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柳江流域发展史述略
□唐合亮
都柳江位于贵州南部,发源于独山县,全长310公里,落差1176米,流域面积11326平方公里。干流流经三都、榕江、从江等地,支流间及都匀市、丹寨县,涉及黔南和黔东南两自治州。流域内气候环境温润宜人,雨量充沛,是珠江上游重要生态涵养保护区之一。都柳江历史上是黔桂粤重要水上交通枢纽,近代贵州最重要的航运通道,贵州境内5条具有独特经济文化价值的重要河流之一;是川黔等省通江达海重要便捷通道,是大西南、贵州向外发展,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
都柳江流域发展史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团结奋进史。流域地趋中原内地,居住有汉、布依、侗、苗、水、瑶等族人民,文化多样性保存良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经文化习俗的碰撞交流与汇聚融合,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地域物质与精神文化,为丰富祖国文化宝库做出了积极贡献。长期以来,各族人民大杂居小聚居,互嵌式交错分布,胼手胝足,辛勤劳作,相互尊重,团结和睦,守望相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流域内大量保存了各类文物古迹:各省会馆遗存、建筑物、衙署、书院学堂、庙观祠宇、亭榭楼阁、鼓楼、风雨桥、碑铭崖刻等,都深刻反映了纷繁深厚的内外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各族人民在保留自己的一些传统文化特点的同时,也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诸方面,不断增益共同性,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流域内的地域发展史充分揭示了一个重要客观事实,历史主流是各族人民对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进步。
流域各类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源远流长。秦汉之前,该流域属楚国南裔,限于当时地广人稀、山川阻隔,与中原内地联系不多。虽略处遐方,远离中华文化核心区,处于边疆与内地的结合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中原内地、地域周边各种联系不断增强,交往交流交融从未中断。从最初简单的自然物资交往层次,渐进到物质与文化的交流,再到现代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理念、共同价值观的全方位交融。例如,在建置上,根据文献记载,东汉时期已经在独山、荔波等地设立牂牁郡毋敛县,迄今已有近两千年历史;在唐代,设立都尚县于今三都自治县的都江等地;明洪武时期,中央王朝在云贵高原强化治理,在现今三都的大河等地设立烂土长官司(隶都匀卫、都匀府及独山州),首任长官张均(湖北襄阳人),其职号世袭延续到清末。随着都柳江航运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驻扎古州(榕江)的“分巡古州兵备道”升格为“贵东兵备道”,与“贵西兵备道”(驻威宁)为当时贵州最重要的军事战略与商贸通道驻守地,有效地稳定了边陲疆域。在经济发展类型上,由相对封闭、自给自足、家庭作坊式的自然经济状况,逐步过渡到内外交往交流交融内容扩大,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交易品种增多,商品经济发展愈益深化范畴。在文教方面,各族优秀文化交融一体、浸润涵化,人才不断涌现,如出现了东汉牂牁郡毋敛人尹珍、清代独山莫与俦莫友芝父子等名宿大家;西南大儒郑珍等到该地传习授教,兴起影山草堂文化,创办了紫阳书院、榕城书院、龙岗书院等享誉贵州的文教胜地,培养了大批各类人才,促进了地域内和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积极融入国家总体发展格局是发展史突出特征。该地域历史上是中原文化与西南诸种文化交往接触频繁之地,碰撞与融汇融合现象极为显著。历史上,虽因地理环境和民情复杂,社会发展形态、文化传统差异性较大,在建置制度上呈现出不同特点,但总的趋势是不断积极融入国家总体发展治理格局。在道路运输设施建设方面,驿道由短到长,由窄到宽,由点线到网络状发展,促进流域地和中原各地得到有效沟通。其社会建置管理体系大致经历了原始农村氏族公社制、郡国制、羁縻制、经制州与土司制、卫所制、府州县,到现代治理体系的演变。元代及之前,在许多地方设立蛮夷长官司实施羁縻或土司制度治理。明代,卫所屯田、府州县与土司制度并行。清代及民国期间,实施改土归流,设立府、州、县、卫、厅,行政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现代,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这些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坚持实行国家统一,各民族平等、团结、合作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明清时期是流域发展史的重要时期。