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　州　源　流　考

□钟金万

　　播州曾是西南地区今贵州省北部历史上的一个二级政区，地州级行政区划单位;现为三级政区，即县区级行政区划单位。

　　播州之名，是唐贞观十三年(639)以原郎州地设置为播州而来的，至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播之役”后，于翌年将播州改置为遵义、平越两个军民府而止，其间略有存废，总体上存在了961年。作为地方“州级”行政建置，播州经历了由“经制州”到“羁縻州”，再到土司制度的变化过程。今天的县区级行政区划单位遵义市播州区是2016年3月才设定的，由原遵义县的部分区域析置而成。

　　唐中央王朝在今贵州乌江以北地区设立了一批“经制州”(又称“正州”)，由朝廷直接派流官进行管理，其中包括播州。最高行政长官称为知州、刺史或太守。到了唐末，中央王朝自顾不暇，对许多边远地区不能进行直接管理，只得改为“羁縻州”，其中也包括播州。

　　羁縻州的特点是以少数民族部落为基础，任用部落首领为官，世袭其职，中央不给官俸，不定赋税，但须进贡方物(即本地产物、土产等)，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比较松散，只要归附，即列入中央王朝建置。唐大历五年(770)，罗荣“入播平叛”，在播州开始了家族世袭土官的统治，这样播州就成为了“羁縻州”。罗氏子孙世袭到第五代时，南诏及罗闽族人占据播州，杨端及其八姓族人应世袭土官罗太汪之邀进入播州，成为播州土官，罗氏降为同知，但播州仍为“羁縻州”。南宋嘉熙三年(1239)，朝廷设置“播州沿边安抚司”，隶属于夔州路，主官称安抚使。从此，播州被列入“土司”建置系列。

　　杨氏世袭播州历29代，末代土司杨应龙是杨氏第30代孙。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朝廷取消播州的土司制度，改设遵义、平越两个“军民府”，重新由中央派遣流官进行管理。史称“改土归流”，播州之名从此消失。

　　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采取“以土官治土民”的办法，由各族首领世袭官职的一种制度。按等级分为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武职和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文职。南宋末年，播州杨价、杨文父子最初受任的是安抚使。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从杨汉英起，升为宣抚使。明洪武五年(1372)从杨铿起，升为宣慰使，直至被朝廷派兵剿灭末代土司杨应龙(1600)止，都是宣慰使。

　　按照行政建置的规范，近千年的二级政区播州，有130多年属“经制州”，有470年左右属“羁縻州”，只有从南宋至明末的360多年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土司制度。但是，播州的情况又极为特殊，自唐代罗荣入播，再加上杨端入播，直到明末“改土归流”前的830年间，播州一直处于家族世袭统治状态，其内部的承袭、统治和对中央朝廷的贡赋、征发等制度，都是实质上的土司制度。

　　之所以把唐大历五年(770)视为播州由“经制州”变为“羁縻州”的分水岭，主要是罗荣帅师入播、自署“播州侯”，开始实行世袭土官统治这一不争的事实。纵然在“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礽立”的尹珍讲堂碑上，有广明初年(880)播州治所尚有流官理政的记载，但是当时的流官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执行能力了。从此，播州的流管治理已不见于史料。应该说，播州的流管治理没于“杨、罗二氏世为播州正副土官”之手。

　　杨端受罗太汪之请，于乾符三年(876)进入播州。如果说罗荣是以“剿夜郎叛”而进入播州的，那么杨端则是以“驱南诏”名义兴兵入据播州的。关于杨端入播，《遵义府志》上有“杨端复播，唐宋史皆未见，而见于元、明两史”的记载。

　　一说起“播州”的源流，话题就扯远了，还是言归正题，说一说“播州”为什么叫“播州”这个名字的来历吧。

　　在贵州任巡抚长达十一年之久的饱学之士郭子章，在协助李化龙剿灭播州土司杨应龙之后，在给万历皇帝进呈《播平善后事宜疏》中说：“播州之名，其来已久;播之为字，番之有才者也，以故应龙阻兵。”他在建议将播州之地“改设郡县”，以“东、西可设二府，每府可设二三县”时又说，“播之为名，似当更易”。他上疏的建议得到朝廷采纳，将播州之地设为遵义、平越两个军民府。同时，他还在奏疏中说，“遵义者，遵王之义也”。

