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有盏明亮的灯

□耿文福

　　记得“包产到户”第二年，我们家起了新房。所谓新房其实只是“杆栏式硬山顶”布依族民居的木头框架，上了梁请了酒就算起新房了。起新房后不久的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年纪和父亲差不多。刚进门父亲就帮他摘下挂包挂在用木板临时钉成的火塘边，顺手抓根板凳擦了擦递给他坐下。随后父亲变魔法似的在小桌上摆了几个菜，然后和这位客人一起喝酒。其中一个菜我至今都还在记得，是一碟猪挽草炒黄豆(农村家家都用糯米草拴腊肉熏制，最后挨着草的那一小节腊肉习惯称作“猪挽草”)。他俩边喝边聊，我怯生生的，离远了也听不清他们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一个劲地劝客人喝酒。碗大酒少，每斟一巡刚好盖了碗底，客人也一碗一碗地喝，直到天近黄昏，客人才起身告辞，父亲很殷勤地留他，而他坚辞不肯，还是走了。

　　送客回来，父亲并不急于收拾残桌，而是坐在桌边，继续喝他们没喝完的酒。浑浊的农家腊酒从土壶流入碗中，这时候，父亲的脸上和眼睛里好像闪着一种感激的光。他将站在一旁的我抱在膝上，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小的时候，村里请了一个先生来教私塾，先生的儿子也来伴读。十里八村哪家有个红白喜事请先生去应酬的时候，先生的儿子就代替先生监督大家背诵和默写。久而久之，先生的儿子和父亲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第二年，国民党抓壮丁搅得山里鸡犬不宁，父亲的姐夫因为逃避抓丁摔伤旧病复发，抛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儿去世了。先生看着可怜，就和爷爷商量，于是先生的儿子便成了父亲新的姐夫，也就是今天到我们家来的这位客人，我的亲姑父莫光哲先生。

　　“唉……”父亲讲完之后叹了一口气，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从父亲的故事里，我知道姑父善良厚道，他长得又帅气又有文化，不仅听从父母之命娶了我的大姑妈，还从心底里真心善待这个寡妇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后来我的大姑妈不幸患了乳腺癌，哪怕家里再困难他也东挪西借的凑钱送她进省城最好的医院治疗。当我的大姑妈医治无效离开人世后，他依然对那三个孩子视如己出，帮我的大表哥娶了媳妇，两个表姐的婚礼也办得风风光光的。

　　改革开放后，农村红白喜事上的仪式渐渐多了起来，姑父和父亲总是应接不暇。我那时正在上小学，记得有一次，姑父让我学读“祭文”，当我读到“不坎不豆”的时候打顿了，姑父知道我不理解这个词。晚上，他不仅耐心地给我解释，还给我讲解了汉字之美。姑父说：汉字之美，首推它的身形结构之美。仓颉为远古初民创造汉字的时候，他首先选择了象形法。那圆圆的“日”与弯弯的“月”，那缕缕蒸腾的“气”与戴着双角的“羊”，那阡陌规矩的“田”与有着栏杆的“井”……表达了先人对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虔诚膜拜，很难分清那究竟是字还是画……

　　虽从未叫过一声老师，但在我心里，姑父和父亲一样，永远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姑父在生命将要涅槃的时候把他自己的文集《直续香水》送给我，文集仿佛一张远游的车票，没有始发站，也没有终点站，只有封面上颤颤巍巍写下的“莫光哲”三个字，好比一叶扁舟，沿着细雨霏霏的江岸，驶向那并非墓地的灵魂家园。

　　远逝了，风一样地远逝了，无论天涯海角，地北天南，在这茫茫人海中，从今往后再也寻觅不到姑父的慈踪，但他以自己的博大与深沉容纳了岁月的悲凉与喜悦。姑父这个字眼和信息，早已超越了语言范畴和语言意义本身所划定的范围，其张力越来越在我的生活中不断扩散，以至于无论怎样纪念，怎样追思，也无法卸载这份不绝的绵绵愁思。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我是农民的后代，晴天雨天，旱地湿地，我都踏踏实实地干，不管前路是重重雾霭朝我压来，还是层层荣誉将我推向美丽的秋天，我都不会停下脚步，因为，我的前方有一盏明亮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