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静数北斗　清夜殊未央

□张　蕾

　　今年清明，第一次没有按时去看望父亲，没有给他送花、上香，然后心里面装满了内疚。

　　人没有去，心下却是比哪个时候都更加的想念。父亲离开整整25年，25年的时间，足以让婴儿成长为青春昂扬的姑娘小伙，也足以把一颗敏感懵懂的心磨砺得更加的粗糙或坚强。其实，在父亲冥诞的那天，去岁的12月18 日，就想为他，为这个一生正直而充满了情怀的男人写一些文字，我想让了解父亲的那些人知道，也想让父亲知道。

　　父亲离开的时候59岁，还未退休，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是我陪着父亲去的医院，给他看病的是同学的父亲，一个医术颇深的主任医师，至今还记得，医生的脸色越来越不好，表情逐渐沉重下来。最后递给我的诊断结果是用英文写的“cancer”，偏偏我看得懂这个词的意思。泪水霎时滚落，将诊断书打湿，当时27岁的我，太年轻了，实在不足以承担这份意外的痛。全家我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从医院出来，看着走在我前面的父亲，依然清瘦，但步履还是坚定的呀;他仅仅是最近胃不太舒服、饮食不太好呀，但诊断书是“胃癌晚期”。父亲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掉泪，无声地掉泪，不知道怎么办，不敢和他说实情，平生第一次体会到“无助”。父亲认为是我走得慢，便在前方的车边停下来等我上车，一辆红色的桑塔纳，父亲喜欢红色，所以在单位给他配车时，他专门选了红色。据说，喜欢红色的人，都是性情开朗热爱生活的。之后，住院、手术、化疗……每一个过程都是无比地折磨，我们自始至终没有告知父亲实情，医生也和我们保持一致，父亲也没有问，大家似乎都在保持着一份默契。在手术后的一段时间，他恢复得很好，面色还泛起了红光。时间已经进入了深秋，窗外的银杏树一片金黄，暖暖的。天气好的时候，我们还在银杏树下散步，想借这“公孙树”的福气。一次，父亲手剥柚子，柚子的皮很厚，但父亲坚持用手剥，说是要锻炼锻炼手劲。那段能够下床的时间，父亲还坚持在病房走路，像初生婴儿一样的学走路，一步又一步，他是在向病魔抗争。谁想到，手术后这段短短的恢复期，竟是父亲余生里最轻松难得的时间，再往后就是化疗，到今天，现在，我都不愿用文字去回忆再记起……从生病诊断，到离开，三个月的时间，父亲走了，此一去，无归期。

　　每每看见其他老人安度晚年的场景，心中免不了会生起些感慨。父亲59年的一生，实在是不长，却是充满了故事——孩提时代从日寇的刺刀下，由奶奶护着从南京一路到桂林，在那样战乱的年代，居然找到了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在桂林短暂的几年后，辗转至贵阳，后上“革大”参加土改。几年前我出差贵定，贵定县委的办公楼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用到现在，传统的民国建筑，我走进其中一个房间，幻想或许这就是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地方，这扇门这扇窗，或许都留有他的指纹。听父亲讲过他在“革大”学习结束后，原本是分配在省委工作，等待分配时的一天，一位大姐找到父亲，表明了因为种种原因和面临的困难想留在贵阳，希望能和父亲换换工作地点。父亲当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又无家室拖累，便答应了。就这样父亲到了当时的贵定地委工作，1956年5月，贵定专区与安顺专区合并，父亲就这样到了安顺，并且长久地留了下来，从此这个异乡人，“直把他乡作故乡”。

　　在我们的家庭相册里，有几张是极其珍贵的，印象尤深的是一张近一米长的长卷，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业余创作积极分子的集体合影，人很多，密密麻麻，父亲在相片靠左后排的一个位置，露出了一个头，这张相片，是他一生的荣誉。小时候，我们会趁大人不在家，偷偷向小伙伴炫耀。可惜搬了几次家后，这张相片不知压到哪个箱底去了。父亲最后一次离开安顺的机会，是在我大学刚毕业后不久，这次要去的是南京的一所高校，言谈间还说要我也一起去。叶落归根，他终是想回到故乡去。只可惜那时候户籍制度的限制是比较严格，或许还有其他我未知的原因，终是没办成。父亲人到中年，一生勤奋，每每出差，不管多远，哪怕是去北京上海出差，背回来的都是一大包书，搬了几次家，真正的应了那句话“孔夫子搬家——尽是书”。在这样的浓厚氛围下，小学四五年级的我似懂非懂地翻完了繁体竖版的《石头记》，初中时囫囵吞枣地看完了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因为那些书就躺在书架上日日与我们相伴。今天我必须感谢父亲所给予的这份难得的家庭教育，所以说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很有道理。只是我很惭愧，自己做得并不好，想成为名家大师的想法只能画句号了，但知书而识礼，进而充盈自己的内心，却是做得到的。

