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根古镇百年戏曲文化沃土
——2017,绥阳郑场川剧的最后绝唱
□文/图 匡兴洪
2018年正月,随着围鼓高手李大刚的不幸病逝,绥阳郑场川剧在2017年的一次表演活动就成了该剧种在当地的最后绝唱。
据史料记载,绥阳县郑场古镇,清末以前名叫郑家场。当时郑场镇经济的发展比绥阳县其他下辖乡镇乃至原遵义县的新舟、茅坡、虾子等都要好。所以江西籍人在郑场建有江西会馆万寿宫,又名肖公庙;湖南籍人建有湖南会馆,又叫禹王宫;四川籍人建有四川会馆,又名川祖庙。万寿宫、禹王宫、川祖庙皆为古镇郑场八大庙之列。
在经济繁荣的同时,自然而然也就会自发刺激文化的向前发展。沙滩文化的集大成者黎庶昌的恩师、道光举人杨开秀先生,就是地地道道的郑场杨家寨人。
郑场人在辛勤劳作之余,川剧的传入大大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郑场演出川剧的地方有七八处之多,如四川会馆、两湖会馆、卧龙山寺、五瘟庙、张王庙等,这些地方都建有戏楼。最著名的就是郑场老街大十字的讲乐亭。讲乐亭,乡里人称它为乡里亭,为郑场的川剧演出中心。
川剧传入郑场,初时都是四川的江湖川剧艺人走乡串巷带来的,逐渐形成了不少的忠诚铁杆粉丝。川剧的盛况得到了旧社会政府一些正直官员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同时也得到了当地袍哥的倾力支持。当时政府的许多官员都会川剧,有的拉起了二胡,打五方;有的还直接走上舞台,演起了高昆胡灯弹,扮演和进入角色都极为到位,俨然成了真正的川剧演员。时任郑场区区长刘铁珊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既是打鼓匠,又会坐统子。川剧粉丝中的另一类人是既不能唱,也不能打,但特别爱看,几乎是场场必到,中毒并且痴迷由此可见一斑。
早期到郑场传播川剧的人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便是有名的四川艺人陆璜,是他培养了刘铁珊们这样一批地方川剧艺人;晚一点就是四川人周贵川、秦界仁,他们两人是郑场川剧文化传播的重量级人物。据悉,周贵川家在四川为大户人家,田产数百亩,属老爷享受型,靠收租吃饭。周贵川因喜欢川剧而上瘾成癖,于是就拖着几口箱子(当时唱川剧带戏班叫作拖箱子)游走于云贵两省,拖箱子唱戏是需要花钱的,周贵川偌大的家业就这么败光了。家道没落后,周贵川更是以戏班为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川剧艺人。周贵川拖着戏班到郑场后,生活就由郑场当地的川剧戏骨以及地方民众自发供给。周贵川在郑场待的时间比较长,在郑场教了几批川剧艺人。这几批人功夫极其过硬,能上舞台,能打五方,而且唱、念、做、打样样精通。
四川名角张德成的弟子秦界仁,到郑场一待就是十几年,为郑场培养了大批的川剧艺人。不论周贵川,还是秦界仁,他们二人都为郑场川剧的传承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
民国时期,郑场人几乎天天都看戏,主要场地在禹王宫、川祖庙、讲乐亭三处,既有四川来的戏班,也有本地的川剧老戏骨,生活由刘铁珊及街上的申良人牵头、组织和发动帮会以及当地的有钱人出钱维持他们的正常运转和日常生活,也就是把外来的戏班子养起来,民间称之为央冬班。
民国晚期,刘铁珊主持并培养的年轻川剧接班人培训地址就在周家花园,李大刚也在接受培训的人中。李大刚与匡永义一起在周家花园学川剧打击乐,开始以擂堂鼓入手,后入手司鼓(即坐统子)。两人学成后都很优秀,在郑场川剧界被称为铜对手。
解放后,川剧处于停滞状态。1962年,经济恢复,社会状况好转,遵义市组建川剧院,大部分人员都是郑场川剧界的骨干分子,去的有梁玉文、李天元、李俊清、玉灵芝、小金凤、周帮生、匡永义。
曾经有一段时间,川剧被视为四旧,没有人敢提。川剧后来发展成为样板戏,其缘由很少有人知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李大刚与付忠明到绥阳县文琴剧团拉了两箱子戏剧道具回郑场,老戏骨们的戏瘾特别大,但又不能演传统的川剧,但他们也有办法,匡永昌等人就把毛主席语录拿来编成川剧来唱。于是,绥阳县的各个乡镇也纷纷效仿,就这样,绥阳县的川剧也开始活跃起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四川人口多,出来谋生的人也不少,其中就不乏川剧艺人。这一时期来的有李俊清、杨玉文、玉灵芝等十余人。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川剧的科班出身,都是硬角色。后期来的有刘智益、丁彩云等。她们当时是从四川到湄潭县城,因无舞台条件,便只好在各茶馆唱川剧小曲谋生,这种方式称之为打荷叶。郑场人很洒脱,听说刘智益与丁彩云很有川剧表演才能,赶到湄潭把她们接到郑场。
郑场成立川剧团,第一任团长是王宗伦,地址在郑场镇公社联合诊所内。第二任团长为匡永昌,地址不变。匡永昌能打能唱,很有组织能力与协调能力,人称“匡团长”。在他的组织下,郑场的川剧一度出现了短暂的中兴时期。为了生活,郑场的川剧团便到附近的乡镇如茅坡、新舟、绿塘河、扬武场等地演出,轰动一时。
解放后郑场的川剧只维持了短暂的兴盛,1979年后,电影电视的逐渐普及把川剧推到了人们的视线边缘。随着老一辈的川剧艺人相继离世,当地川剧文化开始青黄不接。李大刚、罗秀华等人曾试图组织培养过一批川剧的接班人,但没有成功,皆半途而废。郑场的川剧自1996年至2017年这二十余年的时间几乎没有演出,显得格外沉寂。
2017年,川剧玩友鲁模去世,遵义市、新舟镇、绥阳县几处的川剧玩友为悼念鲁模组织打了一次围鼓,当时还有重庆的几个玩友也参加了。李大刚刚做完癌症手术,身体很虚弱,由其儿子搀扶前来参加了这次围鼓,这是李大刚生前的最后一次川剧司鼓。此次司鼓的人是新舟、绥阳、郑场的组合班子,几人都是新手,可以说这是李大刚一生以来指挥打得最差的一次围鼓了。李大刚到场后,询问打什么戏,有人说打《桂英打雁》,李大刚就说,还是打《战长沙》吧,可带来热闹的氛围。围鼓打了大概五十来分钟,下手配合很凌乱,但李大刚指挥得相当精彩,让过往行人大开眼界。围鼓声中只见一重庆老戏迷频频向遵义的那位统子匠点头示意,可见这是对李大刚司鼓的高度肯定。这次围鼓是郑场川剧的绝唱,也是李大刚川剧司鼓几十年来的最后绝唱,让人有莫名的惆怅与遗憾,也就此给郑场的川剧发展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2018年正月,李大刚不幸病逝,他生前为悼念玩友打围鼓几十上百场,然而在自己告别人间时却没有围鼓相送,这是多么令人感到遗憾!
郑场川剧百年来,从繁荣发展到衰落有着历史的必然,但作为一个曾经红火的民间文化,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未免令人扼腕叹息。
2017年,郑场川剧最后一次表演活动剪影。
郑场川剧司鼓匠李大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