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鸭池河畔茶店古城垣(上)

□文/图　李　峰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在历史的天空中，总是抹不去那段烽火岁月。然而历数百年沧桑，只留下“江山胜迹”之叹。

　　应贵州省纪实文学学会和清镇市新店镇政府之邀，笔者与清镇地方史志学者吴道兴、周玉祥先生一道，专程赴鸭池河畔新店镇茶店实地考察明末镇西卫赫声古城池及古隘之下的万人坟摩岩石刻。实地踏勘赫声古城垣遗址，聆听当地老人们述说茶店古城及街巷的过往兴衰，在历史的碎片中寻找那段烽火记忆。

“忠灵侠骨”万人坟

　　在茶店西北关口山岗之下古驿道旁的一块麻窝地叫“万人坟”，其后有一突起的岩石，镌刻有文字，由于数百年的风雨剥蚀，早已难以辨识。数年前，友人曾给我发过该摩岩石刻的视频，因而知道其风化程度严重，所以这次踏勘专门带上彩色粉笔及毛刷等识碑工具，并在街上人户家中借来楼梯以便攀爬。当日天公作美，艳阳高照，我们穿过油菜花林，到达摩崖之下。周玉祥攀梯用粉笔涂抹字面，再用毛刷清刷均净，其字迹就清晰地突现出来了。其摩崖顶端从右至左横排楷书“忠灵侠骨”四个大字，其书法厚重圆润，系双钩上石镌刻，额题字幅长1.6米，幅宽0.45米，距离地面2.5米。其下部为弧首碑形状，文字竖排，右书“崇祯二年十一月吉日”;中书大字为“楚偏阳陶弘谟勒”，在“陶弘谟”名字右边刻有“屈朝宣”三字，字体大小与“崇祯二年十一月吉日”书刻相同，其碑文均为双钩镌刻。此摩崖当地人称之为“万人坟碑记”。

　　欲知此摩崖石刻的来历，还得从明末的“平奢安”之役历史说起。明天启元年(1621)，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奢寅父子借援辽发动反抗明廷的军事叛乱。次年(1622)，与永宁奢氏素为姻亲的贵州宣慰使司同知、彝族首领安邦彦，挟贵州宣慰使安位响应反叛，率兵占云南沾益，掠贵州毕节、安顺，杀戮明廷官员及卫所将士，兵围省会贵阳十月之久，兵锋横扫川、滇、黔三省，爆发了震撼西南的“奢安叛乱”。明廷派右佥都御史王三善代李枟巡抚贵州，自湖广沅州率兵入黔，解贵阳之围，随即进兵水西腹地。天启四年(1624)，因缺粮草而退兵东撤，军至内庄(黔西县铧口山)，王三善误信诈降的水西汉将陈其愚(水西慕魁陈恩之子)，致“军中虚实贼无不知”。“至是遇贼，其愚纵辔冲三善坠马，三善知有变……拔刀自刎不殊，群贼拥之去，骂不屈，遂遇害”。明军副总兵秦明屏、中军参将王建中战殁，史称“内庄兵败”。东撤明军在“前有河(鸭池河)阻，后有贼(土司叛军)追”的危境之中，损失惨重。亲历此役的贵州前卫百户王士吉在《王氏家谱·序言》中作如是描述：“至天启辛酉科，抚部院李公橒主试，叨中武举。壬戌二月，正束装进京会试，即有安邦彦反叛，兵围贵阳，遂在城茹草守汛，昼夜堵防，至十二月围解，仅存予夫妇及长子德元。蒙两院会题：以耽饥而不出城，守死而能全节，城围时官兵绝粮，寻声捕影，杀人而食。予夫妇子母不遭屠戮，岂非天耶!及随抚院王公讳三善出师大方，官军乏食，师回阵败，逆贼追至鸭池。前有河阻，后有贼追，竟无船渡，束草为舟，半渡草散，命在几微。忽上流木至，若有神助，方得登岸，想亦善人之报欤!”天启六年(1626)三月，安邦彦率土司兵渡鸭池河，破明军营垒，总理川、湖、贵州提督土汉官兵总兵官鲁钦拔剑自刎，“诸营尽溃，贼势复张”。可想当年战争之惨烈。

　　清咸丰《安顺府志·地理志》记载：“鸭池河，《方舆纪要》云，在威清卫西北百里，与水西为界。天启初，王三善解会城之围，乘胜而进，一军屯陆广，向大方，一军屯鸭池，向安邦彦剿穴。贼纠其党攻陷陆广，乘胜赴鸭池。我师退屯威清，既而官军复振，贼堑鸭池以自守是也。”由于土司叛军声势浩大，双方互有胜负，战局处于胶着状态。明廷启用原四川布政使朱燮元总督云、桂、川、湖、广西军务兼贵州巡抚入黔平叛，采取剿抚并用手段，至崇祯三年(1630)三月安位献地受降，结束了“平奢安”之役。

