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长龄与张锳的交集

□文/图  王先启

贺长龄，清代道光年间有名的封疆大吏，是晚清经世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主张经世致用，并将其思想体现于为政实践之中，在贵州任上尤为突出。与贺长龄同在贵州为官的河北南皮人张锳，被贺长龄视为杰出的下属。身处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在经世致用方面的很多看法和做法一致，都在通过变通、务实的举措，兴利除弊，致力于缓和社会矛盾，探寻挽救民族危机之路。其中，在推动贵州文教事业发展方面最有建树。

贺长龄，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进士出身，深得道光皇帝看重，先后担任过江西南昌府知府，山东、广西、江苏按察使，江苏、山东布政使，山东巡抚，福建、直隶布政使等职，颇有政声。

在清代，贵州是有名的穷省，阶级矛盾突出，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秩序较为混乱，词讼案件纷多。考虑到一味的征剿镇压不是办法，道光皇帝有意选派一批政声较好的文臣前往绥抚。1836年，朝廷颁旨升任贺长龄为贵州巡抚。

贺长龄甫到贵州上任，便接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御史刘梦兰参奏称张锳“在官靡费”，并“将所买房屋，增加价值，抵作交代”。道光皇帝下旨彻查。

当时，张锳在贵州任职已近十年，刚由贵筑知县调任贵州黎平府古州同知。遇到这样的事，心里自是憋屈不已，但他面上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和抱怨的情绪，而是积极主动配合调查，给了贺长龄一个良好的初步印象。

随着调查的深入，贺长龄发现，张锳在任贵筑县期间无奢靡等事，离任时移交亦很清楚明白，且为官勤敏，在民众中颇有赞誉。经如实上奏朝廷，朝廷以刘梦兰“所奏着毋庸议”了结此案。此案中，张锳为贺长龄的秉公办理所折服，贺长龄亦非常欣赏张锳的才干。两人因此惺惺相惜，名为上下级，实为朋友。

此后，贺长龄总是有意无意地在道光皇帝面前推荐张锳。而张锳也不负所望，在听讼、治盗、义仓及兴办书院等方面均做出了很好的业绩，得以以古州同知的身份进京面圣，享受到了同级官员中鲜有的荣耀，仕途也因此变得平坦。先后署理黎平府知府、遵义府知府、安顺府知府，1841年擢升兴义府知府。

道光十九年（1839），有御史奏称兴义府民众穷苦，皆因外来汉族移民盘剥苗民（当地少数民族），要求朝廷对迁徙到兴义府的汉族移民予以严惩。贺长龄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兴义府汉族移民虽众，但多为生活所迫方才背井离乡，盘剥苗民者却仅为个别现象，便上奏朝廷，认为不能以偏概全，激化民族矛盾，只要变堵为疏，引导相互之间增进交流，发挥各自优势，就能让双方受益，促进和睦共处。

为解决灾民的救济问题，贺长龄命令各府增设义仓，增加粮食存储量。按照当时的惯例，义仓都是在民众青黄不接之时出借，秋收后返还，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借易还难，还因缺乏监督，管理者贪腐现象频出，导致义仓亏空。针对弊端，贺长龄改出借为平粜（平价出售），并责成各属绅士共同参与其事，谷贵则碾米减价出粜，银存在官，账目由乡绅掌握。市场价格低时买进粮食，交由乡绅保管，官方则负责拨付银两，达到双方相互监督的目的。

咸丰元年（1851），张锳结合兴义府实际，在贺长龄义仓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将义仓存银交当铺生息，每年由官绅共同监督当铺用利息购买粮食存入义仓。“俾义仓谷石愈积愈多，以备荒歉，以济庶民。”

贺长龄的经世行为中，透着对贫苦民众的同情。这一品格在张锳身上表现得也极为突出。如其主持编纂的《兴义府志》就专门对布依族农民起义原因作出了分析：“昔嘉庆二年，府役为虐于仲苗，仲苗遂反。”同情仲苗被“虐”，阐述了官逼民反的事实。

咸丰四年（1854），独山杨元保起义始，贵州各地纷纷响应，前后“闻风起事者”五十四起。冉秉成、涂令恒带领的起义军围攻兴义府城，张锳突围出城率民团击败起义军。“一战擒其渠魁冉秉成、涂令恒等，斩之，令胁从者各散去，赦不洽。”此时，面对极度混乱的时局，张锳在府城招堤建起一亭，名“省耕”，并题联“客亦知夫水月乎，即此悟天心人性；翁之乐者山林也，倩同参鸟语花香。”对时政进行反思。

