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东“龍”西“虎”摩崖石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文/图  赵修朝

在贵阳老城区东南的东山顶上，有个高2.7米宽2米许的草书“龍”字摩崖石刻，而在西北隅黔灵山九曲径边的岩壁上，还有个高4.5米宽3.8米的草书“虎”字摩崖石刻，“龍”“虎”二字笔力遒劲，令无数游人赞叹不已，两大石刻东西相望，为省城贵阳平添了几分文采。究其历史背景，乃是清咸同年间，贵州少数民族起义，咸丰十年（1860）五月，义军攻陷修文逼近贵阳，奉命“节制近省诸军”的参将赵德昌（字达庵）于六月间一举收复修文、扎佐，省城贵阳得以保全，赵德昌以军功升任安义镇总兵，署理贵州提督，志得意满的赵提督欣然作擘窠书“龍”“虎”二字（一说是其幕僚、著名书画家孙竹雅代书），分别镌刻于东山和黔灵山之峭壁巉岩。据研究，赵氏此举意在明赞贵阳龙盘虎踞之地理形胜，暗喻赵家军龙腾虎跃之彪悍军威。那么，彪悍威猛的动物比比皆是，赵德昌为何锁定龙和虎呢？这需要从两处石刻所涉及的我国古人的图腾崇拜传统和吉祥文化信念说起。

很久以前的原始人囿于对人类世界的认知局限，崇拜某种动物或者以为自己的氏族源于某个物种，于是产生了图腾信仰，并长久传诸后世。从远古到现代，人类普遍抱有趋吉避凶心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吉祥文化。我国的吉祥文化博大精深，包括吉祥动物、吉祥植物、吉祥物品、吉祥名称、吉祥图案、吉祥活动、吉祥用语、吉祥文字、吉祥符号等等诸多内容。吉祥文化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旨趣和审美习尚，能给人们带来愉悦的心情，唤起人们对人生的美好向往，国人一向崇而尚之。龙是中国古人凭想象创造出来的神异动物，世上无此物种，我们的民族信仰中却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龙宽阔隆起的前额象征聪明智慧，鹿角象征长寿，牛耳寓意名列魁首，虎眼表示威严，鹰爪表示勇猛，剑眉象征英武，狮鼻象征富贵，金鱼尾象征灵活，马齿象征勤劳勇敢，身体各部分都蕴含着吉祥的象征意义。古人相信龙能够腾云驾雾，兴风布雨，还能够辟邪除祟，禳除灾难，具有无比神奇的力量，龙渐渐成为我们民族的共同图腾。现实生活中不少人谈虎色变，但在国人的吉祥文化理念中，虎却是能够辟凶镇宅的祥瑞角色。龙、虎均能体现我们民族的文化旨趣和审美习尚，自古至今，颇有“人缘”。达庵先生留下的“龍”“虎”摩崖石刻，丰富了东山和黔灵山的文化意蕴，赋予筑城形胜阳刚雄健之美，因而在赵家军早已淡出历史的今天，这两处石刻作品依然备受贵阳市民和外来游客青睐，虽其历史背景早已时过境迁，文化价值仍将长久存在。

或问：赵德昌当初为何于东山雕“龍”，在黔灵山刻“虎”，而不是于东山刻“虎”，在黔灵山雕“龍”呢？这就要涉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学及阴阳、五行等多种学说了。提起风水，现在很多人习惯于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迷信”。但据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文衡等专家学者研究，我国的风水学，其实是在古代地理学基础上吸收古代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天文学和阴阳、八卦、五行、术数等内容，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特有的风俗文化，兼有风俗、科学和迷信等多种成分。若剔除其迷信性质的糟粕，似乎可以将其视为我国古代尚未成熟的地理和生态学说，其中不乏可资借鉴的合理因素。而风水学用以表示地理方位和地势形态的名称，就是从天文学中顺手牵羊“牵”过来的。

我国古人观察星象时，把天空的二十八宿分为东、南、西、北四组，分别以神话中的“四神兽”（又称“四灵”、“四象”）龙、雀、虎、武（武是古人想象出来的龟蛇相交的产物）为之命名。后来五行学说大行其道，古人将五行的木、火、土、金、五要素，分别与方位、颜色相对应。以五行的木，对应方位的东和颜色的绿（包括青、苍二色）；五行的火，对应方位的南和颜色的红（包括朱、赤二色）；五行的土，对应方位的中和颜色的黄；五行的金，对应方位的西和颜色的白；五行的水，对应方位的北和颜色的黑（包括玄色）。于是，天文学在“龙”“雀”“虎”“武”四字前面分别冠以表示四方颜色的“青”“朱”“白”“玄”，组成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个名词，以青龙作为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的总称，以朱雀作为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的总称，以白虎作为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参、觜的总称，以玄武作为北方七宿牛、斗、女、虚、危、室、壁的总称。风水学出于称呼地理方位和地势形态的需要，直接借用天文学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个术语，称呼地面上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和相关地势形态，于是便有了“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方位概念。

