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断代农书研究范本

──邱志诚《宋代农书研究》的创新价值

□汤序波

《旧唐书》刘知几本传载其答郑惟忠云“史才须有三长”，即才、学、识。窃谓此中尤以“识”为最，若缺“识”，学、才便不足据。在我结识的当代史学家中，温州大学瓯江特聘教授邱志诚便是一位以史识发言而卓立于学林者。这些年来，邱氏在宋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最近，邱氏出版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宋代农书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殊具创新价值的高质量学术著作。宋史大家张邦炜在序中指出，该书是近千年来“对宋代农书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

笔者认为该书除了选题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创新价值。首先是全面性。自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以来，包括宋代农书在内的传统农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清末、民国时期是起步阶段，主要是对传统农书的编目和汇编，以“结数千年农学之总账”（《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金陵大学图书馆，1929年）。代表性成果为毛雍编《中国农书目录汇编》及万国鼎主持编纂的《先农集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是发展阶段。1955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古为今用”“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号召，传统农书整理研究工作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万国鼎、石声汉、王毓瑚、梁家勉等学者对经典农书的校释整理都是重要成果。改革开放后是繁荣阶段。由于此期经济、科技、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术研究欣欣向荣，传统农书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呈现出多元化格局。要言之，邱著以前的宋代农书研究可以概括为目录学成果，对某一部或某一类宋代农书的整理研究（尤集中于茶、花果、食谱食疗、酿酒、灾害防治等），以及专史、通史、综合性著作中的涉及之论。可见，宋代农书缺乏全面的、包举一代的综合性研究。邱著迎难而上，查阅资料数万种，最终考得宋代农书总计255种，较之前人辑录仅100多种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为宋代农学研究奠定了一个崭新的、更加雄厚坚实的文献基础，唯其如此，才能正确揭示宋代农学进步轨辙、重构宋代农学知识谱系。

其次是系统性。邱著除绪论、结论、附录外，共14章，86万字。如绪论梳理了中国传统农学、传统农书涵义的演变，从范式转移角度回顾了晚清以降120多年的传统农书研究史；结论部分则在各章具体研究的基础上，阐释宋代农书的整体特点及其在农学史上的地位。概言之，邱著的系统性一是建立了一个在现代农学科学性、中国传统农学发展实际的特殊性和涵盖农书类型的全面性之间具有较好平衡的新分类系统，将全部宋代农书纳入其中逐类加以研究；二是将宋代农书放到整个传统农书系统中加以评估；三是将宋代农书置于东亚文化圈这个更大的文化系统中加以考量。正是基于系统研究，是书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多有突破，发他人所未发，但却都有理有据，公允严谨，令人信服。如认为宋代农学哲学“在天、地、人三才因素中非常重视人的因素”，本质上“赋予了人类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更高的主体性地位——由消极的适应、顺应自然环境条件变为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环境条件”，是农学史上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在整体比较宋代农书与元明清农书后，认为“宋代农书不仅是北魏以来传统农书的一个新发展期，还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农书的鼎盛期；宋代农学不仅是北魏以来传统农学发展的一个新高峰，还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农学的最高峰”。著名农史专家惠富平指出本书“为新时代断代农书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范本”，良有以也！

《宋代农书研究》的价值之三在于史料的丰富性。邱氏学殖深厚，读书之博令人惊叹，所著除了大量采用农书、正史文献，还充分利用考古、方志、碑刻、文集、笔记等方面材料。读书万卷始通神，这使其研究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不仅新见迭出，纠正前人研究错讹亦伙。如过去一般认为明季徐光启首用“农学”概念，邱著考指最早出自朱元璋《资世通训》；一般认为马揖《菊谱》早已亡佚，邱著考其即史铸《百菊集谱》所收《晚香堂百咏》，因系韵文体新体例故史氏当面而不识；一般认为《吴郡图经续记》作者朱长文生年无法定谳，邱著据杨万里等虚报官年之例推定其魁龄有误，使这一悬案得到圆满解决。邱著史料运用之功不仅止于竭泽而渔，还体现在尽量援据宋元古本与通行本的对比纠谬上。

第四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邱著综合运用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理论方法，折冲析疑，使很多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如书中利用气象学知识推测佚书《耒耜岁占》之内容，利用植物生理生化检测指标验证蔡襄《荔枝谱》对陈紫荔枝的推崇之非夸饰，利用化学置换反应原理解释窦萍《酒谱》载酸酒返甘法之有效性，利用人口学理论分析宋明酒名的雅俗之变，利用地理学知识明辨《彭门花谱》非言四川彭州之通说等，都令人印象深刻。的确，要对传统农书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跨学科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这对研究者的知识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总之，邱著体大思精，兼擅义理、考据与辞章之长，是一部集大成的典范之作，推动宋代农学史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宋代农书研究》

邱志诚 著

凤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