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孙可望在贵阳的秦王春梦

□厐思纯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关外的女真族大肆入侵，国内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王朝寿终正寝。紧随其后，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不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击败了李自成和南明弘光政权。清顺治三年(1646)，南明绍武政权继起，仅半年又覆亡。是年十月，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帝位，国号“永历”，史称“南明永历王朝”。

　　在李自成在北京建立大顺政权的同时，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清顺治三年(1646)，清廷派豪格和吴三桂率军进攻四川，企图消灭大西政权。在四川豪绅武装、明军残余势力的攻击下，张献忠放弃成都，北上发展。是年十二月，张献忠在川西遭清军伏击，中箭身亡。弥留之际，他意识到清兵席卷大河上下、大江南北，攸关中华民族的存亡，出于民族大义，他告诫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联明抗清”，共御外敌。

　　清顺治四年(1647)，孙可望等率大西军余部经川东，下重庆，进入南明王朝管辖的四川遵义地区及贵州省。南明督师王应熊见大西军来势汹汹，难以争锋，率残部逃往毕节。贵州总兵皮熊派副将杨吉率三千兵扼守乌江，企图阻遏大西军进军贵阳。当大西军强渡乌江、杨吉军溃败消息传到省城时，城中官员、百姓逃避一空。孙可望入城后，即“出示招抚百姓，十日后，百姓悉回”。

　　孙可望是一位权力欲望十分强烈、骄横跋扈的野心家，其心机重，善于玩弄权术。当其羽翼未丰之时，出于生存的考虑，他恪守张献忠 “归明抗清” 遗言，一面进军广西，以联合永历政权;一面攻占云南，企图重建大西政权，做一次“皇帝梦”。大西军占领云南后，孙可望自称平东王，不久，在部属拥立下，堂而皇之地成为“国主”，以干支纪年，并发行“兴朝通宝”的钱币。此举遭到李定国等军中实力人物的强烈不满，孙可望感到危机四伏，军心浮动。这时原云南副使杨畏之向其进言：劝其“归命”于永历政权，做一个“正大光明”的王，以洗雪“为贼”的“恶名”。孙可望觉得有理，便派杨畏之等赴肇庆向朱由榔“奉表称臣，请王封”。

　　孙可望请求“封王”之事在永历政权中引起了数月不休的争议，朝臣中不少人认为：“本朝无异姓封王者，三百年定制，不宜坏自今日。”孙可望在几番请封失败后，便自封“秦王”，于顺治七年(1650)秋再次率兵进入贵州。大西军攻占贵阳后，派军攻打遵义，击败了在乌江设防的明将王祥，一举攻占涪州(今涪陵区)，恰逢此时从湖南、广西和云南的几支南明军队向孙可望效忠，自此大西军声威大振。

　　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使贵州成为向外发展和抗击清军的基地，孙可望在政治、军事及民生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革除积弊，严惩贪官污吏，严明军纪，实行军垦屯田;优待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整修通往湘、桂、川要道，整顿驿站，在边境设立关卡，以利传报军情、调动军队和转运军需;严格保甲制度，防备清军奸细渗透;整修加固贵阳城墙，整理街衢桥道，并令民众植树门前，使之“冬夏常蔚然”。

　　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1651)，朱由榔迫于内忧外患，只好遣使带着敕封秦王的“金册”到贵阳。孙可望喜出望外，“远迎拜受”。受封后，孙可望在贵阳原明布政使署大造宫殿，增设文武百官，并令四川、云南、贵州的文武官员到贵阳“朝见”。当是时，孙可望志得意满，不可一世。

　　贵阳坐落于黔中腹地，群山环拥的盆地之中，自古以来，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有“滇楚的锁鈅，蜀粤的屏障”之称，是复岭四塞的西南要地。由于贵阳的地理环境重要，明王朝于永乐十一年(1413)在贵州建省。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贵阳成为了街市林立、商业繁荣、人文荟萃、活力洋溢的省会城市。

　　孙可望选定贵阳翠屏山原明布政使署所在地建造秦王宫。其认为：翠屏山乃省城血脉之所在;布政使署在翠屏山之阳，其地林木葱箐，百鸟争鸣，前滨玉带河(今称贯城河)，风景优美，是掌控贵阳，领袖全黔的理想之地。孙可望册封“秦王”后，下令拆掉布政使署，将其砖瓦木石作为新王府建造之用。然而工程浩大，用布政使署拆下的材料建造的王宫容不下这条“龙”，于是他又将城内的公廨、贡院、公所、寺庙拆掉，以备不时之需。与此同时，孙可望根据秦王建制，名正言顺地设立内阁六部九卿，俨然成了一个“小朝廷”。

　　永历五年(1651)十二月，清军逼近南宁，朱由榔西走，路遇孙可望派出的总兵高文贵等，向其表示“南宁不守，当走安隆(今安龙县)”的意愿。次年正月，朱由榔等到达广南，孙可望派员“迎驾”。是月二十三日，朱由榔等由广南出发，经过十多天的跋涉，最终到达贵州安隆，开始了永历政权在贵州长达四年的历史。

