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浅析

□徐  欢   杨红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讲话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红军长征伟大胜利是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在历时两年、行程数万里的艰难征途中，红军先后途经了苗、瑶、侗、土家、水、黎、布依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域。面对各民族在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差异，中国共产党运用辩证思维，成功唤起少数民族群众，从而为长征胜利乃至后续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因地制宜：调查研究与政策制定的统一

长征时期，党领导红军立足多民族实际，因地制宜，深入调查研究，制定了相关政策，顺利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取得了推行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早在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行至广西的瑶、苗民族聚居区时，就发布了极具地区特色的《中国工农红军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必须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并依据这个发布切合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具体的宣传品、布告、传单、图画、标语”。此后，红军各部队根据不同地区的民族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民族问题的指示、决议。在甘孜藏区，红四方面军深入调查当地藏民的历史沿革、社会制度、家庭、宗教等情况，制订并颁布了《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告回番民众》《共产党红军对番人主张》《红军对番民十大约法》等有关民族工作的政策。红军在各少数民族地区颁布的政策，充分考虑了当地民族的特色、需求，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因事制宜：尊重差异与灵活宣传相结合

为切实有效推进民族团结工作，党秉持因事制宜的原则，基于不同民族地区实际情况，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策略，从而为红军长征凝聚了人心、汇聚了力量。长征途中，党始终以尊重差异为开展民族团结工作的首要原则，红军各部队在创作宣传布告及标语时向人民群众表明了此立场。例如，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特别提及了“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族风俗。”红二、红六军团途经云南中甸时，写下了“红军优待少数民族，保护信仰自由”。考虑到语言差异，红军长征中所创作的标语、口号和歌谣不单以汉文来呈现，还有藏文、回文等多种文字表达形式，便于不同民族群众理解。如红军经过贵州时，将当地方言融入标语创作中，创作出“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等易于当地群众理解和接受的标语。此外，在沿途的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充分尊重当地的习俗及宗教信仰，并巧妙利用民族节日和宗教活动，通过演出歌舞、川剧、活报剧等教育少数民族群众，使少数民族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理解并接受党的思想。

因人制宜：培养干部与统战工作兼顾

做好民族团结工作，人是关键力量。党坚持因人制宜的方法，构建起红军长征的民族团结统一战线。一方面，党积极培育少数民族干部。在党的引领与培育下，红军于长征途中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如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满族）、红九军团团长罗炳辉（彝族）、红四方面军总政干部肖福桢（回族）等。他们在长征时期为党的民族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党注重团结少数民族地区的上层人士。1935年3月，中央红军转战贵州镇宁时，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积极统战当地领导人陆瑞光，并与其签下了反蒋作战协定。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藏、羌族地区与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签订了《互助条约》。1936年5月，在红二、红六军团经过滇西北藏族聚居区时，贺龙亲自向喇嘛寺赠送“兴盛番族”锦旗，活佛和掌教八大老僧深受感动，表示愿为红军效力。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团结上层人士，从而扩大了统一战线，推进了红军长征进程。

长征时期，党身处复杂艰难的历史境遇中，以因地、因事、因人的辩证思维开展民族团结工作。这一思维不但为长征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为民族团结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带来深刻启示。“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新时代我们需继续秉持这种辩证思维，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凝聚各民族力量，共筑民族复兴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20XKS026】研究成果。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