　　人到中年，时而会有些疲惫涌上来，也会有些委屈无以诉说。今天在朋友圈转发了几句话，获赞无数，“世间最难得的，并非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而是有人懂得你的欲言又止。”中年人的心境可见一斑，有同感的很多，其中一位回我，“千年都难遇，高山流水只是一种传说，如若遇上，那一定是美妙无比，或许只有平行宇宙中的另一个我才懂得吧!”中年，爬坡上坎，是人生最累的时刻。想父亲的中年，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欲言又止?曾经，家中每晚往往高朋满座，其中应该是有父亲一二知音的。父亲做人过真过刚，正如他去世后父执戴明贤先生为父亲写的纪念文章中所言，“刚则易折”。他清瘦文弱的外表下，其实是一份少有的刚强。父亲一生爱憎分明，充满了理想与正义、责任与担当，再加上年轻时的激情，处事而少折中，入仕而少圆润，终是他的写照。其实，无论哪个时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历史大潮，不过是沧海一粟，都是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裹挟着滚滚前行，但求扪心自问时，可以无愧。父亲也正因这样的真性情，才交下了许多真朋友，这些朋友中，有官员、学者、工人，还有农民。其中西秀区东屯乡的富发哥一家，到今天仍时时来往，去年秋天新米出来后，还专门给母亲送了过来。富发哥是父亲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工作队队长下乡时交往的一户农民的儿子。记忆最深的是父亲曾在这里带着大家修水渠、建沼气池，父亲到新华书店买了许多关于沼气的书，由此我对只需轻松点火就能够烧菜做饭充满了憧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电脑尤其是笔记本电脑的使用，并不广泛。父亲那时已经年过50，对电脑却是兴趣盎然。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是父亲的老朋友，一次到安顺专程去拜祭了父亲，还留了影，去年钱教授为《安顺城记》一书的出版到安顺，历数过去的老朋友魂兮归来，提及了父亲。在父亲一生中，司伯伯是不得不提及的，他二人是当年贵定专区的同事，一辈子相知相携。司伯伯是一个高大的山东大汉，浓浓的眉毛是他的典型特征。上世纪六十年代，司伯伯不堪当时派系之间的争斗，从他当时工作的兴义专区到安顺避难，藏身于我外婆家。有一次，背井离乡的司伯伯有了轻生的念头，将手触向电源，幸亏被父亲及时发现制止，并大声呵斥……多年后司伯伯调任省某银行领导，离休后去了重庆。最后一次见司伯伯，是在父亲的病房，那天我刚好也在。他是从别人处知道了父亲的病情，见面后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什么话都没有说，司伯伯的泪水先滚了下来，父亲的双眼也红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两个成年男人面对面的无声流泪，也是我唯一一次看见父亲流泪。再后来，父亲出殡的那天，他坚决地要为父亲抬棺，送老朋友最后一程，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父亲早年间也喜好文学，他是省作协会员，结交了大批文友，印象中和蹇先艾、叶辛、何世光等都有往来，上世纪八十年代还陪王蒙去参观安顺文庙。父亲年轻时也发表了些作品，但他没有对我们提起过，是许多年以后，和他当年的老朋友聊天，才陆续了解一些。之后，父亲转向，或许他认为经世济民才更为贴近，舞文弄墨终是飘了些。父亲一生在多岗位历练，但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都是倾心投入、带着思考去工作，不是简单的满足于完成一件事。在审计部门工作时，他结合实际工作写了一组离任审计文章，很有价值。去世时，当时的国家审计署领导还发来了唁电，地方组织上给了他“不唯书、不唯上”的评价。几年前，我去拜见贵州省原省长王朝文，老领导精神矍铄、状态挺好，闲聊中听闻父亲已经辞世，他十分惊讶，感叹走早了。

　　自己大学学的是哲学，便禁不住想，按照物质不灭定理，人死后应是以另一种物质形式存在。或许，我的这篇文字，你看到，也听到了，会不会泛起会心的笑，像从前一样。从事文字工作30余年，写了很多字，编了很多稿，但写父亲的只有两篇，之前是父亲离世后不久写的《我的未来你放心吗》，这篇文章由李晓先生编发在当时的“广播电视报”上，当年是手写稿，原稿也未能留存，就这样丢失了，再就是此文。如果父亲仍在，或许你懂得我的欲言又止，或许你对我的欲言又止不以为然，但我们可以“相与析”，因为中国自古而来的读书人中，既有苏东坡，也有陶渊明;既有王阳明，也有曾国藩……如此“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却是一份别样的人生乐趣。

　　今晚窗外雨霖霖，借以此文抒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