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参与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调研工作点滴

□石永言

在1985年遵义会议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与中央档案馆编辑了《遵义会议文献》一书，书名由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这本书附录了一篇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这篇重要文章署名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稿时间为1984年9月。

在纪念遵义会议90周年之际，我将参与这份报告起草的调研情况书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分别对中共党史上存在不同说法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即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前身。

当时，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派办公室主任李志光与研究员陆友山负责遵义会议的相关调研工作。在李、陆二位同志赴遵前，根据工作安排，笔者与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另一位副馆长费侃如分别赴京，并携带有关资料，供研究之用。

遵义会议在当时存在两个需要确定的重大问题：一是开会的准确时间，另一个是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特别需要确定参会人员中是否有邓小平同志。

关于开会的具体时间，当时遵义会议纪念馆采用的是杨尚昆同志提供的意见，即1935年1月8日。这是1957年3月6日杨尚昆同志在北京接受时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孔宪权采访时讲的。我1962年初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后，老红军孔宪权馆长也亲口讲过，说杨尚昆曾对他说，中央红军来到遵义城后，杨尚昆同志于到遵义城的当天晚上（1935年1月8日）接到通知，便赶到红军总司令部即今遵义会议会址开会。根据杨尚昆同志的讲述，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8日晚上开始召开的。据此，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资料将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确定为1935年1月8日。因此，上世纪七十年代，每年的一月八日，遵义都会在红花岗麓的纪念广场举行纪念活动。

赴京后，我向李志光与陆友山同志汇报了纪念馆所收藏的有关遵义会议的资料。重点是1957年3月6日，孔宪权馆长以及资料员国瑞瑧赴京采访杨尚昆同志的谈话摘录，兹录于下：

前次红军到遵义时，三军团司令部是驻在懒板凳（即今遵义市播州区南北镇）一个大地主的房子。到城头去参加遵义会议时我和彭德怀同志住在那个房子的堂屋里（即今遵义会议会址）。

开会时有一张长条桌子，坐得满满的。

出席会议的有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周恩来、林老、董老、李富春、陈云、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我（指杨本人），刘伯承、董振堂（会议临结来时才到了一下）。

王稼祥同志因病，还是躺在过道上的一个座位上。

桌上摆了一些打土豪来的杂糖，但没有人吃，会议室也没有什么布置。

博古与李德曾记得是住在会议那个地主后花园有一道门出去的一个地主房子。

……

会议大约是三天（有档案可查），元月八号开始。

教堂是总政治部住，王稼祥是总政治部主任，就住在那里。

开会的那间房子是在楼上，有窗子靠天井，我肯定记得不错。

会议主要讨论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思想是毛主席思想，报告是张闻天作的，毛主席作过讲话，参加会的人都分别发过言。

当时毛主席虽是政治局委员，但多负责军委方面的工作。

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起草，但主席修正过的。

会议后，军委更具体地由毛主席去负责。

张闻天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主席在当时的含义就是由于是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

张闻天在当时主要就是得力于主席的帮助转变过来的，会议后党中央书记就是他。

遵义会议承认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

会场用凳有方凳、圆椅等，参加会议的人都是草鞋、绑腿。总的来说，会场简单，参加会议的人服装既不整齐，与会时也很随便。

二次回遵义打了一个大仗之后，一直追赶敌人至乌江，约消灭了两个师。（摘自《转折之城遵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我按杨尚昆同志在接受孔宪权馆长采访时说到地向李、陆两位同志汇报，遵义会议参加者的名单里有董必武与林伯渠。但后来纪念馆向董必武办公室征询意见时，董老办公室回函说董老没有参加遵义会议，接着，有关部门也向纪念馆反馈情况，说林老没有参加。杨尚昆同志提供的遵义会议参加人员名单里没有邓小平，但我向李、陆汇报：1958年11月邓小平同志来遵，“站在纪念馆内的走廊上，扫视着阔别二十多年的会议室，兴奋地说：‘就是这里，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里。’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摘自《小平同志在遵义》，1988年8月遵义市政协宣教文卫委员会编）

我与费侃如同志赴京汇报后不久，李、陆二人便来遵开展调研工作。我与费侃如同志参与接待，带着他们查阅了纪念馆所收藏的一些历史资料，参观了当时的陈列展，后来座谈主要谈的还是那两个问题。

关于遵义会议召开时间。李、陆二位同志说，他们在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贵州省有关部门等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经过反复核对考证，只发现一份当年的电报。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中央以“恩来”的名义发出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并对我们说这是目前找到的唯一正式通知。

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李、陆二位同志说，其一根据是邓小平同志1958年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时在会议室亲口说到他参加了此次会议；二是他们采访了邓颖超、杨尚昆等同志后，得到证实。

关于董振堂是否应列入遵义会议参加者，我根据杨尚昆同志的采访向李、陆二位同志谈到，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会议结束时才到了一下，也应该列入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李、陆二同志不置可否，大约意思是没有参加全过程，不能列入其中。但我始终认为董振堂到了会场，并参与了一会儿，也应该是会议参加者之一。

针对董振堂是否是遵义会议参加者之一，我于2001年写了一篇文章《遵义会议出席人员新探》，刊登在《文史天地》杂志2001年第10期上。

通过李、陆二人在京与在贵州的调研，有关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便在他们撰写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并确定下来，为后来的宣传定了调，并写进了党史正本与各种宣传红军长征的书籍。遵义会议纪念馆也将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更正为1935年15日至17日。 

 （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