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入黔引种史记

□文/图 张永文

　　红薯，又叫番薯、甘薯、红苕等。它最早产于美洲中部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它最早传进中国是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当时，在吕宋(现菲律宾)做生意的福建福州长乐人陈振龙同其子陈经纶，见当地种植一种叫“甘薯”的块根作物，块根“大如拳，皮色朱红，心脆多汁，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想到家乡福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粮食不足，于是陈振龙决心把甘薯引进中国。1593年菲律宾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视甘薯为奇货，禁令不准出境。陈振龙经过精心谋划，“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并在绳外面涂抹污泥，于当年初夏，巧妙躲过殖民者关卡的检查，始得渡海，经七天航行，于农历五月下旬回到福建家乡试种。甘薯因来自域外，因而称之“番薯”，后来国人又称为“红薯”。陈氏引进番薯之事，明末科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史学家谈迁的《枣林杂俎》等均有论及。因此，陈振龙被誉为中国的“甘薯之父”，清代福州人在乌石山修建“先薯亭”以示纪念。

　　红薯传入中国后，即显示出其适应力强及产量高的优良特点，“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加之“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故能很快向内地传播。十七世纪初，江南水患严重，五谷不收，饥民流离。当时，徐光启因父丧正居住在上海家中，他得知福建等地种植的红薯是救荒的好作物，便自福建引种到上海，随之向江苏传播，收成颇佳。后来陈振龙的子孙又把红薯引种到浙江、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竞相种植，在华北地区便很快推广开来。

　　清乾隆时期，在不少地方官员的提倡栽种下，红薯很快在全国广为传种，并成为仅次于稻谷、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贵州则是在乾隆十五年(1750)左右引种红薯，先是由广东、广西通过航运传入黎平府古州厅(今榕江县)、下江厅(今从江县部分)、永从县(今黎平、从江县部分)一带，然后再由官方在府郡乃至全省推广。据乾隆十七年《开泰县志》记载：“红薯出海上，粤西船通古州，带有此种。训导陈欲兴此也，详悉禀藩宪温，道宪朱，通行贵州一十二府。前升县李遵行，出示劝民广种在案。”由此可见，黎平府是贵州省最先引种红薯的地方，因当时位于都枊江流域的古州、下江、永从与两广通水运，是通过船只将红薯种带来先试种的。时任黎平府开泰县(今黎平县部分)的儒学训导、贵筑人陈文政发现后，向贵州布政使温福呈报建议在黔省推广种植，并拟写《红薯之利民通禀》在全省发布劝民广种，写道：“甘薯有十二胜。收入甚多，一也;白色味甘，二也;补益脾胃，三也;遍地传生，今岁一茎，次年可种数十亩，四也;枝叶附地，随节生根，风雹不能损，以土复藤，虫不能食，五也;可当米谷，六也;可充笾豆，七也;可酿酒，八也;磨粉作饼饵味甜，胜用糖蜜，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无多，其性耐旱，久旱亦易浇灌，十一也;春耕夏收，夏种秋收，止须壅土，不用锄耕，不妨农工，十二也;愚更益之曰，薯叶可作菜食，十三也;余藤晒干，可喂养牲畜，十四也。”于是在官方的推动下，贵州的十二个府遂全面推广种植。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所作的《黔南识略》记载：“松桃直隶厅乡民勤俭力田之外，栽桐、茶诸树及种包谷、番薯等物，男女共之。” “兴义府高山陡岩，宜种包谷，平地处宜种红薯。”

　　但红薯在贵州推广种植也遇上些难题，由于贵州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使其出现“藏种之难，一惧湿，一惧冻。入土不冻而湿，不入土不湿而冻”等问题，后来通过摸索，总结出了因地制宜的办法。光绪十七年《黎平府志》记载有：(一)树艺之法。种薯宜高地沙地，起脊尺余，种在脊上，遇旱可汲井浇灌。即遇涝年，若水退在七月中，气候既不及萟五谷即可剪藤种薯。至于蝗蝻为害草木荡尽，惟薯根在地，荐食不及，纵令茎叶皆尽，尚能发生。若蝗信到时，急令人发土遍壅，蝗去之后，滋生更易。是天灾物害，皆不能为之损，人家凡有隙地，但只数尺，仰见天日，便可种得石许，此救荒第一义也。须岁前深耕，以大粪壅之，春分后下种，若地非沙土，先用柴灰或牛马粪和土中，使土脉散缓，与沙土同，庶可行根，耕要极深，将薯根每段截三四寸长，覆土深半寸许，每株相去纵七八尺，横二三尺，俟蔓生既盛，苗长一丈，留二尺作老根，余剪三叶为一段插入土中，每栽苗相去一尺，大约二分，入土一分，在外即又生薯，随长随剪，随种随生，蔓延与原种者不异。凡栽须顺栽，若倒栽则不生节，在土上即生枝，在土下则生卵，约各节生根，即从其连缀处断之，令各成根苗每节可得卵三五枚。(二)藏种之法。九月间掘薯卵捡近根先生者，勿令损伤，用软草包裹，挂通风处阴干。一法于八月中捡近根老藤剪七八寸长，每七八根作一小束耕地作畦，将藤束栽畦内，如栽韭法。过月余，每条下生小卵如蒜头状。冬月畏寒，稍用草盖复至来春分种，若老条原卵在土中无不坏烂。一法七八月取老藤种入木桶或磁瓦器中，至霜降前，置草篅中，以稻糠置向阳近火处，至春分后依前法种。(三)收蔓之法。枝节已遍地不能容者，即为游藤，宜剪去之，及掘根时卷去藤蔓，俱可饲牛羊猪，或晒干冬月喂，皆能令肥瞃。地污下者不宣薯，若高仰之地，平时种蓝种豆者易，以种薯有数倍之获焉。倘虑天旱，则此种亩收数十石，数口之家只种一亩，纵灾甚而汲井灌溉，一至成熟终岁足食，又何不可。(四)制用之法。可生食，可蒸食，可煮食，可煨食，可切米晒干收作粥饭，可晒干磨粉作饼饵，其粉可作粳子，可造酒，但忌于醋同用。在陈文政的发起下，清代在位于黔省边陲、最先引种红薯之地的黎平府，对红薯的推广种植技术和食用方法已广泛普及到百姓之中，开创了黔省的先河。

　　陈文政看到贵州引种红薯成功，十分高兴，写了一首《红薯》诗：海上曾闻号薯粮，律携寒谷别储荒。蔓菁饶种呼诸葛，薏苡空流到夜郎。径尺光莹琥珀枕，盈仓味夺狻猊糖。鳣堂逢暇传耕诀，又见笠簑列两行。表达了红薯入黔引种的艰辛历程和成功喜悦。红薯从清乾隆年初落户贵州，扩大了黔省农作物的种类，解决了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突出问题，丰富了黔地民众的物质生活，对推动贵州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贵州出产的红薯