取得了一定的实效。精神训练：既有清晨和下午的升旗、降旗礼，又有每周日上午的总理纪念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的讲话内容包括“总理遗教、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军治及政治经济”等。体格训练：也称军事训练。在军事训练中，学校还安排有专门军训教官，便于指导偶有的真枪实弹训练。学科训练：初、高中教学的主要内容虽然不同，但“公民、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英文、音乐、图画、体育及童子军、劳作与生产劳动”是其教学的主要科目。生产劳动训练：由全体学生分组轮流担任，其内容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还包括校园内及附近环境卫生等。特殊教学与战时后方服务训练，常按照班级分成小组进行。

不可缺少的救助方式

在正式进入国中学习之前，学生还须经历一段时间的进修学习，然后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组织的联考。通过联考的合格者，依照个人所填的志愿，约“百分之九十分入国立中学”学习。至于国中的办学经费，国民政府有明确之规定。在筹建国立临时中学之初，各临时中学每月的运行经费，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按月拨发3万元。在国立临时中学正式开学之后，各临时中学每月的日常运行经费，同样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按月拨发1.8万元。后因国立各个中学所收容的员生名额不等，国民政府教育部所拨发的日常运行经费数额也不等。到了抗战后期，由于国民政府财政困难，向国立各中学拨付教育经费也日益捉襟见肘，国立三中的日常运行经费深受其影响。

至于学生在校所需的各种费用，国立中学初创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皆给予免除，包括学生在校需缴纳的各项学杂费用、学生所需伙食费、制服费和书籍费等。随着日寇进一步扩张其侵华权益，流亡进入国立三中的学生日益增多，于是公费学额有了限制。为了让流亡进国中的学生能安心学习，国民政府教育部特对非公费学额的学生实行贷金制，只不过贷金制在实行的初期和后期有所不同。1940年左右，国立三中依照教育部门之规定，常提供给学生每日三餐，两餐为干饭，一餐为稀饭，还提供给学生营养又美味的蔬菜。1943年，贷金制又有新规定，即“国中新生以70％为乙种公费生，免缴膳费”。到1944年，为鼓励学生勤奋学习，又增加了甲种公费生，待遇更为优厚。依照规定，国立三中的新生，凡是成绩达到甲等者，即可获得甲种公费待遇。

抗战烽火中的国立三中，正是以因地制宜的管理、实力雄厚的师资、内涵丰富的教学以及独特的生活保障体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1938年的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中，该校成为获得录取人数最高者，又于1939年的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中，各科平均成绩居首位。这一系列成绩的取得，既彰显了该校师生在战乱中坚持教育的决心，也印证了其教育质量在动荡年代仍保持较高水准。

抗战胜利后，国立三中停办，“其非黔籍员生不愿留校者，一律资遣还乡”，各省的师生员工大多于1946年6月返回原籍。学校由贵州省教育厅接管，改名为“贵州省立铜仁中学”，黔、湘籍学生388人继续在“省中”就读。1949年新中国成立，贵州解放后学校由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贵州省铜仁中学”，简称“铜中”。1973年，定名“贵州省铜仁第一中学”，简称“铜仁一中”至今。

 （作者单位：贵州省铜仁第一中学）

国立第三中学大门

国立第三中学创校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