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东渐”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与启示
□周鑫妍 黄 伟
中医理论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依托封建统治秩序及现实医疗需要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在中国医学体系中长期居于垄断地位。然而,在世界近代化历史潮流大背景下,“西医东渐”致使几千年来长期稳定发展的中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也给今天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带来深刻启示。
一、“西医东渐”的历史演进
十五世纪,欧洲掀起一股寻找东方航线的热潮,各国在亚洲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宗教进行精神征服。明朝万历十年(1582),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以天算、舆地、医药之学,要结人心”。由此,西方医学在中国得到一定的传播与发展,但就发展程度而言还十分有限。康熙三十二年(1693)五月,康熙服用传教士献上的金鸡纳后,疟疾不日即康愈,随即将之奉为“圣药”,还“特于皇城西安门赐广厦一所”给传教士,此后,西方药物在中国普遍传播开来。但总体而言,十九世纪前,西方医学还未完成近代化转型,在中国的传播也只是极小部分,就疗效而言,亦还无法与长期扎根于中国的中医药相对抗。十九世纪后,麻醉法、消毒法和一些医疗设备的发明使用推动西方医学进一步向近代医学转型。为进一步借医传教,西方多国成立海外传教差会机构训练对外传教士,试图通过医疗救助和上帝“福音”消除中国人的排外情绪,使西医在中国获得了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发展。鸦片战争后,清廷迫于条约束缚,给西方各殖民国家传教自由权及设立医院之特权,由此,“以医传教”在中国获得了合法基础,对中医发展造成巨大影响。
二、近代“西医东渐”的影响
“西医东渐”在一定程度上有积极意义。首先,在治病救人方面,通过西医一些新型仪器的使用,有效地改善了以往凭经验医病的弊端,精准治疗不仅缓解了病人反复无效或低效医治的痛苦,也向广大中国群众传播了西医先进的医疗技术与科学理念,弥补了中医治疗的不足之处。其次,在医疗救助方面,一些教会医院具有较强的人道主义精神,设有慈善机构免费、低费为贫困群众进行治疗,为社会上更多群体提供了就医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底层人民的健康面貌。再次,在传播公共卫生观念方面,教会医院是公共卫生运动由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最早呼吁者与实践者,他们在华开展持续多年、形式多样的公共卫生运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最后,在推动中医药近代化方面,随着西医医疗人才、器具等的大量引进,西医院、西医报刊等的大量创建为中西医融合发展创造了时代条件,同时也促使“折衷中西派”“中西汇通派”“衷中参西”等派别不断进行中西医融合发展的新尝试,推动中医药的近代化转型与发展。
虽然“西医东渐”对中医药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带来了剧烈冲击。鸦片战争后,西医得到飞速发展,严重挤压了中医的发展空间,甚至有许多在中医方面有所造诣的大家均转而笃信西医。在西学居于大势的社会风气下,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先后对中医药采取歧视甚至是消灭政策,引发了中医药界人士的强烈不满。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伯唐颁布医学学校课程,1914年称“今后决意废止中医,不用中药”,宣布只采用西洋医学,将中医排斥在外。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医师管理暂行规则》《医士管理暂行规则》,将中西医割裂开来,严重束缚了中医群体的发展。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然不顾中医药千百年来的重要作用,一味崇尚西学。政府对中医药的敷衍搪塞及打压政策让中医药界进一步明白了获得合法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中医药界毅然创办国医院、国医院校、中医药学会等中医药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抗争。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中医药组织,极大改善了长期以来中医分散化、碎片化的局面,推动了中医的制度化、体系化发展。
三、“西医东渐”对中医药发展的启示
一是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要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政策保障。针对现阶段中医药法律体系立法不完善等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建立起科学完整、中西医并重的法律法规体系,确保中医能够在法律保障范围内发挥应有作用,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结合中西医发展优势,提高中医药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根据中医强调“望闻问切”“眼看手摸”的方法,以及诊疗过程中有时治疗周期较长、医生主观性较强的特点,借鉴西医使用现代医学设施设备检查效率高、客观性强的优势,培养一批中医功底深厚、熟练掌握现代医学诊疗设施设备、有较强急重症救治能力的中西医结合综合型人才,提高新时代中医药防治疫病能力。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医药面临的问题与短板。加强中医院制度化、标准化建设,推动中医药行业整体化、规范化发展,较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看“好中医”、吃“好中药”的需求。
二是要创新中医药发展模式,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善用“互联网+”,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发挥信息化时代中医药电商和移动医疗的便捷优势,推动中药材、中成药等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实现中医药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要挖掘中医药养生价值,推动中医时代化发展。针对居民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养生潮”不断涌现的趋势,中医药应持续发挥“治未病”、能“养生”等功效,不断提高中医药养生知识的普及率,有针对性地消除错误养生、反向养生的现象,积极构建融中医诊疗、预防保健、康复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形成较为完整、专业程度高、综合性强的大健康产业链条,突出中医药特色,做好产品创新,让中医药更符合当代医疗保健发展趋势。
三是要厚植中医药情怀,重塑中医药文化自信。要正确看待中医药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以科学立场、观点、方法正确看待中医药发展史,正确认识中医药对中国及世界的重要价值。要大力营造中医药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社会氛围。推动中医药文化振兴发展。推动中医药文化从“学术圈”的小圈文化向广大社会群体扩展,以中医药理论和技术为基础,通过过硬的中医诊疗技术赢得群众认可,真正用中医药造福人民,通过中医药使用者的实践检验不断立稳“好中医”形象,传播“中医好声音”,为中医药文化发展构建社会内在环境与外在条件,使中医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成为助推中医药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基础力量。
四是要挖掘中医药文化价值,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发展。加强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大力弘扬中医药优秀文化,加快“走出去”步伐。要积极做好中医药安全性研究,用更有说服力的实验数据、更加科学化的论证分析打破信息差下一些国家对中医药的误解。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样化的中医药国际传播体系,深入推进中医药知识国际宣传普及,掌握中医药国际舆论主动权。要加强国际中医药教育,强化学术引领,严抓中医师资,把好教师“资质资格关”“入口关”,打造一批高水平、硬实力、能学会教的高素质中医药教师队伍,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文化在国际上发展繁荣。要推动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共同建设跨文化、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合作平台,联合推进中医药国际合作研究,促进中医药的跨国式传播与国际化发展。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