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中的浙大教授祝文白

□曹裕强

黔北高原的山川褶皱之间，江南文脉的涓涓细流之中，神州大地的烽火连天之际，有一个身影，步履稳健。他，便是本文的主人公——祝文白先生，一位从浸润书香的古城——浙江衢州走来的文儒。

文白先生，字廉先，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自幼沐浴家学清辉，天资颖异。弱冠之年，负笈浙西杏坛明珠——衢郡中学堂。及至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卒业，已是才名初显。

令人惊叹的是，先生年仅二十六岁，便已执掌浙江省立第八中学之牛耳，其后辗转三中、九中，桃李渐成蹊径。无论是在浙江省教育协会秘书长的任上，还是在教育厅长张阆声的幕中，甚至在杭州高级中学的讲坛旁，都能见到他清癯而笃定的身影。

彼时，他与法学家、杭州最早的知名律师阮性存（荀伯）和桂铸西（未辛）诸君的文字往还，亦是文人间清雅的注脚。

1927年，燕京大学凭借在教育领域的深厚底蕴和校长吴雷川的慧眼识才，延聘先生北上，担任教授，使其成为燕园中的一员。九年后，乡音召唤，先生又被著名地理气象学家、教育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一纸聘书，邀其南归，执掌浙江大学中文系。自此，他的生命与“求是”精神更紧密地交融。

然而，时代的罡风骤起，日寇的铁蹄踏碎山河。浙江大学被迫踏上悲壮的西迁之路。先生亦追随学校辗转，“周历西南五省三年之久”，最终于贵州遵义、湄潭觅得一方暂时的书桌。此地虽稍安，然国难深重，物资亦匮乏，“大学教授时有三餐不继之虞”。然先生何许人也？岂为饥寒移其志！他“高怀远瞩，不以为苦”，于课业之暇，与缪钺、王焕镳、苏步青、王琎等校内同仁，以及江恒源、黄炎培等校外名士，以笔墨涵养心魂。正是在这湄水之滨，他与数学巨擘苏步青、茶业先驱刘淦芝、教育名家郑宗海及江恒源等，结下名传后世的“湄江吟社”。

烽火连天，诗心愈炽。1943年，“湄江吟社”八次雅集，竟得诗词二百五十余首，汇成《湄江吟社诗存（第一辑）》。其中，茶诗茶词便有近六十首，先生所作占诗四十一首、词三首，咏茶者达十四首。那浸润着湄潭山水灵气的茶香，仿佛也沁入他们的诗句。

自1940年5月初抵湄潭至1946年6月复员东归，先生在湄潭的诗作竟有一百九十余题、三百三十多首存世。湄水、观音洞、永兴黄菊山、双湄……这些地名，在他的诗行中反复跳跃，将一片诗情画意永远地烙印在黔北的山水与那段共患难的时光里。这些心血，连同其他的篇章，最终凝于《祝文白、赵涛翰诗词合集》。

先生之风，不仅在于诗情，更在于守护文脉的赤诚。早年在杭州，他便察觉浙江图书馆馆藏典籍讹误颇多，于是便撰写《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详细列举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等历史事件导致的书籍散佚和焚毁，刊于《东方杂志》，以此警醒学界。对文澜阁瑰宝《四库全书》，他更是殚精竭虑，为战时内运与保管献策献力。全书密藏于贵阳地母洞期间，先生曾两度奉教育部之命亲赴查看，并撰《两次查看内运之文澜阁四库全书记》详述始末，发表于《真理杂志》。这份对文明的守护，与他在湄潭的弦歌，同为乱世中的烛光。

在湄潭的油灯下，先生曾著有《浙江大学之回顾》一文，深情回望那近三年，数千里的播迁：“虽历尽险阻艰难，而仍不稍馁其教学之志……良以创办求是之动机，实缘中日甲午之一役，固特赖以陶铸群材，恢宏学术，储国力，雪国耻……故虽处播迁之中，犹惓惓不忘揭‘求是’以为校训。”这便是浙大精神，亦是先生身体力行的圭臬。东归后，他复撰《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详录西迁艰辛，成为珍贵史存。

先生学识渊深，著述本应宏富。惜乎世事沧桑，“多部文章罹劫火”，刊行者仅《文选六臣注订讹》《晚周至清季诸子学之兴替观》《浙江诗学源流评述》等寥寥数种。其辨《文选六臣注订讹》之精粗，推崇李善而指摘五臣之陋，见解卓然，深得张宗祥（阆声）、陈布雷等大家推崇，著作亦曾多次被翻印传播，影响远及台湾学林。其《两浙诗学源流》一文，为后学指引津梁。书画亦其所长，一幅燕京朗润园旧作山水，至今仍珍藏于衢州故里。

先生之外甥女赵涛翰女士，在整理出版《祝文白、赵涛翰诗词合集》时曾题诗追怀：

积稿尘封已有年，风侵虫蚀句难圆。

诗存湄水嘤鸣后，名重燕京讲学先。

多部文章罹劫火，一生心力化轻烟。

遗篇今日凝吟久，往事沧桑感万千。

这“往事沧桑感万千”，道尽后人对这位著名学者的无尽追思。先生半世纪耕耘教坛，泽被后学，增光华夏，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求是精神治学育人。他的名字，连同那湄江的潺潺水声、吟社的袅袅茶烟，以及守护典籍的坚定身影，已汇入中华文脉的悠长河流，静水深流，泽润无声。

 （作者系湄潭县政协常委）

1938年浙大西迁途中，教授们在江西泰和县合影（右三为祝文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