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鼎罐饭

□罗国炳

　　清明节回老家祭祖，挂完青在堂哥家吃晚饭，完了回自家老屋。

　　老屋很久没有去了，平时就锁在那里，只有每年的清明节，或者村子里的亲友有什么喜事，需要回来，才到老屋住上一两晚。睡前照例又用大鼎罐烧水洗脸洗脚，在泡脚的那会儿，看着火炉里的鼎罐，童年时代在屋里来回穿梭的忙碌身影又浮现眼前，仿佛又听到母亲收工回来时“浓阿”，叫我乳名的声音。

　　从小生长在农村，在那样的年代，农村的孩子总是很辛苦，何况父亲是铁路工人，常年奔波在外，我是长子，十一二岁就开始替母亲分担家务了。而那些家务中，煮饭炒菜就是基本任务。说到煮饭，就自然要说到鼎罐。也许有人说，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煮饭?但用鼎罐煮饭看似简单，其实绝对是一门技术活。当时不像现在，不管城市农村，煮饭用电饭煲，炒菜有电磁锅，一日三餐都用上了电器和清洁能源。现在的很多小孩，业余时间就只知道看电脑玩手机，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而当时的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条件。

　　我老家农村的房子都是堂屋与伙房在二楼，伙房中间一个四方形火炉，正中放一个三脚铁撑架，侗话叫“杠就”，专门用作煮饭炒菜，我家也是如此。每天放学回到家，我的第一要务就是煮饭。先在火炉生火，然后把鼎罐洗干净，根据当天吃饭人数的多少来确定淘米的数量，用水的多少。当淘洗的米与水放入鼎罐后，再把它放到撑架上，并坐在一旁慢慢调整火力。开始，要将火烧旺，用猛火让鼎罐里的水烧开。煮开后又及时把盖子揭出一条缝，以免米汤外溢，并适当调小火力，让米粒与滚开的水在鼎罐里相互融合，反复滚沸，并适时将锅盖取下，用饭橇棒在鼎罐里搅拌，不使其糊锅底。大约十几分钟，米粒基本炸开烂熟，米汤半干，这时就把鼎罐盖好，从炉架上端下，放在炉边用文火烘焙。烘焙需要较长时间，更需要耐心与火候。火大容易烧糊，火小则容易夹生。焙烘时要适时转动鼎罐，把整个鼎罐的四周都烘过一遍。当整个鼎罐四面全部烘焙结束，香甜的饭香就弥漫开来，充满了房间，飘散到村巷里去。那样的香味，给人一种难得的温馨。这时，如果母亲还没收工回家，离吃饭时间还早，就把鼎罐稍微往火炉边上移动，保证吃饭时米饭的温度。如果马上就要开饭，就把鼎罐端离火炉，揭开盖子，确保米饭的温度能正常入口。

　　鼎罐是一个半球形，用铁铸成，中间有一道突起的“箍”线，沿线有四个对称的小铁片，那是鼎罐的“耳朵”，是端鼎罐的着力点。盖子呈扁平，有一个手柄，方便拿捏。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个大小不一的鼎罐，其中一个常年盛满水放在火炉边，是作烧热水用，相当于现在的热水器，而其他鼎罐，一般都用作煮饭。鼎罐如果烧坏了，也不着急，补锅匠会不定时到各个村寨 “补锅啦，补锅啦” 地吆喝，破漏了的鼎罐拿去修补后，又可以接着继续用。

　　鼎罐煮饭有苦也有乐，最苦的是在大热天时。记得那时因为农忙，母亲没时间去远处砍柴，就在寨子周边砍些杉树枝丫，这种柴不经烧，有的又没干透，烧起来时常搞得整个房间乌烟瘴气，还不能按时将饭煮熟，尤其把握不好就很容易出现夹生饭。有时母亲收工回家看到这种情景，就骂我不中用，受了委屈的我，只好转到暗处悄悄抹眼泪。当然，还有比挨骂更惨的。当时我家人口多，口粮田少，到了青黄不接时，只好找一些红苕、洋芋之类的杂粮来蒸煮。在那个缺乏油水的年份，吃杂粮的味道，与现在为了营养搭配而补充的杂粮，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过到了秋天，稻谷收割进仓后，母亲就有时间去远处深山砍那些较硬的柴了。如麻栗或青冈之类，砍下之后先晾一段时间，干了再扛回家，或者干脆烧几窑炭。到了冬天，这些备好的干柴，坚硬、扎实、干得透，烧起来火力有劲道，烟雾少，围在火炉边煮饭，既暖和舒服又省时快捷。我有时会舀一碗米汤，放点白糖，搅拌一阵之后和弟妹们一起慢慢共享，口感极好，喝下去胃暖暖的，大家都开心地笑成一团，别提有多惬意。尤其过年时，就更加奢侈了。烧火柴都是好柴，有时甚至直接用炭煮饭，火力非常稳定。而为了体现待客的热情，煮的米饭配水不多，米饭显得非常坚实细腻，软糯醇厚，喷香可口。当四方桌架上火炉，香喷喷的饭菜端上桌来，看着比往日里丰盛的菜肴，口水在嘴里来回吞咽着，大家围着火炉吃饭喝酒，那种其乐融融的情景，令人难忘，更使人感到生活的美好。如果铲出一块黄灿灿的锅巴来，蘸一些油汤送进嘴里，那种又香又脆的感觉，别提有多舒服。

　　后来，我离开村子到县城读书，煮饭的活就交给弟妹们“接班”。而我吃鼎罐饭的机会也逐渐减少，只有假期时回到家，才又可以重温那种感觉。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弟妹们也早成家立业，离开了老屋，父亲在前几年离开了我们，母亲也进城和我们住在一起，这些鼎罐便完成了它们的使命，静静地待在角落里，变成了摆件。看着它们，心里既感到温暖，又感到莫名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