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茶山关渡口兴废史略

□文/图　何先龙

明代茶山关开为私渡及设税关

　　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全长1050公里，流经云南、贵州、重庆、湖北四省的46县市，其中，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安顺、贵阳、遵义、黔南、铜仁7个市州属乌江流域。据《水经注》记载，乌江汉唐时期称延江，《元和郡县图志》载：延江又叫黔江、内江、涪陵水，元代始名乌江。

　　据现存明代《贵州通志》，元代开渡的乌江渡(在今遵义市播州区乌江镇)是乌江最早的渡口，明初洪武年间建有乌江关、乌江驿;其次是开渡于明初的六广河渡(在修文县与黔西县交界处六广河上)，同时建有六广河巡检司和六广驿。乌江中下游明代至清初为川黔界河，乌江渡、河口渡、茶山关等渡口成为蜀南黔北要津。河口渡开渡于明代中期，是乌江开渡较早的渡口之一，开渡后建有河渡关。

　　茶山关渡口上游5公里处开阳县楠木渡镇谷阳村桃子台，有唐代扬威将军杨立信墓，附近江山有元末乖西土官、明初乖西长官司正长官杨文桢墓。可见桃子台一带是乌江流域开发较早的地区。河口渡位于桃子台下游约两公里处，是乌江中游开渡较早的渡口之一，当地民间俗称河槽渡，渡口北岸有明正德八年(1513)告示摩崖石刻，内容为：播州宣慰司晓喻：今四方安定，海内通达，来往人多，经行此渡，囗囗偷囗此争越路道者……正德八年八月初三日示。守土舍罗(播州宣慰同知罗氏)。据此可见，明代河口渡北岸为播州宣慰同知罗氏辖地，南岸属水东宋氏及乖西杨氏辖地，正德前后河口渡交通商贸已比较发达，不时有人通过渡口偷越两省边界，播州罗氏因此出告示加强管理。

　　茶山关得名应当与茶叶有关，可能是明初或更早时因茶树较多故名茶山。茶山之名最早见于明崇祯二年(1629)茶山渡路碑，“坐镇洪边、新土、茶山等处地方”参将何，可见明末茶山关已成为乌江川黔要津和重要关隘，故以参将驻守。南明(清顺治)独山州知州郭之翰《开州道中》诗中有“即应飞渡茶山去，点点渔舟共笑迎”的诗句，是文人最早对茶山关的描述。可见茶山关自万历开渡后，很快取代河口渡、河渡关成为新的川黔要津和重要关隘。茶山关渡口至今保存有崇祯二年(1629)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渡路碑14通，加上康熙、乾隆、民国《贵州通志》，道光《贵阳府志》和《遵义府志》，民国《开阳县志稿》和新修《开阳县志》等方志的相关记载，比较完整地记录了茶山关开渡以来400多年的兴衰变迁史。茶山关所在乌江两岸地势险要，高山壁立，峰岭巍峨，悬岩耸峙，明代处于播州杨氏、水西安氏(辖及今息烽县、修文县中西部及开阳县宅吉乡、龙水乡、金钟镇等地)和水东宋氏三大土司交界处，播州杨氏所属播州宣慰同知罗氏、水东宋氏所属乖西长官司杨氏及水西安氏所属六慕则溪土目等也在此交汇，又是明代播州杨氏、水西安氏向中央贡大木(楠木)的下水起运点之一，楠木渡因此得名。且茶山关所在乌江河段相对比较平缓，河面宽度比较适合设立渡口。因此，茶山关渡口成为明代后期川黔要津之一。

　　平播之后播州杨氏辖地一分为二，北部、西部改遵义府仍属四川，南部、东部改设平越府(驻今福泉市)改隶贵州。此后，由于河口渡、河渡关等遭到严重损毁，加上河槽渡附近有乌江回水形成的漩涡很容易翻船，于是离河口渡下游两公里许的茶山关成为开设新渡口的理想地点，茶山关从此开为私渡，至清雍正五年(1725)的120多年间(1601—1725)，都是连接四川播州(今遵义)和贵州水东(今开阳)的川黔交通要津，两岸分别有四川和贵州两省先后设立的税关和军事关卡。

　　崇祯二年(1629)，由驻守洪边(今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镇)、新土(今开阳县楠木渡镇)、茶山等处地方提督汉夷官兵参将何某及茶山税官张文登，守备谢体授等领首捐银，新建茶山关渡口，凿石改修扩建两岸石道，拓建渡口码头，配备渡船、渡夫住房等设施，两岸道路交通条件有效改善，茶山关从此成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乌江天险雄关。崇祯三年(1630)，开州羊场(今开阳县龙岗镇)人周维璧又捐私产以助渡口，此时期茶山关渡口仍为私渡。

　　明代茶山关渡口两岸四川遵义府、贵州贵阳府已分别设税关征税，但具体征税情况缺乏记载。清初茶山关渡口税关征税情况始有确载，据乾隆《贵州通志》载，清初茶山关渡口南岸由修文县设关征税，具体征税额为：税年额杂税银六百一十两二钱一分八厘四毫，遇闰(月)加征银四十八两七钱九分二厘五毫;又据道光《遵义府志》载，由于明末战乱，茶山关税关等废弃;康熙元年(1661)遵义府重新在茶山关乌江北岸设关征税，但未载征税具体税额，估计应当跟修文县在南岸征税税额相差不大。

