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植树的奖罚制

□李学朴

　　古人很早就十分重视植树造林，并在这方面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奖励和惩罚措施。

　　被称为华夏民族始祖的黄帝就曾身体力行倡导植树。今陕西省黄陵县的“轩辕柏”，传说就是这位“人文初祖”亲手栽植的。这个传说不管是否属实，都反映了华夏民族在这方面有着悠久传统。至于在植树方面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据史料载，最迟不晚于西周。反映周朝各项制度的《周礼》一书记载，当时为惩罚不种植树木者曾实行了两条措施：一是“不树者无椁”（《周礼·地宫·闾师》）。椁，即棺外的套棺。古人丧葬有棺有椁，若无椁，则被认为少礼，甚至无礼。西周是个讲究礼乐的时代，遭此怨罚，对“不树者”无疑是“奇耻大辱”。二是“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也就是说，凡住宅四周空地不种植桑枣等林木者，要交纳赋税。对空地者罚款，目的在于用经济处罚驱使他们积极种树。这些措施虽不完备，但开了古代植树奖惩的先河，并为后代所继承发扬。

　　春秋战国时期，地处黄海之滨的齐国，更是制定了严格的奖惩措施。如为鼓励植树，齐设立重奖，“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百果，使繁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奖励是充满吸引力的，它有助于调动百姓种树的积极性。相反，对植树不积极者，则处以重责。齐法律规定：“中口之木把舍以上，室中不盈百枚者，亲死不得为郭。”译成白话即：每家如没有超过一手粗的树木百株，则父母死后不得用椁。联想到古代十分注重“孝道”，故这种处罚对广大民众无疑具有比罚款更有效的约束力。

　　进入秦汉大一统社会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古人更是不遗余力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促进植树的政策。汉初的文景两帝，就曾多次颁布劝民“种树”之诏。仅《汉书》两帝本纪所载，就有七次。虽然这里所说的“种树”一词是复合词“种植”，但由于其中“种”是指粮食生产，“树”是指栽种桑枣等经济林木。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仍可视为当时推进植树活动的重要诏令。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官吏都把植树作为大事来抓。龚遂“为渤海大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后因成绩斐然，受到皇帝嘉奖；又蒲亭长仇贤“劝人生业，为制种令，至于果菜为限”。后汉著名学者仲长统甚至提出：“稼穑不修，桑果不茂......鞭之可也。”主张用皮鞭强制百姓种好经济林木。两汉之际，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在实施“王田”“私属”和改革币制的同时，他也对宅旁种树作了强制性的规定：“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内容虽是周代“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规定的翻板，但对当时推进植树仍有积极作用，是其“托古改制”中几项有积极意义的措施之一。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古代中国由分到合、由乱到治的时代。当时，许多统治者都大力倡导植树。如三国时魏郡太守郑浑，“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民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北燕王冯跋诏令全国：“桑柘为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二十根。”南朝萧梁建德令沈瑀“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至于喜欢讲究排场的隋炀帝，为满足其游历江都需要，更是用重金鼓励百姓在运河两岸植树。“诏民间有柳一株偿一缣，百姓竞献之，又令亲种”。甚至亲率群臣种柳，以示天下。在此之前，南朝刘宋人周朗也强调“荫巷缘藩，必树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并主张对“善其事者，庶民则叙之以爵，有司亦从而加赏”。而“木物不植”者，“则挞之而伐其余树”。予以“善其事者”奖赏，合情合理，意在促进，但对“木物不植”者，“挞之”并“伐其余树”则未免矫枉过正，有失偏颇。北朝时期，推行植树奖惩还出现了一个创新——与田法结合在一起，作为国家一项长久性的经济制度，普遍推行。开创此法的是北魏孝文帝，他在均田制中规定，“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种植）余种桑五十树、枣三株。非桑之地，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类似规定在隋唐重颁的均田令中都保存着，仅种植数目略有变化。把种树提到和粮食生产一样的高度来认识和推行，表明先人在推进植树造林方面又迈进了一步。

　　五代宋元时，当权者也颁布了许多奖励植树的政策和法规。如五代时，地处江南的南唐李昪诏令国内，“民三年艺桑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并“五年勿收租税”。结果，境内“桑柘满野”。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为绿化江河堤防，也制定了一套落实到户的植树措施。诏令曰：“缘黄、汴、清、御等河州县，除准旧制种艺桑枣外，委长吏课民别种树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户籍高下，定为五等：笫一等岁树五十本，第二等从下递减十本。民欲广树艺者听，其孤、寡、独者免。”为保证这一工作的落实，北宋还使“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督促检查，按数记功。南渡以后，继续鼓励植树，如宋孝宗规定“令丞植桑三万株至六万株，守倖部内植树二十万株以上，并论赏有差”。值得关注的是宋代在推进植树奖惩方面又有一些新的创举：一、将成活率与奖励直接挂钩。“官计其活茂多寡，得差减在户租数”。二、把植树作为赎罪方法之一。即所谓“有罪而情轻者，视所植多寡除其罚”。至于官吏，植树则为考绩的重要内容之一。规定“知州、都使者以能课民种桑枣者，率优其第秩焉”。

　　明清时期，毁林日甚，但倡导植树的呼声更为强烈，从帝王将相到布衣百姓屡见不鲜。其中以明太祖朱元璋最为积极。洪武元年，即登基的第一年，他就迫不及待下诏各地：“凡民有田五亩至十亩，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不种桑出绢一匹。”洪武二十四年：“命种漆、棕、桐于朝阳门外钟山之阳，总五十万余株。”二十五年：“令风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桑二百株、枣二百株、柿二百株”；同年又“令天下卫所屯田士人种桑百株”，并“随地宜种柿、栗、胡桃等物”。二十七年：“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云南金齿充军。”据当时人估计，在明太祖的诏令下，这次全国共植树10亿株以上。因此，朱元璋成为史上推进植树造林功绩最大的帝王之一。

　　清代，为鼓励广植堤岸防护林，也曾制定了一种“立捐栽议叙之法”的奖惩制度。此制规定，“文武官员，自通判、守备以上，各出己资，栽柳树一千株，方为称职”；若超出此数，议叙记功晋级，其中超过定额32000株，官升一级。另外，规定“河兵每人栽柳百株，若不成活，把总降职一级，暂留原任，戴罪补植；守备罚俸一年，以彰惩戒。地方富绅若捐资植堤柳二万株，种苇四顷者，可授官爵顶戴”。可见当时力度之大。

　　古人重视植树造林的观念，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国民植树造林的热情和信心，而且对今日如何推进植树造林也不无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