西方国家的地图，最初主要是由航海、探险的人绘制和使用的。北半球的人夜晚需要凭借北极星辨别和确定方向，他们看地图时，需要把地图上的北边摆在前方，于是就形成了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这样的地图测绘形制，这种形制到明末清初才传入中国。我国早期的地图，主要是绘制给帝王们使用的，那些“九五之尊”们秉持“向明而治”的威仪，总是面向南方正襟危坐，为方便他们看地图时对应实际地理方位，我国从前的地图大多采取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方位绘制。风水学借用这种方位规则，使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说法，有时又表述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即《礼记·正义》所谓“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雀、玄武、青龙、白虎”。

由于“青”代表的是东方，“白”代表的是西方，所以，青龙只能占据红日东升的方位，白虎必须坚守日落西山的方向。 赵德昌于东山雕“龍”，在黔灵山刻“虎”，属于遵循风水、五行等传统文化规范行事，两处摩崖上面的“龍”“虎”只能这样各就各位。依据风水、五行等传统文化原理，“龍”字摩崖石刻所在的东山，相当于贵阳老城区的“青龙”，“虎”字摩崖石刻所在的黔灵山，则相当于贵阳老城区的“白虎”。

我国历史上很多人素有浓厚的风水情结，对于风水理念他们宁可轻信盲从，也要避免“输在”风水禁忌上面，大至城镇的坐落方位和规划布局，小到民宅的房屋坐向和庭院布置，只要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允许，莫不遵循堪舆规则行事。别看赵德昌出身行伍，民国《贵州通志》对他的记载却是：“颇习文学，著有《枕戈室诗草》未梓。”他留在东山顶诗碑上的《同治甲子夏五月重游东山》律诗，就显示了相当高的文学素养。而且其幕僚孙竹雅出身于书香世家，“少有才名，诗书画兼善”，对赵德昌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观念难免有所感化。深受当时那样的文化环境熏染，且刚刚走马上任的地方军事长官赵德昌，深信风水对于地方发展运势以及对他本人仕途命运具有重大影响，他于东山雕“龍”，在黔灵山刻“虎”，亦不排除培补地方风水硬件，强化民众风水自觉的动机。他这一举措似在提醒贵阳市民：东山是贵阳城的“青龙”，黔灵山是贵阳城的“白虎”，对这两大风水宝山，大家都应善加呵护。

风水理念中表示地势形态的“四象”，对于某座城市来说，可以是周边的山脉、河流、湖泊、道路，也可以是某些地标性的特色建筑，大凡具有明显特征的地势形态和自然、人文风物均可充当。贵阳的山川形胜特征，从前的史志曾经描述为“富水绕前，贵山拥后”。老城区南面的富水、南明河，均具备充作贵阳“朱雀”的资格。至于贵阳老城的“玄武”，依地理方位，老城区正北方的贵山（此处指关刀岩）应该当之无愧，但前人选择的却是老城区东北方的相宝山。对于相宝山的摩崖石刻，今人大多只着眼于“寳山留雲”和“黔山半壁”两处，却忽略了另一处石刻。经常登相宝山游览的人们想必都不陌生，就在这两处摩崖石刻东北方三四米远，高出这两处石刻约七八米的岩壁上面，还有一处横宽1.5米、竖高0.6米的摩崖，上面阴刻着0.4米见方的三个行草大字“玄武山”，两端的款识早已风化无迹，现已无从考证何人何时书写和镌刻，但这处摩崖石刻亦在提醒我们，前人曾经选择相宝山作为贵阳城区的“玄武山”。

风水学所说之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贵阳老城“四灵”齐备。这样山环水绕的地理环境，正是堪舆家所推崇且令很多人所仰慕的“风水宝地”，也是成就今日四方向往之“爽爽贵阳”的优越地理环境和良好生态基础。即使抛开传统风水学不论，单从现代生态学的眼光来看，山清水秀、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贵阳，亦属不可多得的宜居、宜游、宜创业、宜发展的现代文明城市。

贵阳东山远景。

东山上的龙字摩崖石刻和黔灵山上的虎字摩崖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