清代茶山关改义渡及多次扩建修缮

　　清乾隆十八年(1753)，开州(今开阳县)彭国相、陶登榜等士绅与遵义士绅张文等共同领首，劝两岸富户共同捐银430两，购置田产200挑，以供造船、修船之费并充渡夫工资。至此，茶山关改为义渡(公渡)，并由开州籍进士、山西兴县知县墙嵃撰写碑文立碑余南岸开州关上。乾隆四十四年(1779)，两岸富户再次捐资扩充渡田，立碑于北岸遵义关上;嘉庆十年(1805)，又沿渡口两岸山崖开凿了至关顶长约3公里的石级山道，既保障了茶马古道畅通，又方便了茶山关附近及遵义尚嵇民众到马场(今楠木渡)赶集，分别在两岸立碑。道光四年(1824)，北岸遵义一侧立义渡规章碑，规定了管理章程，要求船夫对过往客商随到随渡，严禁敲诈勒索，借口拖延;若渡夫违反义渡规章，任何人均可扭送报官;道光年间北岸遵义一侧还立有两通咏茶山关的诗碑，其中一首诗中有“黔蜀古分疆，遵开今划邑”的诗句。

　　清末咸同战乱时，茶山关渡口一度被迫停渡。战乱平息后，同治十三年(1874)，开州士绅黄天贵、罗圣全等欲继承先祖创办义渡的遗志，五次上报开州知州龙声洋后获准，拨给开州义里(今楠木渡镇)乏业田400挑，捐资添设渡田200挑，共有渡田600挑，每年给渡夫口粮净谷48石;以后逐年更换船只由遵义税局、开州税局每年分别帮项1200文和800文，合计2000文钱，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由渡夫按月收领。据现存告示碑载：渡口渡田所在地名、田型、丘亩、丁粮、租佃等情况一清二楚，每年实收谷花240挑，以80挑米雇船夫3名，每名6石，换船仍按之前义渡旧规;由遵义县尚嵇、开州马场(今楠木渡)负责管理的首士每隔两年更换大小渡船2只;茶山关渡口及其古道交通商贸活动从此逐步恢复正常。光绪四年(1878)，四川总督丁宝桢(贵州平远州即今织金县人)推行川盐入黔政策，并抽盐税新建、扩建贵州各府、州、厅、县(包括部分较大集市)的盐道后，茶山关渡口及其古道随之成为川黔盐道的组成部分。

民国后茶山关渡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民国时期，茶山关渡口仍为义渡，开阳、遵义均有渡田作为渡夫生活费，渡船则由两县轮流负责。开阳负责子、寅、辰、午、申、戌日，遵义负责丑、卯、巳、未、酉日，由贵阳厘局设有厘税员驻茶山关征税。1935年1月初，红三军团四师、五师、六师先后从茶山关、桃子台、楠木渡、大塘口等4个渡口北渡乌江天险，奉命驻守乌江、梯子岩、茶山关等乌江渡口，警戒乌江南岸之敌，为遵义会议召开保驾护航;茶山关渡口因此成为红军北渡乌江的重要革命遗址。

　　1938年，经开阳县马场(今楠木渡镇)士绅与遵义尚嵇人士协商，茶山关渡口改道下游楠木渡渡口，以便开阳马场和遵义尚嵇交通便捷，双方订立改道条约，各负责改修各自境内的渡路，开阳县预算为1500元，其中，向富户劝捐1000元，实收600元。1939年勘定线路动工修建，民工由开阳、遵义双方各自征调，石工出资雇用，开阳出力最多的有杨景贤、蒲晋康、车致达等8人。到1939年4月楠木渡及两岸道路工程竣工，又新造渡船两只。楠木渡渡口及道路建成后，由于茶山关渡路历史悠久，商旅行走已成习惯，加上从茶山关走马江山(今冯三镇)入开阳县城比走楠木渡更便捷，因此，遵义、开阳两县政府虽曾下令封闭茶山关渡口，但商旅往来茶山关者仍然很多，甚至多于楠木渡渡口。1945年，开阳县动员民工改建开阳县城到楠木渡古道为公路，次年竣工，可惜未达到通车标准。

　　1949年开阳解放后，1954年开阳县人民政府采取半建勤(国家补助与民工出力相结合)的形式，逐步恢复开阳至冯公镇(今冯三镇)20公里公路，当年开阳县人民政府建成的石拱桥干河桥(在今开阳县云开街道石头村马田)至今保存完整，次年改建通车。1956年，开阳县又投入4.07万元，组织民工投工投劳18.5万个，再将冯三至马场15公里改扩建通车。1963年，国家投资25万元修通马场至遵义尚嵇公路19公里(开阳马场12公里，遵义尚嵇7公里)，茶山关渡口至此基本结束了商贸往来历史，但两岸附近群众仍然依靠渡口走亲串友和相互赶集。开遵公路开通后，楠木渡渡口仍承担汽车和商贸渡运功能，直到2006年开遵战备公路上乌江大桥建成通车，楠木渡才彻底结束了交通商贸历史。茶山关渡口直到2008年乌江构皮滩电站蓄水后才最终结束摆渡历史。

▲茶山关渡口红军抢渡乌江旧址

▲茶山关渡口北岸遵义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