“黔地贫瘠，文教未兴，或连数厅县，无一义塾。”基于这样的观感，在贵州任上，贺长龄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振兴文教上。致力教化民众，培养人才。他专门拨出银两整修贵阳各书院，经常性亲自课学，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兴建书院义学之风。几年间，增设或新建的书院义学遍及贵阳、铜仁、安顺、石阡四府，普安、八寨、郎岱、松桃四厅，黄平、普定、天柱、清平等诸州县。

在育才方面，贺长龄对“古之学者所以学而为人也，今竞心于利禄”的现状深感痛心，主张“真才必从德出，则其才乃为有用”。

这样的大环境下，张锳来到兴义府得以在文教方面大展作为。仅1842年一年的时间，张锳就筹集白银近四万两，重建府试院，增建府城义学两所，命建所辖州县书院两所，并解决士子小试、乡试、会试之费和书院、义学运行经费。同时，自己出资，每晚义务为挑灯夜读的士子添加灯油，到广州、贵阳等地购买经史书籍，供士子阅读，多渠道、多方式激励士子求学。

贺长龄还给予了张锳兴学方面的大力支持。接到张锳的《捐修试院详稿》后，贺长龄立即作出批示：“据详，捐建试院兴工日期已悉，仰布政司即饬该府，督饬教授及士民等赶紧修建。俟工竣，查明捐输姓名银数，由司核议，详请鼓励。”府试院修建完成后规模宏阔，号称“甲天下”。贺长龄闻之大喜，果真上奏朝廷，分别对在修府试院中出工出力的张锳等人进行嘉奖。

此外，张锳教导子侄“贫，吾家风也，汝当力学”，以及他“夫吾人读书，岂仅为科名？科名者，事业之阶梯耳”的见解，也与贺长龄的育才观念相同。

贺长龄注重地方的编史修志工作。道光十八年（1838），他下令编纂《遵义府志》，由遵义府具体负责，着“西南巨儒”郑珍与莫友芝合编。次年，张锳署理遵义府知府，恰遇府志编纂面临资料匮乏等实际问题。张锳随即筹款支持，让府志编纂得以持续。到黄乐之出任遵义知府时，张锳特意关照，请他继续支持府志的编纂。

《遵义府志》历时三年成书，被梁启超誉为“天下第一府志”，也被张锳之子，晚清重臣张之洞列入清代二十五部省志、府州县志善本名录中。

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锳到任兴义府知府后，立即着手编纂《兴义府志》。期间，查阅藏书上万卷，采访官绅民众数百人，请邹汉勋、朱逢甲等名家襄修，数易其稿。甚至为了完成府志编纂，主动要求放弃擢升遵义府知府的机会。历时十三年，府志完成，遇到了没有出版经费的难题。张锳又捐俸银，让志书得以问世。

贺长龄、张锳相遇相识相知于贵州，他们是晚清政治上的一股清流。可惜晚清时期总体政局动荡、吏治腐败、民生凋敝，尽管有贺长龄、张锳等一批文人志士变通、务实，但仍然挽救不了清王朝走向衰亡的颓势，也注定了他们不会被当时的官场所待见。

道光二十五年（1845），贺长龄升任云贵总督。时值云南回汉之间矛盾加剧，争斗不止，贺长龄不赞成铁腕镇压，主张汉回一视同仁，秉公执法。试图通过“恩威并济”“剿抚兼施”来缓和矛盾。朝廷诏斥其庸懦，降补河南布政使。道光二十七年（1847），贺长龄再度受到牵连，被彻底革去官职，最后病逝于家中。

咸丰六年（1856），张锳奉命征剿苗民起义军。他同样采取了“剿抚兼施”的策略。多用“围而不攻”之法，“令其归化奉法，复为农民而已”，“复揭示以免苛征、禁侵暴谕苗”。云贵总督恒春存心打压张锳，不但在奏折中歪曲事实，称张锳“节节败退”，还剥夺了张锳的军权。张锳悲愤交加，病逝于军中。

贺长龄在贵州所展现的经世行为以其所主持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为理论基础。后来的魏源则因为具体负责该书的编纂而让自己的经世思想走向成熟，继而举起了揭露和痛斥时弊的旗帜。

在贺长龄经世行为的熏陶下，张锳“知府添灯油”的兴文重教典故广为流传，并由此诞生了“加油”一词。其子张之洞又在父亲的影响下，从经世行为中发展了“中体西用”思想，成为洋务派代表人物。

细细梳理下来，贺长龄、张锳于贵州的发展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清道光年间，贵州局势能保持大体安定，离不开他们的功劳。他们之间的交集，不失为一段佳话。

贺长龄画像

（作者系安龙县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