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村文化助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民主协商的逻辑思考

□唐小鹏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发展协商民主”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强调要“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推进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我国农村地域广袤，农民群体巨大，农村社会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成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鲜活实践。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民主协商在寻求多元治理主体意见的最大公约数、凝聚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进步最大同心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民主协商扎根基层、助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增进农村基层群众民生福祉，起到了重要作用。

和睦团结的价值追求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民主协商议事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基层产生的社会矛盾，无论其表现形式多么复杂多样，就其性质而言绝大多数还是表现为人民的内部矛盾，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重要原则一定要把握好。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无论不同主体的具体利益诉求有何不同，其本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乡村文化中和睦相处、团结友爱的价值追求，为不同诉求群体共同商议、民主议事打下了良好基础，让民主协商可以在农村基层社会各方面现实利益诉求不同的背景下展开，涉及一个村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在这个村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当前，在乡村治理多元共治结构下，农村治理的主体已经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各治理主体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内，平等相待、平等参与，以公平、正义、民主、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理顺情绪，通过互动和沟通消除分歧、增进共识，最终协商出符合各方偏好、意愿、诉求的合理有效方案，最大限度地达成利益共识。

协商合作的处事方法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民主协商议事的文化源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吸收中国传统智慧中“和而不同”的文化精髓，遵循求同存异、兼容并蓄，注重不同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间的协调与共处、沟通与互补，在“民主集中”中达成利益共识。唐宋以后，宗族因士人而逐渐发展成熟，士人因宗族而形成基层社会士绅阶层，士绅阶层利用其身份的特殊性建构宗族秩序，并主导乡村民众通过协商制定乡规民约，共同处理本地公共事务和民事纠纷，诸如赈灾、治水、修路、教育等有关公共福祉的事情都有乡贤议事和宗族议事的传统，民间协商已经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初见成型。北宋“吕氏乡约”作为我国最早的成文乡约，其规定的“若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对后世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这种以宗族秩序和乡规民约为核心的“协商”治理方式，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乡村自治”，到今天仍然得以存续。“院坝协商”“村民议事会”等协商自治活动，打造民主协商平台，推动结合农村社会治理现实问题丰富协商内容、拓展协商形式、达成协商共识，推动传统协商文化绽放时代价值。

乡土社会认同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民主协商议事的精神纽带。由于思想观念束缚和经济发展受限，传统农村社会人口流动性和空间移动性很小，人们在一片土地上聚集而居形成地缘关系和熟人关系。作为历史延续和变迁的结果，农村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聚居地域，又具有社会归属的载体属性，诸如“我们村”“村里”就是村民对农村共同体社会的认同表达。村民遵循共同的社会心理，把农村当作自己的社会与精神归属，并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由婚姻或生育而产生血缘关系和家族关系，进一步强化乡土社会认同。在农村社会，人们共同遵守彼此认同、相互关联的一些人际关系准则、行为规范、价值原则和道德礼俗，维系着农村共同体社会的秩序和运行。当下农村社会村落以姓氏命名最为多见，家族祠堂、宗族势力、长者社会等具有明显家族文化特征的群体力量在农村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依据地缘、血缘关系构成的乡土社会认同，基层民主协商过程中尊重理解当地村民文化倾向，借助群体智慧和力量，提出有利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和决策，才能得到农村群众的普遍认可。

村民情感联结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民主协商议事的有效路径。农村社会关系的自然性和机械性特征，使农村群众具有共同的交往和联系意识，进而形成人情往来关系并发挥相应功能，这种情感联结就像黏合剂一样，在化解农村社会分歧、凝聚农村社会力量、促进农村社会和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红白喜事互帮、农业生产互助、好事邻里互惠、在外老乡互联，都是基于乡土社会的道德共识、情感共识，以情感联结为目标构建的乡村社会关系新秩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持久性。面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传统的法律和行政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规范言行举止、明确权利义务、强制政策执行，但往往与农村群众有着情感和观念上的隔阂差异，这时情感治理成为一种重要方式。通过研判和理解村民的情感需求和心理状态，在情感层面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搭建互相理解、支持和信任的对话平台，为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农村基层社会协商民主。

 （作者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