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见举:参加过“公车上书”的贵州人
□文/图 刘慧桥
吴见举,字瑞卿,苗族。清朝咸丰四年(1854)八月五日生于天柱县瓮洞镇岑板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是村里的私塾教师,满腹经纶,很有才华,但却怀才不遇。父亲吴云台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是天柱一代贤儒,在瓮洞镇当私塾老师。祖父和父亲都嗜书如命,教书所得的薪酬基本都用于购书,家里没有什么积蓄。祖母和母亲都是勤俭持家的能手,家庭日常支出、人情往来,靠的是祖母和母亲平时搓草鞋拿到集市上去卖换得的小钱,生活过得清贫。
吴见举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不仅直接受教于祖父和父亲,而且还常常从邻人家里借书。可能是受长辈的影响,他同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嗜书好学,读书可以说是手不释卷。他十一二岁时,家里的书和邻里的书就已被他读完。他父亲要他所习的清朝科举考试专用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皆能熟背和解说。他一生中最感兴趣的是唐诗三百首。受唐朝诗人影响,吴见举爱上了吟诗作赋,他10岁就作诗成熟,惊叹于长辈。
吴见举抱负非凡,他儿时就立下志向,非要考上举人或进士不可。他在家一边务农,一边习读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等其他书籍,等待朝廷开科考试。由于全家勤俭耕耘,吴见举青年时期家道渐好,收入除了自给外还有盈余,这为后来吴见举进京考试提供了经济基础。清光绪十一年(1886),32岁的吴见举与比他小10岁的堂弟吴鹤书赴省城考试。因吴见举才华横溢,加上他12岁时,曾在县试中获得全县第一名,年少时名气已经大响。所以众位乡亲都以为吴见举要中举,于是先在其家中设香案候喜。无奈时运不济,中举的是吴鹤书而不是吴见举,喜报送进了吴鹤书家。吴见举落榜了。
吴见举通过这次考试,反省了自己的不足,没有因此挫折而气馁,自此其意志更加坚定。为蟾宫折桂,他边从事劳动,边苦读群书,学业终有大成。清光绪二十年(1894)秋,省城开科考试。年逾不惑之年的吴见举得知消息,欣喜万分,他决心再赴省城一搏。他和天柱蓝田镇楞寨树村的杨树淇一起步行八百余里,来到了省城贵阳,参加了省城甲午科考试。在这次省级考试中,两人均中举人。
天柱民间流传,吴见举和杨树淇中举的消息传回时,轰动了整个天柱县城。天柱县城居民,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男女老少提着灯笼,敲锣打鼓上街狂欢。县衙的礼炮,也鸣放了一个通宵。
吴见举中举后,贵州学政申报朝廷,被吏部定为候补知事(县令候选人)。这次中举,激起了吴见举的雄心壮志,他决定参加次年二月清廷在京举行的进士会试。1894年10月,他告别了父母、妻儿和乡亲,带足了盘缠和考试用书,与吴鹤书、陈明清、杨树琪等人一起,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踏过了千山万水,步行了三个多月,行程几千余里,于次年1月中旬到达北京城,参加了当年二月份清廷举行的国家级会试。这次国家级会试,全国有1300多名举人参加。吴见举在这次会试中,虽然未中进士,但仍具有做官的资格。为等朝廷空额补员,吴见举和其他举人待在京城等候朝廷调派。
吴见举在京城滞留时期,正值甲午中日战争的后期,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威海卫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清军战败。1895年4月,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和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愤慨!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割地议和,人人斥责清政府投降卖国行为。广东南海举人康有为和广东新会举人梁启超(康有为学生)不顾个人安危,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签名上书光绪帝,提出拒签中日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因举人由各省派送进京会试,依照汉代举孝廉,乘公车赴京例,故这举人上书,史称 “公车上书”。吴见举痛斥清政府的卖国行径,拥护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的主张。他明知上书是忤逆犯上,必有凌迟之大祸。然而受爱国心的驱使,他把荣辱安危置之度外,在康有为的“万言书”上签名,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尔后,吴见举仍在京滞留,在1898年,他又积极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二人领导的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吴见举拣选知县(拣选,清朝对举人的任用办法。凡举人经会试三科不第者,准其铨补知县)。虽然吴见举会试成绩不大理想,但其博古通今,文采过人,天柱知县林佩伦爱其才华,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特聘吴见举编修《天柱县志》。吴见举不辱使命,为写好县志,他与杨树琪、吴鹤书等,时常下乡采访和实地考察,博综旧闻,收集资料。在写县志的过程中,他们走遍了天柱的山山岭岭,跨过了每一条溪流,走遍了天柱县的每个角落,不知磨烂了多少双草鞋。他们在县衙里,博览了县衙的藏书。他们通力协作,经过三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共八卷二十五万余字的《天柱县志》。这为后人研究天柱地方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吴见举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京改选,签分广西省垣(省垣即省城),历办南北两局警务。嗣后任职广西思恩府定罗弹压,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吴见举被委以广东新宁县沙捐清佃局委员。民国四年(1915)2月,吴见举回归故里。同年12月天柱中学正式成立,受校长龚其昌聘请,吴见举到天柱民中任中文教员。从那以后,在天柱中学的三尺讲台上,吴见举的才华得以充分展现。
在天柱中学,吴见举是年岁最大的老师。虽已花甲之年,但其精力相当充沛,声如洪钟。对于四书五经中的重要篇章依然能够背诵,让学生们十分佩服。他在教学方面的特点是深入浅出,语言形象通俗、生动活泼,并时常旁征博引,充分论证,使学生学到许多书本外的知识,扩大了知识面,活跃了思维。
1918年2月至1920年1月,吴见举就任天柱中学第四任校长。在他任校长不久,即提出办学方针:以三民主义新思想、新作风培养新校风,以新校风建设近代教育;指导学生自治,提倡思想自由。他上任后在第一次全体师生会上提出:当此乱世,青年学生应树雄心、立大志,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而发奋读书。要做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顶天立地的人物,要学习孙中山先生那种爱国、不断进步和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我们的祖国。他在各种场合教导学生,“为学要如金字塔,面积宽,才能高”。他忧国忧民,教育学生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积极投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洪流中。
吴见举为人谦和,对学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据吴见举学生龙政布的儿子龙令成(天柱教育局教研室退休教师)介绍:“据父亲说,吴见举中等个子,仪表端庄,态度严肃,不苟言笑,看外貌虽然有点令人生畏,但求教于他却和蔼可亲。”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了一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青年学生爱国政治运动——“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迅速波及全国。吴见举积极支持广大师生声援这次爱国行动,他组织师生上街张贴“五四运动”中北平青年学生所呼吁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山东”等口号,并刻印和散发声援“五四运动”的传单,还组织学生下到各乡镇宣传“五四运动”。在天柱中学学生的带动下,天柱人民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斗争。吴见举送出的首批毕业生,在“五四运动”中接受了新思想,有的成为了反帝反封的革命战士。如上海龙华二十四革命烈士之一的龙大道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第18师师长龙云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任期间,天柱中学充满着浓厚的民主气息。
民国十一年(1922),吴见举辞教归田,颐养天年,吟诗作画,自享其乐。《天柱县志·艺文志》载有其诗13题28首。其有《隐居遣兴》诗一首云:“千竿修竹自成林,伏处聊为抱膝吟。红日半窗闲读画,绿荫三径坐弹琴。宛若天上神仙境,谁识山中宰相心。掬得清泉堪洗耳,襟怀未许俗尘侵。”民国十六年(1927)吴见举逝世,终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