　　“楚偏阳陶弘谟”其人，据清乾隆《镇远府志·乡贤》载：“陶洪谟，号启明，幼业儒，多智略，十七岁游庠有声。会安邦彦叛，投笔而起，上书巡抚王三善，署为守备，从师解贵阳之围。后战至大方，三善全军败没，公一军独全，监军奇之，委御六广，擒贼有功，林将军兆鼎带征铜江，设奇制胜，攻破黄柏大小山等硬寨，遂题准以游击管制副将事，驻防铜江一十三载，保障无虞。崇祯十四年钦点贵州总兵官，挂平蛮将军印，会世乱以不能事权相免归。大学士王应熊开府遵义，耳熟公名，罗致暮下，委以重任。公见王优柔无远略，卒辞不受，归家筑室江凯山中，自号四可居士。张先璧凶残嗜杀，戊子秋奔至偏城，因与公有旧，偏城赖以全活云。”地方志中的陶洪谟，即石刻中的陶弘谟其人。陶弘谟即今施秉县甘溪乡江凯村人。据清同治六年(1867)《陶氏宗谱》载：“始祖陶清，原籍安徽颍上，随沐英征滇遂留于黔，封赠怀远将军。三世陶源，永乐年间调偏桥卫指挥同知。四世陶贵，宣德元年(1426)调征安南。十二世陶弘谟，明季安邦彦叛，弘谟率军，屡征诸蛮，升贵阳总兵。后筑室江凯山中，自号四可居士。”

　　明季，施秉属湖广都司偏桥卫，为古楚地，陶弘谟生长于甘溪江凯山，地处于偏桥卫之阳(北部)，故有“楚偏阳”籍地之称。陶弘谟乃儒士投笔从军，亦有“勒石记功”之好。今江口县坝盘镇黄柏山“錾字岩”留有“大明崇祯元年，统通济营都司佥书偏桥陶弘谟荡平三山，勒石为记”摩崖石刻。

　　“万人坟碑记”摩崖中的屈朝宣其人地籍不详，在朱燮元《督黔疏草》等文献中，得知其在“平奢安”之役中为明军四川遵义守备、历官游击、参将，终至副总兵，在朱燮元的奏折中且有“久战积劳”之评。而陶弘谟则是总兵林兆鼎麾下的楚军都司佥书、游击，亦有“严律英猷”之誉。且清《崇祯长编》中载有：“崇祯三年(1630)十月‘叙征苗功，林兆鼎升都督同知，陶弘谟加游击’。”当年(崇祯二年1629)，屈在军中的职位比陶要高两级(屈为参将，陶为都司)。为什么屈朝宣之名书刻得比陶弘谟之名还小得多呢?这不合官军等级森严的规制，也许此“万人坟”中埋葬的还有屈朝宣部川军将士，二位将军又因战事调离斯地，不可能重新书刻，随后的“知情人”将屈朝宣之名补刻上去的，唯有此说才能释然。

　　明崇祯二年(1629)前后，屈朝宣、陶弘谟随朱燮元在鸭池河一线清剿水西叛军。朱燮元《督黔疏草·汇报各路功次疏》载：崇祯二年八月“本月初三日，据贵州防御麦城参将屈朝宣报称：奉令出师督率陈一龙、王国印、王应孝、郭起明等各督兵马径至大索桥二处，出师至河，天色黎明，贼营见我兵偶至，即吹角集众来敌。职令冲锋，官兵持枪迎诱上坡，铳弩齐发，当阵生擒一名、斩级二十颗;河渡上下，原设有把渡贼寨四处，官兵乘胜尽扫，各贼躲入箐中，夺获贼属牛马等情。”“本月初八日，副将商士杰、燕启周塘报：奉令督押四营官兵陶弘谟、卢吉兆、刘正宗，参将范邦雄、都司陈谦及各营官兵，于初六日到地名白崖，仍距贼穴四十余里，道路崎岖，箐大泥滑，暮夜直逼贼巢;时已天明，贼见官兵，即出迎敌，两相交战，官兵奋勇，彼贼势力不支，随即奔溃，连破数囤等情。又据副将商士杰报称：初六日师至白崖，遵奉本镇分布，职同张云鹏、陈谦、杨明表、任先觉、范邦雄、陶弘谟……各督所部兵马于初七日黎明，三路夹击，攻破白腊、牛场二宅吉囤，乘胜又攻破腊肚、腊勒、腊杵、虫蚁、垛漂、腊租、洛塔、沙纪、那地、腊孟、播武等处，逆寨一时焚剿无遗，各营擒斩贼级，通共二百二十五颗等情。”十一月“十六日，据将官张云鹏、陈谦、屈朝宣、金良田、陶弘谟、敖国祯、阎应吉塘报：十四日各选冲锋马步兵前往谷里路哨望，行至地名治革，突遇贼兵登高掌号，我兵只有埋伏，一面设伏以待，一面奋勇直上山顶，将掌号二贼斩首，夺获号头;正下山间，伏贼齐出，我兵敌杀鏖战，至午闯入阵中，各贼奔溃，乘胜追逐，通共斩级三十三颗，夺获器械，塘报到职，理合具报等情。”还有许多战事记载，恕不一一录出。

　　谚语云：“杀人三千，自损八百。”明军将士在鸭池河畔征剿土司叛军胜败胶着中亦有大量阵亡，只得就近集中掩埋，不可能葬棺营墓，当年似有“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之惨。为告慰这些战死他乡的孤魂，陶弘谟将军拾敛对河两岸明军阵亡尸骸而集中瘗之，并将陋就简勒石为记。据当地村民介绍，在20世纪60年代大集体深耕万人坟麻窝地时，曾挖出过许多人骨残骸，尸骨堆积起来有一人多高。

　　在鸭池河至乌江流域两岸，发现有明末战争留下有刻石记录的“万人坟”两处，一是开阳县楠木渡万历二十九年(1601)六月“明征播战亡士卒合塚坟”(又称万人坟)，前几年因修建构皮滩水电站被湖水淹没。此乃为仅存的一处“万人坟”遗迹，系明末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历史见证，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未完待续)

茶店万人坟碑记

茶店赫声古城南门及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