　　孙可望十分清楚，只要控制住朱由榔，就能号召大西军与明王朝的残存势力。于是他玩弄起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老把戏，首先将朱由榔“冷冻”在边远的安隆，使其“八方声息俱阻”，不能发挥重大影响;对于朱由榔进入安隆时随行的 “文武官员五十余人”，孙可望不屑与顾，认为这些残兵败将、逃亡之臣无多大能量与自己抗衡。对其而言，真正有威胁的是李定国。孙、李均是张献忠的主要将领和干儿子。孙居长，通文墨，有谋略，深得张献忠倚重;而李待人诚恳，深得军心，意见常与孙可望相左。孙因李手握重兵而只好暂时隐忍，但总是处心积虑地防备李。之后，李定国出师抗清，在湖南、广西连获胜利，孙可望对此极为嫉妒与反感。为了不使李定国成为自己今后窃取大位的障碍，孙可望不顾国家的利益，在李抗清取得重大胜利的关键时刻，突然命令其回师，并密令心腹冯双礼、关有才率军暗中紧随其后，伺机突袭。李定国洞悉其阴谋后，设伏击败冯、关所部。自此，李定国、孙可望公开决裂。

　　为了控制朱由榔，使之成为真正的傀儡，孙可望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分化离间朱由榔身边的大臣，一方面以权位拉拢近臣马吉翔、庞天寿，使之“谄附可望，谋逼上(朱由榔)‘禅让’”。孙可望急于取朱由榔而代之，而朱由榔想保住皇位，他寄望于李定国回师护驾。当朱由榔将想法告诉亲近大臣时，得到内阁大学士吴贞毓等人的支持，随之“密诏”李定国“入卫”。然而密谋被马吉翔侦知后，立即报告孙可望。永历八年(1654)三月，孙可望遣其将郑国至安龙，将吴贞毓等十八位朝臣逮捕下狱，然后逼朱由榔下诏杀害了他们。

　　“十八先生”被杀，加深了孙可望与李定国和南明政权的矛盾，大大削弱了大西军和南明政权的抗清力量。孙可望见矛盾难以调和，便准备到昆明称帝。是年六月，在一片“劝进”声中，孙可望决定称帝。然而老天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在其选定登基的那一个“良辰吉日”里，从辰至午，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更不可思议的是，为他所制的皇冠小了不能戴。孙可望恼怒失望之余，于是放弃在昆明称帝，再次返回贵阳。孙可望回到贵阳后，仍沉迷于称帝的美梦，不惜耗费巨资，大兴土木，把王府改成豪华的宫殿，并重修孔庙，为在贵阳称帝进行准备。

　　永历九年(1655)李定国兵败退守南宁。孙可望见其兵少势弱，急令关有才率四万大军进攻南宁，企图防堵李定国返回安龙。李定国得知关有才所部一路烧杀掳掠的情况后，日夜兼程抄到关部之后，突然发动攻击，致使关有才等仓皇而逃。李定国将关部整编后，立即奔赴安龙“护驾”。次年正月二十六日，李定国护送朱由榔一行从安龙出发，经新城(今兴仁县)、普安至云南曲靖，结束了永历政权在贵州的历史。

　　朱由榔安抵云南的消息，破坏了孙可望策划的“帝业”，由此他对李定国恨之入骨。永历十一年(1657)八月，孙可望命冯双礼守贵阳，亲率十四万大军进军云南。李定国与刘文秀率三万军队迎战强敌，两军战于曲靖之交水。交战中，孙军白文选、马维兴首先倒戈，其他将士纷纷效法。孙可望见大势已去，带着三百亲信仓皇脱逃。

　　孙可望逃回贵阳，惊魂未定，犹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惊惶失措，应对无策。冯双礼知其气数已尽，便谎报追兵逼近贵阳，并密令兵勇在城外鸣炮，表示敌军兵临城下。这时孙可望已顾不得是真是假，慌忙带着家眷和随扈仓皇逃出贵阳，直奔湖南长沙，投降清军主帅洪承畴。为了取得清廷的信任，孙可望不惜“以西南虚实告清”。清廷大喜，“封孙可望为‘义王’，以洪承畴为经略，率吴三桂等进攻云贵”。

　　永历十五年(1661)十二月初，吴三桂进军缅甸，重金贿赂缅王，缅方将流亡的朱由榔及皇太后、皇后、皇子等二十余人移交清军。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吴三桂将朱由榔父子缢死昆明。六月，正在猛腊患病的李定国闻知永历帝死讯，痛不欲生。临终，告诫其子与部将：“宁死荒徼，毋降!”至此，南明政权宣告结束，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新的篇章。

　　孙可望亦没有因投降清廷而飞黄腾达。在清廷眼中，孙可望不过是一位“乱臣贼子”，一枚对付永历政权的棋子，当其没有利用价值时，无异于废物。对孙可望而言，自己降清，有功于清廷，然而名曰“义王”，言论行动却受到严密监控。这种落差是他所不能承受的。遥想当年自己纵横天下，万夫簇拥，是何等的风光;而如今失去权力，被人弃如敝履，身家性命毫无保障。加之违背了“干爹”张献忠的遗训，背负着南明叛徒和民族罪人的骂名。想到这些，他惶惶不可终日，精神极度痛苦，在自责和悔恨的双重煎熬下，忧闷成疾，不治而死(一说游猎时被清兵射死)。

　　孙可望在贵阳精心建造的皇宫的命运如何?这无疑是读者关心的问题。据康熙《贵州通志》所载：“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859)十一月，修贡院，以伪王宫改。”换言之，清兵占领贵阳后，为了消除知识分子的敌对情绪，铲除南明的残余势力，便沿袭明代的科举制度，将孙可望的 “伪王宫”改为开科取士读书人应试的贡院。

　　江山依旧，往事已矣!如今漫步翠屏山前，只见高楼林立，车流如水，昔日孙可望准备“称帝”的宫阙早已化为烟云，一去无迹。正如辛弃疾《京口北固楼怀古》中所言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留给人们的只是无限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