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团结宣传工作探赜

□杨红玲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离不开党的民族团结宣传工作。红军长征途经多个省份，包括苗、瑶、藏、回、土家、布依、侗、壮、彝等14个少数民族居住区。红军长征时期的民族团结宣传工作对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主张，消除民族隔阂，唤醒沿途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汇集起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强大合力具有重要作用。

注重民族团结宣传工作的政策指引。党的政策指引为民族团结宣传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以确保党领导下各民族相互理解、尊重和合作。红军长征期间，我们党出台了一系列科学的针对民族团结工作的政策、条例、指示、要求，确保民族政策宣传顺利开展。例如，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随后又给各军团政委、政治部下达《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1936年3月，红军四方面军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政治部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等。这些训令、指示、布告的施行，争取了少数民族居住区各族群众赤诚相待和大力支持，使得红军能够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并团结各民族力量，瓦解敌人包围圈。

强化民族团结宣传工作的队伍建设。打造觉悟高、有激情和使命感强的革命宣传队伍是红军长征时期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一方面，要求长征中的红军战士都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宣讲者。通过教育引导，使得红军长征宣传队伍了解多民族历史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提升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例如，1935年5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要求各连队组织动员起来，深入到各民族群众中去宣传；1935年7月，《红星报》刊发《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要求每个红色指战员自觉参加民族团结宣传工作。另一方面，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宣传干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红军长征过程中调节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举措。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尽量吸收当地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管理工作，注意当地干部的培养与提拔，以消除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党在红军长征中先后培养了谢扶民（壮族）、龙贤昭（侗族）、关向应（满族）、罗炳辉（彝族）等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斗争做出了卓著贡献。

抓住民族团结宣传工作中的关键一环。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具有广泛深远的历史性、民族性、群众性、敏感性。红军在长征时期的民族团结宣传工作抓住了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这一关键一环。长征过程中，红军把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条重要纪律。例如，1935年5月，党中央颁布了“训令”，要求全军指战员“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率部进入回民聚居的甘肃静宁时，严格要求部队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并赠送匾额和礼品，扩大了党和红军影响。在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宣布，汉藏蒙回满等少数民族有应用自己的言语文字及信仰与居住等自由。红军长征中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尊重和团结各民族。

丰富民族团结宣传工作的方法形式。针对不同民族、群体、个体的具体情况，我们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采用灵活而又实用的方法形式，向长征沿途的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政策。193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宣传方法上迅速转变，“在番民群众中须尽量的将宣传品翻成番文散发张贴，并须与番民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1936年7月通过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决议草案》要求，在了解西北地区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灵活的组织行军中与战斗时的宣传鼓动与文化娱乐工作”。通过努力探索，我们党探索出多样化的民族团结宣传工作方法形式，包括党领导下的红军“上山宣传队”“粉笔队”；印发传单、布告，刷写标语、口号；与少数民族群众开展“茶话会”“联欢会”等。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这些灵活多样的宣传内容、宣传方式符合少数民族群众的需求，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必须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红军长征过程中积累了做好民族团结宣传工作的重要经验，我们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为新时代我们党重视民族团结宣传工作、凝聚各民族磅礴力量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的智慧和启迪。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军长征途中的民族工作资料辑录与研究”（20XKS026）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