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大力加强该地域行政机构建置和经济文化发展,强化施政举措,大力开展都柳江航运和各项社会治理。为维护西南疆域边防稳固和国家统一,在云贵各要地、重要关隘,广设卫所屯堡、营汛哨所,施行有效管理,一些地名遗存客观反映了当时国家屯守戍卫、维护统一的发展历程。随着历史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要,该地域在交通、经济文化、军事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清雍乾时期(1723-1796),为疏通都柳江、清水江水运航道,沟通顺畅黔湘桂粤诸省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增强国家行政统一,在都柳江、清水江流域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这是西南和贵州发展史上一个特殊重大事件。朝廷为理顺民政军事管理体系,划定省、州、县、乡界,设立“六厅”(或谓“新疆六厅”),即古州厅(榕江县)、清江厅(剑河县)、台拱厅(台江县)、八寨厅(丹寨县)、丹江厅(雷山县)、都江厅(三都自治县都江镇)。现在这些厅治大多为各县城所在地或重要集镇,产生辐射聚集作用,促进了这些地方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当地政府奖耕织、编户籍、清田粮、兴文教、建城镇、浚河道、办水利、设驿传,以及各类生产工具、制造工艺、农作物品种的大量引进,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繁盛的商贸文化是发展史上一个显著特点。随着都柳江航道疏通,道路、驿站的大量修建,流域内外交流不断拓展,商贸极其活跃,物质与精神文化交流不断增多,改善丰富了人民群众生活。明清以后,大量外来人员或屯戍或仕宦或商贸,或百工或文教或流寓,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发展。一个典型例子是盐运。贵州不产盐,缺盐少碘曾是贵州一大难题,长期困扰各族群众,设治后状况有了改变。据清《古州厅志》等文献记载,改土归流后不久,官府首先重视盐运商贸,在古州(榕江)设立粤盐总埠,三脚屯(今三都)、从江丙妹等地设分埠,大量运进食盐。三都月亮码头是该河段航运起点,也是贵州第一部汽车上岸之地。1927年,贵州省主席周西成在香港购买了一部汽车,就是从柳州通过都柳江水运,在月亮码头下货,肩挑人扛,运抵贵阳,成为贵州近代建设逐步开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独山、三都、榕江、从江等地成为清代和民国时期贵州南部重要商埠和物资集散地,百工兴起,百业渐旺。当地百姓取龙马牛羊猴等生肖为名兴办物资交易场集,人流声喧,各族群众摩肩接踵往来贸易,交易类型、品种繁多,商贸盛极一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地域商品经济的发展,至今这些场集名称仍存。史载,榕江大河口诸码头、三都月亮码头、从江丙妹大码头等处货运百舸穿梭不息,外地大批工业产品、生活用品等源源不断运到这些地方,中转销往贵州各地;同时当地大量土特产品,如木材、药材、桐油、香菇、木耳等行销外地。各类资源有效整合,经济商贸文化频繁互动,兼容互补融汇发展,一方面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不同地域城乡人民需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长期、频繁、多层次的内外交往交流交融,广泛结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人文理念各方面的牢固纽带,提高了流域内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度。
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谱写了都柳江流域发展史上最美新篇章。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都柳江流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流域内高铁、公路网、电讯、电力、水利、文教、新业态等基础建设发展迅速,经济、民生和社会事业取得实质性重大突破。都柳江的历史与现实,从侧面生动反映了贵州及我国民族地区从昔日封闭半封闭状况到逐步全面开放发展;从相对贫困落后向小康富裕方向迈进,深度融入国家建设的光辉历程。今天,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国家政策大力倾斜支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对口帮扶、东西部协作成效显著,全体人民大团结,内生动力极大增强。都柳江流域作为“大西南门户”、贵州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通道,必将能够充分发挥地缘优势,积极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格局,合理有效开发利用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人员往来、物资交流、观念融通将更加频繁,各族人民携手同心,共同迈向新征程,开创新的辉煌业绩。
(作者单位:贵州省民族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