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宁为百夫长 胜作一书生

□程应峰

　　杨炯年幼时，聪明博学，文采出众。9岁时，即659年，他应弟子举及第。十岁始，待制弘文馆十六年，至676年，参加制举，补为校书郎。

　　刚进弘文馆的时候，杨炯因为年纪小，对出仕与否还不太经意。有了“予出身”的待遇，能在弘文馆“待制”，他已是心满意足。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和学识的精进深厚，“学而优则仕”的信念在他心中强烈萌动，为此，他创作了《青苔赋》：“嗟青苔之依依兮，无色类而可方。必居间而就寂，似幽意之深伤……至哉青苔之无用，吾孰知其多少”和《幽兰赋》：“惟幽兰之芳草，禀天地之纯精;抱青茎之奇色，挺龙虎之嘉名。不起林而独秀，必固本而丛生……悲秋风之一败，与蒿草而为刍”，表达了自己渴望仕途，却怀才不遇的情志。

　　心怀经国之志的杨炯，二十六岁，获得校书郎这样一个九品小官，并没有什么快乐可言。他对仕途上的这种蹇滞不畅，甚觉郁勃不平，继而创作了宏阔大气的《浑天赋》，再示自己的情志抱负。

　　任校书郎期间，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

　　一晃六七年，杨炯终于从抑郁沉闷中走了过来，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这无疑是仕途上的一大腾跃。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贴心官员，掌管东宫内务，是为要职。面对这样一次仕途跃迁，杨炯感觉如沐春风，创作了《庭菊赋》等表达了自己兴奋喜悦的得志之心。

　　684年9月，杨炯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追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事件平息后，杨德干父子被杀，杨炯受到株连，被贬四川梓州为司法参军，结束了在长安长达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690年，杨炯为司法参军届满回到洛阳，武则天诏杨炯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692年7月15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圣帝”，能够“任贤相，悖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如此，杨炯得以迁任盈川县令，吏治以严酷著称，世称杨盈川。

　　翌年，杨炯卒于任上。

　　杨炯为诗，以边塞征战诗著名，如《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仅仅四十个字，雄浑刚健，慷慨激昂。如飞流惊湍，一往无前。还有《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笔力沉健雄劲，感情豪放率直，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迈。与上官仪为首的宫体诗派有着分明的界线，歌咏心声，抒发真情，冲破流俗，开拓了新的诗风。

　　《从军行》是杨炯十六年待制弘文馆时写下的。在这些以书为伴的寂寞岁月里，边境上，突厥和吐蕃等异族侵袭，烽燧告急，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裴行俭不仅是杨炯的知音，也是四杰的知音，此时的杨炯恨不能随军建功立业，于是，在悲愤中落笔成诗。

　　张说评价杨炯，说他“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旧唐书》《四库全书总目》也盛赞“其词章瑰丽，由于贯穿典籍，止涉猎浮华。”杨炯性情耿直，恃才倨傲，对官场如此，文场亦是如此。关于初唐四杰“王、杨、卢、骆”之排位，杨炯自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此一谓妥与不妥，自有后人评说。王勃的诗文有口皆碑，如崔融所言：“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当然，无论如何，杨炯的诗歌还是很有穿透力的，仅《从军行》中一句“宁为百夫长， 胜作一书生。”就将学子们心中沉睡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意识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