　　有人认为郭子章上疏的内容，特别是“播之为字，番之有才者也”颇具民族歧视的性质，而且有望文生义之嫌。本人却不这样认为，从设置“羁縻州”到“土司制度”都是“以土官治土民”的办法，采取“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的方式来确定制度的。而且，在播州(今遵义)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早在商代，濮人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那时，活动在西南、中南这片广大地域的百姓，一直被称为“南夷”或“西南夷”。春秋时期，濮人曾在这里建立鳖国、鳛国、牂牁等早期的奴隶制邦国。战国时，牂牁国衰，另一支濮人兴起，又建立了夜郎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西南地区与中原一带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西汉时期，汉族豪绅陆续徙入境内屯垦，推动奴隶制经济逐步发展。西晋“永嘉之变”后，少数民族纷纷起义，据地称雄，时间长达250年。魏晋时，彝族、苗族陆续进入今遵义境内。唐代，境内居民多为仡佬族、彝族、苗族和土家族。唐宋时期，黔北仡佬族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生产的稻、麦等已有一部分作为商品进行出售，纺织的布匹已经成为封建王朝的贡品。到了元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实行“汉夷兼治”，对土司领地采取“土流并治，军政分管”的方针和策略。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实行“改土归流”后，朝廷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上移民大量迁入，才逐渐形成境内汉族人口多、少数民族人口少的局面。

　　应该说，郭子章的“播之为字，番之有才者也”不是贬低和歧视，而是褒扬与尊重，更是实事求是的中肯论断。所谓“番”旧时指少数民族或外国外族。说“播”是“番之有才者也”不是褒扬，是什么呢?而且，龙泉县(今凤冈县)也是郭子章及巡按宋兴祖奏请朝廷而设立的。还有当时黄平州所属的湄潭、瓮安二县，也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平播后，郭子章奏请朝廷后析置的。这两个县的命名缘由，可从郭子章的诗句中找到答案。郭子章在《湄潭有感》中写道：“湄潭潭畔水如眉，九曲纵横似武夷。”在《瓮安县》里，郭子章这样写道：“蛮烟瘴雨一朝晴，瓮水安江两地清。”可见，湄潭是以水得名的，而瓮安则是一个合成地名。郭子章长期担任贵州巡抚，他命名或参与命名的地名还有贵定、遵义(“改土归流”时复名)、石阡、安顺、黄平、湄潭、瓮安、余庆等，至今仍是贵州省所属的市县。

　　那么，唐王朝将“郎州”更名为“播州”时，今遵义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是不是“番”呢?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在《播州“杨保”含义》一文中说：在宋元时期及其以前，“在整个云贵高原，继‘濮’人之后，在这里生息、活动的土著，全部都是僚人。(参见田曙岚《试论濮、僚与仡佬族的起源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杨氏统治的播州范围内，除少部分外来移民外，大部分是土著居民——僚人，他们直接受制于杨氏，被杨氏统治奴役。”上世纪八十年代，原浙江大学教授谭其骧老先生将他四十年代写成的《播州杨保考》及《后记》修订后发表，立即得到长期从事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四川大学蒙默教授的反应。蒙默致函谭其骧说：“窃以唐宋时叙泸民族不外彝、僚二种，苗之西来川南，盖在唐宋后。叙泸杨氏若不为彝，则为僚。近日颇觉僚人之可能性尤大。”从周必素、蒙默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唐朝时期，遵义、川南一带生活的都是僚人。“僚人”是古代岭南和云贵高原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的泛称，与濮人有密切的关系。三国后，在原濮人活动的区域，对濮人的记载逐渐减少，代之以僚或夷僚的称谓。唐以后，又有葛僚、仡僚、佶僚等称谓，与仡佬族有渊源关系。

　　据相关资料记载，仡佬族是由唐时出现的“葛僚”(族)、宋时称谓的“佶僚”(族)转音而来。长期研究贵州民族史的专家认为，濮人的族称向“僚”(读nao，又读如劳)称转变，始自两晋时期;明清以后，僚称民族已因音转及其他历史关系转变为“仡佬”这一现代民族的称呼。

　　还有人说，“播州”的“播”与西汉末设置的“僰道”(今四川宜宾市西南)的“僰”有关。但是，究竟是字音相关，还是民族相关，抑或是山水(地域)相关，却是语焉不详，更不便妄加猜测。

　　本人觉得，要确定一个地名的来历，必须说出某种渊源关系才妥当，让人感到精准才好。比如“余庆”这个县名，有人说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改土归流”时，将余庆、白泥二长官司合并设县，贵州巡抚郭子章将其命名为“余泥”县，明神宗认为不雅，特旨令为“余庆”县。其实，郭子章在《郡县释名》里说，“余庆”是以余庆长官司而得名的。再如“播州”区这个名字，有人说是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以其地有播川为名”。本人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播州”早在639年就有了，2016年3月使用该名当算为复置或旧名新用，怎么会扯上1124年才设置的播川县呢?而且播川县已于1239年改成了鼎山县(今桐梓县)。这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