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在遵义湄潭的那些岁月

□胡英明　谢文飞

　　王淦昌(1907—1998)，江苏常熟人，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曾任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核工业部副部长、九三学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等职。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日本侵略军逼近杭州，浙江大学被迫西迁，一路战火纷飞，几经颠沛流离，辗转迁徙2500多公里，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湄潭。自此，浙江大学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办学环境，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秋迁回杭州，整整将近7个春秋。

　　7个春秋岁月，浙江大学从一个一般性的地方大学办成了一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享有“东方剑桥”之雅称。王淦昌作为浙江大学物理系青年教授，怀抱着满腔爱国救国的赤子之心，随浙江大学几经周折从杭州一路西迁来到贵州湄潭，开启了他的科研教育救国之路。

一项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要成果

　　“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现在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1934年王淦昌从德国学成的时候，对劝他留在国外的人这样说道。

　　1940年初，浙江大学历经两年多的艰难跋涉刚到遵义时，食物匮乏、路途劳累，患有肺结核多年的王淦昌，病情更加严重，身体虚弱。但那时医疗条件差，没有特效药，考虑到王淦昌身体，学校仅让其主讲近代物理一门课。报国心切的王淦昌哪闲得下来，为了满足现代物理教学的需求，他主动为学生们开了一门电磁波课。

　　同时，他还把学校带来的有关研究物理学的文献资料放在了床头，一头扎进了“书斋”，在没有实验设备的条件下做起了研究工作。王淦昌认为，没有实验设备，可以通过归纳、分析和判断杂志上所发表的实验方法、数据和结论，为理论研究工作搭桥，从而推动实验工作正常进行。

　　王淦昌的这一“搭桥”工作，搭出了1942年一项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要成就——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解决了当时国际物理学界的一大世界难题。

　　1930年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提出中微子假说，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从理论上肯定了中微子的存在。但中微子是一种很古怪的粒子，不带电，以光一样的速度前进，穿透力很强，不少实验物理学家们都试图找到中微子存在的踪迹，却一直没有成功，这成了当时国际物理学界的一大难题。探索神秘的中微子，也就成了王淦昌集中关注的一个重点。王淦昌通过大量阅读资料和研究有关中微子的问题，经过反复思考，1941年完成了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1942年1月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

　　那时的遵义和湄潭，条件很差、物资缺乏，尤其是湄潭，连电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先进的实验设备。王淦昌对探测中微子的建议最终由美国物理学家阿伦成功完成，并形成了实验报告《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这项实验被称为“王淦昌—阿伦实验”，轰动了当时的国际物理学界，成为1942年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

　　在遵义湄潭的7年，王淦昌还完成了《宇宙线粒子的新实验方法》《γ射线的若干化学效应》《中子的放射性》《中子和反质子》《核力与引力的关系》等9篇重量级的科研论文。1944年，世界著名科学家、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到湄潭考察浙江大学期间，还专门将王淦昌完成的《中子的放射性》论文带回英国，并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

培养一批顶尖级的科学家

　　1941年夏天，王淦昌所在的浙江大学理学院也从遵义迁到湄潭。为了给王淦昌增加营养，王淦昌妻子在租住房屋的后山开荒种菜，并养了鸡和羊，浙江大学在湄潭办学期间，有一位名气颇大的“羊倌”教授，这就是王淦昌。喂了鸡、养了羊、种了菜，生活有了改善，王淦昌的病情不再加重。虽未痊愈，但病情稳定了，王淦昌更是闲不住了，他主动承担了电磁学、热力学、光学、原子核物理等课程的教学任务，还跨学科为化学系学生开设物理化学课，跨学科指导毕业生毕业论文。其中，原子核物理课程为当时国内第一家开设，没有教材，王淦昌就以那个年代物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内容，将自己学习积累的资料整理成教材教授学生。

　　1943年，王淦昌担任了物理系主任，除了要完成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外，还要承担起物理系的行政工作。当时浙江大学物理系的一年级设在距离湄潭县城约15公里的永兴镇，由于交通不方便，王淦昌每次从湄潭往返永兴都是步行，得花上六七个小时。尽管条件艰苦，但他总是鼓励学生们说：“物理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到宇宙，小到基本粒子，都是它研究的对象，寻求其中的规律，这是十分有趣的事，你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专业。”那个年代轻理重工，物理学并不是热门专业，但浙江大学物理系却正如王淦昌鼓励学生们的那样，成了浙江大学在湄潭的一道风景线，教室里、饭厅里、宿舍里、闲谈散步中都成了学生们探讨的话题，有的学生选修物理课程，有的学生甚至从其他系转入物理系，在王淦昌的课堂上，教室里不够坐，学生们就趴在窗子外面听。

　　在王淦昌的带领和教育指导下，浙江大学物理系在湄潭办学期间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更是培养出来了一批顶尖级的科学家，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被称为“核司令”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中国大气物理学创始人叶笃正等。

爱国精神在湄潭传递

　　出生于晚清时期的王淦昌，亲历帝国主义侵略的肆无忌惮、军阀混战的动荡不安和国民政府的官场腐败;经历过老百姓民不聊生的艰苦日子，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精神打小就在王淦昌的骨子里萌发。早在五四运动时期，还在读小学的王淦昌就走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举着小旗为国家兴亡高声呼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他与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同事走上街头，挨家挨户宣传抗日，动员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王淦昌的妻子把所有积蓄捐了，连结婚的金银首饰也交给王淦昌捐了!

　　在湄潭的日子里，王淦昌的这种爱国精神不仅体现在他对教学科研的专注上，还体现在他对学生的教育上。他常教导学生不仅要学习好，更要毕业后有所作为，为国家做贡献。在王淦昌爱国精神的教育和感召下，一群满怀一腔爱国热血的青年学子活跃在湄潭。在一次当局发动反对苏联的运动中，遵义和湄潭也搞起了反苏游行，王淦昌的两名学生许良英、周志诚工作所在的浙江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分部却风平浪静。这两名学生毕业后离开湄潭寻找过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后又回到湄潭，在王淦昌的安排下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分部工作。因为这一举动，学校有关人员认为永兴没有开展反苏游行是王淦昌的两名学生所为，并决定要求学校开除这两名学生，是王淦昌顶住压力，极力保全了两名学生。此外，王淦昌的另一名学生邹国兴因成绩优异作为浙江大学唯一一名获得国民政府表彰的学生，因对国民政府逮捕进步学生的行为不满，不但不去领奖，还将他人送到手中的奖状直接撕碎，连声说：“可耻!可耻!”王淦昌在回忆中写道：“我为有这样光明磊落、是非分明、品学兼优的学生感到高兴。”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江大学于1946年秋迁回了杭州，王淦昌也回到了杭州。新中国成立后，应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邀请，于1950年初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1961年4月，当王淦昌接到参加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任务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研制以及地下核试验，远赴西北大漠，隐姓埋名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