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安考古：六年三次斩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张  鹏  肖  燕

　　近日，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从众多优秀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贵州考古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并不是贵安新区的考古项目第一次获此殊荣。2016年和2020年，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和招果洞遗址，就曾以“绝对优势”先后拿下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同一个地区6年3次拿下“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对一度被认为“无古可考”的贵州来说，实属不易。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成立不到10年的国家级新区成为了贵州考古的“福地”？ 

　　历史厚度——上万年来人类活动从未断绝

　　贵安新区的考古工作自1954年开始，已走过近70年的历程。特别是在1981年，考古专家对原平坝县白云镇的飞虎山遗址进行了发掘，第一次在今贵安新区境内发现了史前洞穴遗址，根据炭十四测定的最老年代为距今约1.3万年，并出土了贵州目前唯一的一块彩陶。

　　2013年以来，随着贵安新区建设的步伐加快，为配合贵安新区项目建设的考古调查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力度也不断加大。基建考古和主动性开展的史前洞穴遗址考古发掘齐头并进，贵安考古工作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3次重大考古发现就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

　　入选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牛坡洞遗址，最早大约在距今15000年以前开始有人类居住,一直延续到距今3000年左右，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起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标尺性的地层堆积及文化序列。

　　荣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的招果洞遗址，是黔中地区人类活动的最早证据。从距今40000年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数万年来人类活动从未断绝。该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研究西南地区早期人类居住活动、进一步复原史前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拿下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大松山墓群，墓葬时代从两晋到明延续1400余年，犹如一部埋藏地下千年的黔中通史，首次完整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集中反映了黔中地区当时的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情况，展现了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

　　“从史前文明，到秦汉时期，到魏晋南北朝，再到唐宋元明清，地处黔中地区的贵安新区上万年来人类活动从未断绝，成为贵州文化发展脉络考古材料书写唯一连续的地区，是贵州本土文化连续发展一个完整的序列、实证和标本。”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兴龙说。

　　“从目前已经发现的考古资料看，贵安考古在贵州考古中具有独特性、唯一性、代表性和典型性，有着重要意义。”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说，贵安新区一系列考古成果证实，贵州不仅“有古可考”，而且有着悠久的人类历史和丰厚的文化遗存。

　　政府力度——城市开发建设坚持考古先行

　　贵安考古取得丰硕成果，这与贵阳贵安在城市开发建设中重视文物保护分不开。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就是贵阳贵安为配合大型基本建设而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典型案例。要动土，先考古。在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建设项目建设前，首先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勘察，并发现大量古墓葬遗迹。在项目建设工期紧、考古发掘任务重的情况下，省考古所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半年时间高质高效完成考古发掘工作，4000余件（套）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并一举拿下“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掘，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又不影响大型基本建设，实现了基本建设和考古发掘‘双赢’，取得了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双丰收。”周必素说。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掘并非个例。自贵安新区开发建设以来，全面贯彻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统筹做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强化对新区区域内历史文化的挖掘、研究和保护。

　　据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处处长周星介绍，2018年，在贵阳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中，明确将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工程用地规划综合评估或建设许可审批系统进行统一管理运行，即工程建设前必须进行考古调查。

　　不难看出，站在历史新坐标的贵阳贵安，既要项目建设的“热度”，也要文物保护的“温度”。“基本建设是为了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通过考古工作将为城市的文脉与传承增添新材料。从这个层面来说，考古工作和基本建设同等重要。作为省会城市，贵阳市和贵安新区拿出有力举措，推动基本建设考古先行，是全省的标杆。”周必素说。

　　考古深度——多学科多技术提升考古质效

　　地下有“宝”，如何把它们“挖”出来、保护好、研究透，并精彩地呈现给社会大众，这需要有效的方法，更需要专业的队伍。

　　作为贵州唯一一支专业考古队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全省的考古工作。该所现有人员2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6人。单从人员规模和数量上看，可谓十分单薄。但从考古成果来看，却收获满满。

　　“我们的考古队伍与河南等‘考古大省’没法比，就是与四川、云南、重庆、广西等相邻省份相比，我们的人员也是最少的，但是我们取得的考古成果并不少。”张兴龙说，仅从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数量来看，目前贵州已有8个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西南地区仅次于四川。

　　在“人少事多”的情况下，贵州考古人积极作为，秉承开放合作的态度，开启多单位合作、多学科结合的考古模式，用干劲、拼劲和闯劲，夯实了贵州文化自信的底气。

　　“多学科、多技术手段的运用，是新时期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我们贵州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周必素说，以大松山墓群为例，由于其时代长，出土文物多，脆弱文物比较多，而且不少器物是新出现的。因此，要对墓葬、出土器物等进行准确的判断和高效的研究，就必须辅以科技手段。“通过包括DNA检测、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等多项技术手段的运用，为我们及时了解、认知和解决很多疑问和学术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让我们能在短时间内较为深入、全面地研究墓葬和出土器物，这也是大松山墓群能够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