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笺注》——

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的又一座丰碑

□汤序波

《史通笺注》

（唐）刘知幾  著

张振珮  笺注

中华书局

笔者与《史通》的缘分颇深。祖父汤炳正1930年代末撰成《史通校笺》，书稿后不幸烬于兵燹。1946年2月他受聘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每周课程中有“《史通》三小时”（“国立贵阳师范学院聘函”）。同年8月他又兼职于贵州大学，“奔走于两校之间，任课甚忙，计开有‘文字学’‘声韵学’《楚辞》《史通》等”（《自述治学之经过》）。据他晚年回忆，抗战初期困居家乡时，曾对《史通》“下了一番功夫，有一些心得”，因此战后“所讲的课程，有刘知幾的《史通》”（《剑南忆旧》）。他当时显然是把这门课排在重要位置。惜乎他关于《史通》的研究，已片楮不存。

笔者有幸奉读张振珮先生（1911—1988，贵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的《史通笺注》（全2册，凡87万字，以下简称《笺注》），该书熔校、笺、注、评于一炉，对明清至今人十数家的校勘训释成果，无不兼收博采，一一详细考辨，确实是一部校勘精审、笺注详密、辨章学术、溯源析流的经典之作。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笺注》集校训释评之大成，是今人研读《史通》不可或缺的精善之本。

当代学术界若要找一位刘知幾的异代知己、《史通》研究的大功臣，我想定非张先生莫属。先生研究《史通》逾三十年，“所见的各种版本以及对《史通》的评、释、笺、记等，无不认真研读，仔细推敲，探流溯源，求其本旨”，在《史通》研究上反映了“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笺注》出版三十七年后，其子张新民教授又做了最新修订，根据今日读者的需要，增补注释279条，计51000余字，更便于文意的理解。这部父子两代接力研究、凝聚两代学人心血与智慧的书稿，2022年8月由中华书局收入“中华国学文库”中刊印，并荣获2022年度中华书局双十佳图书中“古典学术类”十佳图书，足见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古籍校注本最值得关注的是校记注释，因其最能见出作者的专业水平。是书释义精要，注释典雅，随注小考证，往往要言不烦，发前人所未发。笺注本事本旨，必穷其源；注释难词难字，必畅其义。或校释并下，或掇异补阙，短的不及一行，长的竟占三页篇幅（P819—821），一如作者所说，“史注于释文之外，实尚有补阙、考异两项任务”（P216）。去取贵严，作注贵博，凡古今大事，《笺注》都能原始要终，究源竟委，寻其枝叶，颐彼泉薮，充分体现出今天学术界研究《史通》所达到的水平。兹不揣浅陋，胪列数例如下：

《笺注》注释详细，小至标点符号，大至段落章旨，无不出注，可谓是不放过一字。如《史官建置》“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一句，前人应注而未注，先生认为：“章和：汉章帝年号（87—88），不是章帝、和帝。”（P547）黄寿成点校本，在“章、和”之间加顿号，以为是汉章帝、汉和帝二谥的简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P91）。东汉中兴，从光武帝（25—57）、汉明帝（58—75）到汉章帝（76—88），时逾半个世纪。《隋志》载：“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又于东观集新书。”明帝时，“汉东京图籍在东观”，班固等为兰台令，曾著书东观，文治大盛。至章帝章和年间，东观所藏图籍已极丰富，因此才有汉和帝（89—105）永元十三年春（101年），“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的景象。《笺注》认为东汉“图籍盛于东观”，时在章和之后，与史籍记载极相吻合。若按黄氏校本，“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不仅忽略明帝朝不计，而且时间未免太晚……

《史通》是刘知幾数易寒暑、倾毕生心血而撰成的史学巨著，是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的一座丰碑。在张先生看来，“《史通》一书，不是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而是评价过去史书叙述历史人物及事件之得失，探讨编纂历史之理论和方法。舍此而论《史通》，自难搔着痒处。”（P263—264）因此，《笺注》各篇之首均有解题，对各篇的精义提要钩玄，不仅不“纠缠个别事实之出入”（P916），且博采众说，融贯诸家，紧紧围绕全书宗旨，阐明刘知幾的史学思想与撰作意图，并加以评析。其评析博综各家议论，偶下断语，间出己见，每每胜义迭出，妙不可言。凡洞察刘知幾思想者，往往不吝赞美之辞；昧见刘氏本旨者，常常明指得失之由。评论赅要，极为公允。

往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说：“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贵州大学拥有像张振珮、张新民父子这样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实乃学校甚至全省、全国文科之大幸。历史必将证明这一点。“名门之后，必有达者”，殆张氏父子之谓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